。故今年之大庆祝，理宜展缓……现在国立八校，以经费无着，事将关门；本校虽赖教职同人，困苦维持，而来日大艰，正自难言。故不特无举大庆祝之经济能力，实亦无庆祝之可言。”
作为代校长，值此全校同乐、皆大欢喜之时，不得不给学生泼冷水，实在是校长脸上无光之事。蒋梦麟处境之困窘，可想而知。
1923年北大开学典礼，蒋梦麟讲话说：“学校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之下，竟能如期开学，是同人精神奋斗的结果。至于物质方面，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政府里积欠了我们8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里还垫出了17万余。两项共计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因为经费有限，招生人数大大削减，1923年报考北大的近3000人，最后只招了160余人。外界对北大也有各种责难。有人竟谣传要放火点了北大第一院，为防备起见，蒋梦麟决定把行政各机关移到易于防范的第二院去。
1923年11月蒋梦麟给胡适写信说：“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分厌倦。教育部无人负责，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师教育事务，我首当其冲，简直是大学校长而兼教育总长。我现在买了一架汽车，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车）有仇。”
万般无奈情况下，蒋梦麟也没有当逃兵，而是想方设法维持，“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它中断。”
其实这一决心在蒋梦麟1919初入北大时就已下定了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21日（按：指1919年7月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人应该做的事。”后来他给胡适的信中也发出类似的感叹，“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饥饿的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我昨晚一夜睡不着觉……到了这时候，我已失去自由，只好被人宰割罢了。”
蒋梦麟之所以能献身北大，其中原因很多，如他是搞教育出身的、北大诸多朋友的关系、蔡元培的厚爱等，而更为关键的恐怕是北大校风传统与他的教育思想契合。他热爱北大，热爱北大的青年，愿意为他们奋斗，同时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初到北大，他对朋友说：“（北大）教职员方面，精神一致，都天天兴高采烈地做事……学生方面更不必说了，这班青年，个个是很可爱的。并不是说空话，我实在爱他们。他们对我说，此后他们要一心尽瘁学术，定要把这个北大变成中国文化最高中心；这般青年的眼光，是很远的。我有一句话，要给在上海的诸位先生讲，北大学生是全体一个精神的，并没有分迎甲迎乙的派别。”热爱北大学子之心，溢于言表。正因为爱北大之深，发展北大之切，所以要和干涉、破坏教育的北洋政府斗争。在罢免彭允彝、五卅学潮、三？一八惨案中，蒋梦麟均代表北大出面周旋应对，最后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不得不躲藏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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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问不及办事高明的“北大功狗”
20世纪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勉力将代校长时期和任总务长时期的发展学校愿望逐渐落实。抗战初期，他为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奔走，不以为苦。西南联大在昆明安定后，蒋为常委之一，虽不常在昆明，为联大及北大之事思虑，实未尝稍歇。在联大这种三校合办情况下，蒋自认与实现其教育理想有距离，因而也有苦闷。他1943年写信对胡适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即王世杰）、孟真（即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大事。我说：‘不管者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蒋对联大现状不满，是特殊情形下的思想，因为他认为教育需要好的环境。他曾说过：“教训青年的地方，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景内，不在臭虫跳蚤的囹圄内。”所以他把北大的发展寄托于抗战的胜利，并老早地在1942年就酝酿战后北大的办学方针。1943年1月在给胡适的信中，他和盘托出了将来北大办学的设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方针：以北大之向来一贯政策，并蔡先生治学立身之精神为基础，战后在北平创立一文史与自然科学之中心，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而尤以文史为中心之中心；
二、外国文：凡学生无论习何科，必通一外国语，而习国文者尤所必备……
三、群性、个性均加以适当之训练；
四、学科程度当加以严格之训练，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
五、请美国大学在北大设讲座，并准派学生数人留学美国大学，而给以奖学金（Scholarship）……
从这个既继承北大固有历史，又企图补北大以前之失的设想，可见蒋对北大发展，见地之深远，心情之迫切。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的某些人对蒋梦麟的评价很是苛刻，对于他请回胡适、制定北大规章、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与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反对学生运动等，多有指责，认为他抛弃了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行了国民党的教育方针，压制学生爱国运动，是个圆滑的政客，口头标榜民主而实际在北大推行专制统治等。如果我们抛开有色眼镜，平心而论，这样的评价实在有失偏颇。首先的问题是，在那个时代要不要教育？回答当然是要。既然是要，便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去奢谈教育。蒋梦麟与蔡元培同样热爱北京大学，他曾说过“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北大建成为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他还在北大31周年纪念时题词写道：“你是青年的慈母，我祝你永远健康生存。”他不是一个政客，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刘哲之流一样把北大作为做官的资本去瞎折腾，他只不过在处理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中，采取了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相反的态度。对于北大来说，合作也许更利于它的存在。而且蒋梦麟至少还没有把北大变成培养国民党党棍的工具，这就够了。对于学生运动，从蔡元培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看来，在那个时代，救国对学生和校长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在救国问题上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责任有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革命没有胜利之前还要培养一些科学文化人才，那么，在校言校，在教育言教育，有时分析问题还不能不如此。至于利用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庚子赔款”，我们就把他当作与张伯苓接受军阀捐款办教育一样，“鲜花也要臭大粪浇啊！”
让我们再来看看蒋梦麟的另一面。
日常生活中的蒋梦麟，十分风趣幽默，就是在极艰苦的时候他也会时常谈笑风生。初到北大时因为与陈独秀气味极相投，他常对陈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蒋梦麟是秀才，陈独秀也是秀才。清朝时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这一种便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蒋梦麟老实回答。
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就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蒋梦麟与傅斯年、胡适均是好友，可谓无话不谈。傅口才极佳，谈话时忽而中文，忽而英文，庄谐杂出。有时讲的太多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孟真（傅字孟真），你说的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斯年一面笑，一面也就停止了。因是老朋友，向来如此。傅、蒋二人在一起好辩论，有两次，蒋梦麟辩论不过，急得举起手杖来要打他，傅一面后退，一面大笑。
1950年12月17日，北大52周年纪念时，傅斯年演讲说蒋梦麟学问比不上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下台后，蒋梦麟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说完，蒋笑着溜走了。这真是知人论事的妙喻。
第三章 概述
北京大学从懵懂少年到青春焕发，享誉全国以至于全球，应该说主要得益于三件事：其一即前述蔡元培掌校并进行的改革，使北大在教育领域做了改革先锋；其二即本章所述新文化运动，北大在思想文化领域打了头阵；其三即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北大当了救国运动总司令。这三件事先后蝉联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北大的新形象和新精神。三件事中，新文化运动上乘蔡元培改革之东风，高扬旗帜，破浪前行，下启五四运动之先声，并为其做好了思想和生力军的准备。运动中，蔡元培先生所聘来的那些“大腕”们，几乎个个都是赤膊上阵，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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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一枝独秀”（1）
前述蔡元培履任到京后，先去访问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况，并征求文科学长人选。汤尔和极力推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也以陈独秀来回答蔡元培的征询。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芜湖编辑“安徽白话报”，1903年他曾参加拒俄运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首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于1916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干将之一，后曾参与发起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等要职，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蔡元培本来就与陈独秀打过交道，陈独秀之坚毅力和责任心给蔡元培留下了一种难忘的印象。蔡元培对陈独秀求贤若渴，真有点儿像三顾茅庐，自从1916年12月26日第一次访晤陈独秀后，以后又多次往访，有一段时间甚至差不多天天要去看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有个小毛病，爱睡懒觉。有时蔡元培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蔡元培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他，只拿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这便又有点儿像程门立雪了。以至后来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原放都觉得过意不去，劝陈独秀以后晚上早睡，早上起来早些才好。陈独秀开始不想就任北大教职，以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并推荐胡适为文科学长。蔡元培便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学校里来办，陈独秀这才慨然应允。正是蔡元培的识才礼才，才使得恃才傲物的陈独秀能与之精诚合作，为北大的改革创新立下汗马功劳。
陈独秀对于北大革新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不亚于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起始标志，但真正发生全国性影响，则是在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迁往北京之后。正如时人所说，“新文化运动起源于上海而成就于北京。”
陈独秀带给北大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份刊物、一种锐气、一股革新精神。正是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在北大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吞天沃日的大波澜。
早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上，陈独秀就发表了宣言书式的《敬告青年》一文，以“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相号召。在该文开篇，作者就痛切地指出：“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youngwhilegrowing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陈独秀“一枝独秀”（2）
该文的主体部分，作者从6个方面对自觉和奋斗做了精到的阐释：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曰“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曰“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关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关于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他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传？’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关于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他说：“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按：即泰戈尔，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关于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他说：“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