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传奇的是，在九江学习了15年，他一次没回过沛郡。到王莽篡位的时候，他觉得以学问出仕已没什么意义，就回到原籍。可是，桓荣回乡不久就接到恩师朱普逝世的消息，于是再返九江，赴丧。不知是贫穷而无返回的路费，还是他太留恋九江，他干脆就不再回乡而是留在九江教学。不多时，弟子就有了好几百位。
能教好几百位弟子，经济收入不再是问题。但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王莽政治失败，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当然会影响教学秩序，桓荣就带着弟子并携带经书跑到山谷中去授课。再后来，他就转回江淮之间，仍以教学为生。
在他的弟子中有一位豫章（今南昌）人，叫何汤，被朝廷选中向刚被立为皇太子的刘庄教授《尚书》。由于何汤的教学成果显著，刘秀自然会问到他的老师，于是桓荣就被皇帝召见。
刘秀通过与桓荣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面对60多岁的桓荣说：“得生几晚！”时值国家研究《欧阳尚书》的博士缺位，刘秀则当即任命桓荣。桓荣十分谦虚，乃推荐了自己的两位同学彭闳与皋弘。由此，在皇太子刘庄身边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欧阳尚书》的小集团。
由以桓荣为首的这个小集团指导刘庄的学习，造就刘庄的皇帝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就成为必然之事。
刘庄在即位两年后（正式使用自己的年号1年3个月后），亲临国家大学，举行儒家盛大的射礼；7个月后（永平二年冬十月，公元59年），再次光临辟雍，举行敬老大礼。这个大礼的核心是敬事“三老五更”。
所谓三老，是县乡两级负责教化的官员的称谓，由50岁以上的长者担任。战国时即有此官职。所谓五更，是指原在国家公职上退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年人，也负有民间教化的责任。按着西汉已经成为儒家典籍的《孝经纬？援神契》① 说法，“天子尊咸三老，兄事五更”；按此之后成书的文献《白虎通义》①的说法，“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有何？欲陈孝弟之德也”。
刘庄在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十分客气地说“眇眇小子，属当圣业”，可谓谦虚之至。接着他表明了尊重三老五更的明确观念：“三老李躬②，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桓）荣关内侯，食邑五千户。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还有，让各地官员抚恤孤儿与老人，以表达皇帝仁怀天下的意思。
这是汉刘第二帝国的一次政治盛会，引来了数万观众。这些观众不受身份限制，有官员，有富绅，也有平头百姓，整个现场也没采取特殊的警卫措施。观众们可以站在辟雍四门的护城河桥头上往里观看，那时的桥看起来十分坚固，如此之多的人站在桥上，竟没发生坍塌事故。虽然是替古人担忧，现在想来总也后怕，若是发生了坍桥事故，一场盛大的典礼不就变成了国家丑闻吗？
整个养老礼的高潮环节不是刘庄发表政治演讲，而是以皇帝带头，对其师傅即现称五更老人的桓荣进行学术提问。问题当然是疑难类的，并且绝对不会提前准备台词或答案。在皇帝提问之后，其他专家学者也向桓荣发问，而后桓荣一一解答。
在这场盛大的学术与权力组合的演出之后，刘庄又为功臣的子孙和樊③ 阴郭马四姓外戚及皇族的远支族人设立了专门的贵族学校，并且首都的中下层官员即所谓“自期门羽林之士”，必须基本上背过与理解《孝经》的内容。
明帝刘庄推行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的效果，连匈奴的领导人们都派遣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化。这标志着一个文化超级大国的正式形成。
汉刘第二帝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继续推行文化超级大国的政策，并且更注重学术规范的建立。到刘炟继位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建初四年十一月，公元79年），仿照西汉皇帝的石渠阁会议① 的模式，由皇帝钦定儒学经典教材。由于该次学术会议举行的地点是首都洛阳的白虎观，故而叫白虎观会议。
与汉宣帝的石渠阁会议相隔130年而举行的白虎观会议，可谓汉刘第二帝国的一件政治大事，也意味着第二帝国正式恢复了第一帝国的往日荣耀，并且这次会议比130年前的石渠阁会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参加会议的著名学者有丁鸿、桓郁（桓荣的儿子）、刘羡、鲁恭、班固、李育、英逵、魏应、杨终等人。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问，著名学者们分别回答，由侍中淳于恭平奏其议，皇帝刘炟“称制临决”。
对于皇帝确定的答案，由班固分类编为《白虎通议》，再由皇帝下诏颁行天下，即为钦定教科书。《白虎通议》不同于石渠阁钦定教材的地方就在于，它大量引用谶纬学说，使经学与神学混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学经学。用现在的话来说，使迷信学说得以合法化。
刘炟召开此次会议的决心不仅是继承祖父刘秀、父亲刘庄发展儒学的遗志，而且是要与130年的那位汉刘祖宗接上脉续。他在决定开会的诏书中明确地表示了这点，似乎为显示自己年少好学所打下的学术功底，在诏书中他多次引用儒家文献以及孔夫子《论语》原文。其曰：
夏商周三代训导人民，以教育为本。我汉刘天下在暴秦之后，推崇儒术，设立了《五经》各专业，并置有相应的博士官位。而后呢，学者们精心研习，各有师承之称，实际上学说不一。孝宣帝认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离圣人很远了，应当更为广博地学习有关儒家著作，就设立了《大小夏侯尚书》的博士，后来又设立了《京氏易》的博士。到世祖中兴，在建武年间又设立《严氏春秋》、《大小戴礼》的博士。以上二位祖先，都是为扶进微学、尊广道艺而努力的。
中元元年诏书称：《五经》章句烦多，讨论精减一些内容。到永平元年，当时的长水校尉上奏说：先帝弘扬儒学确是大业，但要根据时代特征而施行不同的学术策略。
我现在就本着这个意思，召集著名学者们共同讨论经义，以便有利于后来的学者们有自学教材。
孔夫子说过：“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唉呀哈！大家与我共勉吧！
他这一声“唉呀哈”（原文为“于戏”的感叹词），使他成为东汉历史上最受人尊重的皇帝。他爹刘庄虽然也以儒学学术见长，但过于精细乃至于苛薄；而他刘炟呢，宽容的天性似乎与生俱来，所以，大约在又一个130年后，一位知名学者兼军事强人曹丕评价他们父子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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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抗 所以我存在
汉刘第二帝国经过前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建设文化超级大国所有硬件已经备好，第三代伊始将软件安装就绪，开始高速运行。但是，这个文化超级大国再强大，总会遇到反抗，并且这个反抗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
帝国内部的抵抗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对整个帝国政治命运的影响非同一般。“我反抗，所以我存在”成了东汉的道德风向标，尽管那个时代人们并未如此哲学化总结。
在历史上留下“举案齐眉”成语故事的梁鸿就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西安北）人。他的父亲梁让是王莽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被封为修远伯，奉祠远古少昊氏。但是，梁让很早就死了，幼年梁鸿就用一领席子卷了父亲的尸体，埋掉。由于是王莽封的远古贵族的后裔，梁鸿得入太学学习。虽然很穷，但能保持气节。他学习的方式与常人不同，勤于阅读而不拘泥于字面意思。学成后，没得官做，就到老家附近的上林苑中去放猪。
放猪的少年梁鸿可谓时运不济。有一次，他不小心未灭尽烧饭的余火，烧了别人的临时居所（也是上林苑中的闲房子）。他不逃避责任，就问被烧居所的主人损失了什么东西，而后把自己的所有猪都抵给人家。人家嫌少，他就以身为仆役抵偿余价。梁鸿给主人干活非常勤奋，从不耍滑，主人家的几位年长的邻居猜知梁鸿不是一般人，就共同做主人的思想工作，让他把猪群还给梁鸿。正直的梁鸿坚决不要，起身返回乡里。由此，梁鸿名满长安一带。
在乡下，有些势力的人家羡慕他的名声，都想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梁鸿并不答应。倒是同县有个孟姓女子，身体肥大，又黑又丑，有一把蛮力气，还很傲慢，到了30岁尚未成婚。她父母说：“就你这条件，还等什么呢？”
“我呀，等！一直等到有贤如梁伯鸾那样人，才嫁。”孟氏女公开了自己的理想，梁鸿一听，大合心志，就去求聘。孟氏女说：“不要什么聘礼，给身合体的布衣服、给双麻鞋就行，另外要有编筐织布的工具。”
很明显，她是要过自力更生的平淡日子的。
到了出嫁的那天，孟氏女却穿了一身非常不错的丝绸衣服。梁鸿以为她已失初志，七天也不搭理她。她就跪在床边请罪，说：“我羡慕先生你的义节，知道你曾拒绝数次提亲，我也是拒绝了数次提亲而等你这样的贤人呀！今天我有什么不对之处，请你指出，以便我改正。”
梁鸿说：“我所追求的，是能穿短衣而和我一起隐居深山的女人。现在你嫁过来后，穿着上好衣服，还搽粉画眉，与我的志向不一呀！”
“我是用这种办法测试一下你的志向，我当然也有归隐之志。”说完，即去更换旧日衣物。为纪念孟氏女的壮举，梁鸿还给她起了名字，叫孟光，字德曜。
一对不合时宜即不与当世合作的夫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如同回家一样奔入山中，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二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短不了共读一段《诗经》，也短不了弹琴唱和。然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忘记世事，开始了危险的旅行。
当他们东行到达汉刘第二帝国的首都洛阳时，被盛大的气派及繁忙的建设景象给震惊了。梁鸿就作了一首叫《五噫》的歌子，讽刺帝国为追求繁华与享乐而无节制使用民力：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这首简短有力的歌子很快从民间传到宫中，传进了帝国第三代领导人刘炟的耳朵里。刘炟大怒，下令抓捕梁鸿。孰料，梁鸿夫妇已经溜得无影无踪。梁鸿改了名字，叫运期，名耀，字侯光。究竟此名字有何含义，外人无法推知。夫妇俩半旅行、半流亡式地到了齐鲁大地（今山东地界）。住烦了，又去吴地（今江苏、浙江地界）。
看来，名为隐士的梁鸿还忘不了对现实政治的“诽谤”，他出发去吴国之前，写了一首长诗，开头就显露出自己的社会批判锋芒，他说：辞别齐鲁旧邦，踏上征途，跋涉到那遥远的东南方去。心中有忧愁与哀伤，我的志向飘摇不定，忽升忽降。本想骑着飞奔的骏马，纵情天下，又担心引来俗世的毁谤。这个社会呀，让坏人来领导好人，读书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谄媚权势。我从来就没有可愧的行为，希望到异地见到尚贤的风俗。现在就以逍遥游的方式，来体验孔仲尼周游列国的滋味吧！
在梁鸿的自我想象中，作为一个世所不遇的大才，他是庄子与孔子的组合体。
以庄周的心态体验孔丘的流浪，真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奇想。但是，梁鸿在本质上还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否则，他的文化生存就全然没了意义！
到了吴地，他投靠了地方富豪皋伯通，居住在皋伯通大院外面厢房里。他的生计并不靠皋伯通接济，而是出去打工，给人舂米。
这位来头奇特的打工者每次干活归来，孟光给他准备饭菜后，装到叫“案”的那种托盘之上，要将托盘举到齐眉之处，并不敢仰视他。这样的动作持之以恒，终为皋伯通察觉。“哇塞！哪有这么牛气的打工仔呀？”皋伯通由此判断该打工仔不是凡人，就恭敬地把他们夫妇接到大院里面去住了。梁鸿得到了一个稍好的居住环境，开始埋头著书，写了有十几篇。但其内容为何，后人无传。不久，他病死在了吴地，皋伯通佩服他是位不凡的人物，就把他埋在春秋时代吴国著名刺客要离墓边。孟光与孩子们则回到了扶风老家，至于孟氏如何度过余生，史无记载。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最终生死各居一方，也算是令人伤心的事情了。
“举案齐眉”的故事转化成了成语，并演变夫妻相敬的典范，然而，短短的《五噫》之歌却成了少数人心灵反抗史的一段难以舍去的历史奏鸣曲！
与梁鸿彻底飘游于体制外不同，稍晚的另一位反抗者却是位体制内人士。他叫杨伦，字仲理，陈留郡人。他的老师是在刘炟时代就已大名鼎鼎的丁鸿，丁鸿兼通《欧阳尚书》与《古文尚书》，杨伦学的是后者。
杨伦的反抗是纯体制内的，他与梁鸿对社会的制度性否定不同，他坚持反对腐败。因为腐败问题虽然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更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大问题，比方说《欧阳尚书》家学大师欧阳歙在身为太守之时，竟贪污了上千万的钱财。
他杨伦与欧阳歙及《欧阳尚书》也是能扯上关系的，因为他的老师丁鸿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而老师的老师即桓荣老先生也是学习《欧阳尚书》出身。到了他杨伦呢，他就兼学《古文尚书》，并终以此立业。
《古文尚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版本，当然把《欧阳尚书》包括在内，但毕竟已是与《欧阳尚书》大不相同的新学问。他是否以改立《古文尚书》为业来表示与有腐败嫌疑或气息的《欧阳尚书》划清界线，史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反腐败的心态到了“发疯”的地步。
杨伦是位正直的学者，起初学成时，极力推辞公府征召，而是专心致志地教学生。他讲学，不在繁华都市，也不在秀丽山庄，而是选在大泽中。就是选在大泽中，仍然有千余弟子跟从，可见影响力非凡。后来，不得已应召，以博士身份给刘炟的儿子清河王刘庆（也是安帝刘祜的父亲）当师傅。就在他刚任清河王傅的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岁的刘祜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杨伦对刘祜的感情要比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深得多，他扔下该干的差事，到洛阳去奔丧，并在宫殿外高声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阎太后得知杨伦“专擅去职”，大为恼怒，就下令给杨伦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顺帝刘保登上皇位，借国家的丧后之喜，赦免杨伦的罪过，并让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满，升职为侍中。
从隐士到博士，从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后升职中为中央高级官员，对一个本来心理素质良好的学者来说，等于又增加了重要阅历。由此，对付一宗牵涉面极广的腐败案件的责任，非他杨伦莫属。当时没人愿去触动那件大案子，因为案主任嘉的关系网极为庞大，与百余位将相大臣“牵染”。不仅小小的县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借着这种能量，他“带病上岗”，由邵陵县令升职为武威太守。
杨伦决定拿掉贪贿千万、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上说：
“臣下我学习《春秋》，知道诛恶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说诛本而后恶消。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样，要拽着领子抖，领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顺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