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邓后之立也，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欲与司空陈宠共奏追封后父训，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争之，连日不能夺；及训追加封谥，禹、防复约宠俱遣子奏礼于虎贲中郎将骘，宠不从；故庞子忠不得志于邓氏。骘等败，忠为尚书，数上疏陷成其恶。
当初，邓氏立为皇后，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曾打算同司空陈宠一同奏请追封邓皇后的父亲邓训。但陈宠认为前代没有这种奏请先例，便与他们争辩，一连数日不能定夺。及至和帝为邓训追加封号和谥号时，张禹、徐防又约陈宠一同派儿子向虎贲中郎将邓骘送礼祝贺，陈宠不肯答应。因此，陈宠的儿子陈忠在邓氏家族当政时未能得志。及至邓骘等人失势，陈忠被任命为尚书，屡次上书弹劾，终于使邓氏家庭陷于重罪。
大司农京兆朱宠痛骘无罪遇祸，乃肉袒舆榇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社稷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贵戚，无与为比，当享积善履谦之。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鞠，遂令骘等罹此酷陷，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冢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宠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陈忠复劾奏宠，诏免官归田里。众庶多为骘称枉者，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骘等于北芒，诸从兄弟皆得归京师。
大司农、京兆人朱宠，痛心于邓骘无罪而遭遇祸难，于是脱光上衣，抬着棺材，上书为邓骘鸣冤。奏书说：“我认为和熹邓皇后具有圣明善良的品德，是汉朝的文母。她的兄弟忠孝，共同忧心国事，受到王室的倚重；迎立皇上以后，大功告成，而引身自退，拒受封国，辞去高位，历代的皇后家庭，都不能与他们相比。他们应当由于善良和谦让的行为而得到保佑，但却横遭宫人片面之辞的诬陷。口舌锋利，危言耸听，扰乱了国家。罪名没有明白的证据，判案也没有经过审讯，结果竟使邓骘等人遭受这样的惨祸，一家七口，全都死于非命，尸骨分散各地，冤魂不能返回家乡，违背天意而震动人心，全国各地一片颓丧。应当准许他们的尸骨还葬祖坟，优待保护留下的孤儿，让邓家的宗祠有人祭祀，以告慰亡灵。”朱宠知道他的言辞激切，自动前往廷尉投案。于是陈忠又弹劾朱宠。安帝下诏将朱宠免官，让他返归乡里。民众多为邓骘鸣冤，安帝有所觉悟，于是责备迫害邓氏家族的州郡官员，准许邓骘等人的尸骨运回北芒山安葬，邓骘的堂兄弟们也都得以返回京城洛阳。
＇10＇帝以耿贵人兄牟平侯宝监羽林左军车骑；封宋杨四子皆为列侯，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余人；阎皇后兄弟显、景、耀，并为卿、校、典禁兵。于是内宠始盛。
＇10＇安帝将嫡母耿贵人的哥哥牟平侯耿宝任命为羽林左军车骑总监，将祖母宋贵人之父宋杨的四个儿子全都封为列侯，宋氏家族中担任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官的有十余人。阎皇后的兄弟阎显、阎景、阎耀，全都担任卿、校，统御皇家禁军。从此，安帝内宠的权势开始兴盛。
帝以江京尝迎帝于邸，以为京功，封都乡侯，封李闰为雍乡侯，闰、京并迁中常侍。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司徒杨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治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义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皆怀忿恚。
安帝因江京当年曾前往清河国驻京官邸迎接自已入宫即位，认为江京有功，将他封为都乡侯，将李闰封为雍乡侯，二人全都提升为中常侍。江京兼任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以及王圣和王圣的女儿伯荣在内外活动，竟相显示奢侈和暴虐。伯荣能够出入皇宫，便从事串通奸恶和传送贿赂的勾当。司徒杨震上书说：“我听说，执掌政权，以得到贤才为基本条件；治理国家，以铲除奸恶为主要任务。因此唐尧虞舜时代，俊杰之士当权，‘四凶’之类的恶人遭到流放，天下全都敬服，因此达到人心和睦。如今具备《尚书》所提出的‘九德’的人未在朝中任职，而嬖幸奸佞之辈却充斥宫廷。奶娘王圣，出身微贱，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奉养皇上，虽然有精心侍候的辛勤，但先后对她的赏赐与恩德，已经超过对功劳的报答。然而她贪得无厌，不知法纪的限度，勾结宫外之人，接受请托贿赂，扰乱大局，损害朝廷，玷污了陛下日月般的圣明。女子和小人，接近他们便高兴，疏远他们便怨恨，委实难以豢养。陛下应当尽早让奶娘出宫，命她在外面居住，切断伯荣和宫廷的联系，不许她往来奔走。这样可以同时发扬皇恩与圣德，对上对下两全其美。”奏书呈上，安帝让奶娘等人传阅，他们全都心怀愤慨和怨恨。
而伯荣骄淫尤甚，通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遂以为妻，官至侍中，得袭护爵。震上疏曰：“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经防篡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袭护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诸侯专爵，爵有德。今无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宜鉴镜既往，顺帝之则。”尚书广陵翟上疏曰：“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岂不以势尊威广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坏，头颡堕地，愿为孤豚，岂可得哉！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昔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雕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愿陛下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书奏，皆不省。
而伯荣在这些人当中，最为骄奢淫逸。她与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通奸，刘便娶她做妻子，官位达到侍中，得以继承刘护的爵位。杨震上书说：“传统制度规定：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兄长去世，弟弟继承，这是为了防止篡位。我看到诏书颁下，命令已故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继承刘护的爵位，封为侯爵。然而刘护的亲弟弟刘威，如今还在人世。我听说，天子有赐封的权力，赐封给有功的人；诸侯有赏爵的权力，赏爵给有德的人。如今刘并没有其他的功劳德行，只因娶了奶娘的女儿，一时之间，既官居侍中，又晋封侯爵，与传统制度不符，与儒家经义不合，使行人在路上喧哗，百姓感到不安。陛下应当以史为鉴，遵循帝王的法则。”尚书、广陵人翟上疏说：“先前窦家、邓家的荣宠，使四方震动，他们身兼数官，家中黄金满门，财物堆积，甚至干涉摆布皇帝，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的权势太尊而威望太大，才导致了这种祸患吗！及至他们败亡之时，人头落地，即使是想做一只猪仔，难道能办得到吗！尊贵的身份如果不是逐步达到，就会突然地丧失；爵位如果不是通过正道获得，祸殃必定迅速来临。如今外戚宠幸，功劳与天地相等，自汉初以来未曾有过。陛下诚然是仁爱恩宠备至，以亲近九族，然而官爵禄位不由朝廷掌握，政权转移到了私门，重蹈前人的覆车之路，难道会不危险！这是关系王位安危的最深刻的戒条，是重要的国家大计。从前文帝吝惜花费百金修建露台，用包装奏章的黑色布袋制成帷帐，有人讥笑他的俭省，他却说：‘朕只是为天下守财罢了，难道可以随意浪费吗？’如今自陛下亲政以来，时间不长，赏赐费用已经无法统计。聚敛天下之财，堆积到无功之家，使国库空虚，民间凋敝，一旦突然发生不测的变故，还要再加重赋税，百姓有了怨恨背叛之心，危险和动乱就会随之而来。愿陛下尽力物色忠贞之臣，惩罚疏远奸佞之辈，割舍情欲的欢娱，放弃宴乐和求得私恩的爱好，不忘亡国之君如何失败的教训，研究创业之君如何成功的原因，众灾害便可止息，丰年便可到来了。”奏书呈上，安帝全都不予理会。
＇11＇秋，七月，已卯，改元，赦天下。
＇11＇秋季，七月已卯（初一），改年号。大赦天下。
＇12＇壬寅，太尉马英薨。
＇12＇七月壬寅（二十四日），太尉马英去世。
＇13＇烧当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校尉马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结，共胁将诸种寇湟中，攻金城诸县。八月，贤将先零种击之，战于牧苑，不利。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
＇13＇羌人烧当部落的忍良等人，认为麻奴兄弟本是烧当首领的嫡系子孙，但校尉马贤却没有给予适当的抚恤优待，因而常怀怨恨之心，便互相勾结，一同裹胁其他部落侵犯湟中地区，进攻金城郡各县。八月，马贤率领羌人先零部落进行回击，在牧马场交战，未能取胜。麻奴等又在令居打败了武威、张掖两郡的郡兵，乘胜裹胁先零、沈氐各部落四千余户，沿山向西而行，进攻武威。马贤追到鸾鸟县，采用招抚引诱的手段，各部落归降的有数千户。麻奴向南返回湟中地区。
＇14＇甲子，以前司徒刘恺为太尉。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复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刘恺独以“《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陈忠亦以为然。有诏：“太尉议是。”
＇14＇甲子（十六日），将前任司徒刘恺任命为太尉。当初，清河国相叔孙光因贪污被判罪，禁止他的子孙两代当官。本年，居延都尉范也犯了贪污罪，朝廷准备依照叔孙光的先例进行处罚。唯独刘恺认为：“根据《春秋》大义，对善行的报偿应当延及子孙，对恶行的惩处应当限于罪犯自身，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向善。如今禁止赃官的子孙当官，以轻从重，让善良无罪之人感到恐惧，这不符合先王慎于使用刑罚的原意。”尚书陈忠也赞同刘恺的意见。安帝下诏说：“太尉的主张正确。”
＇15＇鲜卑其至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之俱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救之，鲜卑解去。
＇15＇鲜卑首领其至侵犯居庸关。九月，云中郡太守成严进行回击，战败。功曹杨穆用身体保卫成严，和他一同战死。于是鲜卑军在马城包围了乌桓校尉徐常。度辽将军耿夔和幽州刺史庞参征调广阳、渔阳、涿郡三郡部队救援，鲜卑军解围离去。
＇16＇戊子，帝幸卫尉冯石府，留饮十余日，赏赐甚厚，拜其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为郎中。石，阳邑侯鲂之孙也，父柱尚显宗女获嘉公主，石袭公主爵，为获嘉侯，能取悦当世，故为帝所宠。
＇16＇戊子（初十），安帝临幸卫尉冯石家，留居饮宴十余天，赏赐十分丰厚，将冯石的儿子冯世任命为黄门侍郎，将冯世的两个弟弟全都任命为郎中。冯石是阳邑侯冯鲂的孙子，他的父亲冯柱娶明帝的女儿获嘉公主为妻。冯石继承了公主的爵位，被封为获嘉侯。他很会取悦于人，所以受到安帝的宠爱。
＇17＇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17＇京城洛阳及二十七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18＇冬，十一月，已丑，郡国三十五地震。
＇18＇冬季，十一月已丑（十二日），有三十五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9＇鲜卑寇玄菟。
＇19＇鲜卑军进攻玄菟郡。
＇20＇尚书令讽等奏，以为“孝文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断大臣行三年丧。”尚书陈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陛下听大臣终丧，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时宦官不便之，竟寝忠奏。庚子，复断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
＇20＇尚书讽等人上书指出：“孝文皇帝制订简单的礼仪，光武皇帝革除官吏告假奔丧的制度，这是给万世留下的法则，实在不应更改。应当重新取消大臣守丧三年的规定。”尚书陈忠上书说：“高祖承受天命，萧何创立制度，大臣有守丧三年的规定，合乎孝子哀悼父母的原则。光武帝建武初年，刚刚经受了大乱，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多趋于简单易行。既然大臣不得告假奔丧，而下面的官员们追求私利，便很少有人守丧三年，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就使礼义方面确实受到了损害。陛下准许大臣守丧三年，在神圣美好的功业中，没有哪一项比这更为崇高。《孟子》说：‘尊敬我的长辈，推及到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幼儿，推及到别人的幼儿，天下便可把握运转在手掌上。’我愿陛下登高遥望北方，用陛下对甘陵的思念推想臣子的心情，那么天下之人就可以各得其所。”当时，宦官认为守丧三年的制度对自己不便，竟将陈忠的奏章搁置下来。庚子（二十三日），安帝重新取消二千石以上官员守丧三年的规定。
袁宏论曰：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民犹有不及者，而况毁礼止哀，灭其天性乎！
袁宏论曰：古代的帝王所以能使美好的风俗更为淳厚，率领百姓向善，是由于顺其自然而不强行剥夺人的感情，然而有些百姓仍然不能受到教化，更何况破坏礼制而不让为父母尽哀，毁灭了天性呢！
＇21＇十二月，高句丽王宫率马韩、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是岁，宫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使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帝从之。
＇21＇十二月，高句丽国国王宫率领马韩、貊的数千骑兵包围玄菟郡。夫余国国王派儿子尉仇台率领二万余人同州郡官府一同进行讨伐，打败敌军。本年，宫去世，他的儿子遂成即位。玄菟郡太守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