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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喜论曰：接受管理天下大事的托付，是最重的担子；以大臣的身分行使君主的权威，是最难的事情；一身同时承担这两件事而日理万机，能够胜任者是很少的。吕侯是国家的元老，经过深思远虑，才以十思告诫他，但被认为是说他低能而受到拒绝，这就是诸葛恪的疏漏，不具备机敏灵慧之处。如果顺着十思的意思行事，广泛地征询了解当时社会的事务，采纳善言比迅雷还快，听取谏议比刮风还急，怎能丧身殿堂，死于凶恶小人的刀下？世人注重他突出的辩才，欣赏他仓卒之间的应对，而耻笑吕侯的无言以对为浅陋，却不考虑安危、不思虑始终。这是只喜欢春天草木的繁花似锦、而忘记秋天果实的甘甜爽口。从前魏人伐蜀，蜀人去抵御，精兵整肃待命出发，而费却正在与来敏下棋，毫无厌倦之意。来敏认为他必能打败敌人，这是说他内心已确定高明的策略，而外表毫无忧色。何况长宁认为君子面临大事就恐惧谨慎，善于谋略才能成功。蜀是个小国，而且面临大敌，其所谋划的只应是坚守或交战，怎能过多地自负自傲，而安然对敌毫无忧患之意呢？这就是费的性情宽厚简忽，不提防细微之处，所以终究被投降之人郭循所害。这难道不是凶兆见于彼而灾祸成于此吗？以前听说长宁鉴别文伟，而今见到诸葛恪拒绝吕侯，二事大体相同，都足以成为后世的借鉴。
＇13＇恪至建业，见吴主于卧内，受诏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孙弘领少傅；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吕序。又以会稽太守北海滕胤为太常。胤，吴主婿也。
＇13＇诸葛恪到达建业，在卧室内谒见吴王，在床下接受诏命，以大将军的身分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少傅；诏命有司各种事务一切听命于诸葛恪，只有生杀大事，事后要报告。并为他制定了群官和各部门拜见的礼仪，各有不同的规格。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郡人滕胤为太常。滕胤是吴王的女婿。
＇14＇十二月，以光禄勋荥阳郑冲为司空。
＇14＇十二月，魏国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
＇15＇汉费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乃复北屯汉寿。
＇15＇蜀汉的费回到成都，看风水的人说：“都城里没有宰相的位置。”于是他又向北去驻扎在汉寿县。
＇16＇是岁，汉尚书令吕又卒，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
＇16＇这一年，蜀汉的尚书令吕又去世，任命侍中陈祗为尚书令。
四年（壬申、252）
四年（壬申，公元252年）
＇1＇春，正月，癸卯，以司马师为大将军。
＇1＇春季，正月，癸卯（初二），任命司马师为大将军。
＇2＇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使居长沙；仲姬子奋为齐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
＇2＇吴王立前太子孙和为南阳王，让他居住在长沙；立仲姬之子孙奋为齐王，居住在武昌；立王夫人之子孙休为琅邪王，居住在虎林。
＇3＇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赦。后，故凉州刺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召缉拜光禄大夫。
＇3＇二月，魏国立张氏为皇后，实行大赦。皇后是前凉州刺史张既之孙，东莞太守张缉之女。诏令任张缉为光禄大夫。
＇4＇吴改元神凤，大赦。
＇4＇吴国改年号为神凤，实行大赦。
＇5＇吴潘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下胜其虐，伺其昏睡，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5＇吴国的潘皇后性情刚戾，吴王染病后，潘后派人向孙弘询问西汉吕后行使皇帝权力之事。左右之人不堪忍受她的虐待，乘她昏睡之机，把她勒死，又宣称她是暴病而死。后来事败露，犯罪被杀的有六七人。
吴主病困，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入卧内，属以后事。夏，四月，吴主殂。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不发丧，欲矫诏诛恪；孙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杀之。乃发丧，谥吴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兴。闰月，以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恪乃命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吴王病情危重，召诸葛恪、孙弘、滕胤以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等人入卧室内，嘱托后事。夏季，四月，吴王去世。孙弘平素与诸葛恪不和，害怕被诸葛恪整治，于是封锁消息先不发丧，想要假造诏令杀掉诸葛恪；孙峻把此事报告了诸葛恪。诸葛恪请孙弘前来议事，就在座位中把他杀了。然后举行丧礼，为吴王加谥号为大皇帝。太子孙亮即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兴。闰月，任命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诸葛恪下令罢免了充作朝廷耳目的各官，原宥拖欠的税赋债务，免除关税，广施恩泽于百姓，众人皆大欢喜。诸葛恪每次出入，百姓们都伸着脖颈想看看他的模样。
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乃徙齐王奋于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阳。奋不肯徙，恪为笺以遗奋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雠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事物，先国后家，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大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大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牙遏萌，虑于千载，是以寝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勤渠，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各早就国，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顺之节，下存前世骄恣荒乱之王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小大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鉴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礼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则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牙，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王得笺，惧，遂移南昌。
诸葛恪不想让各位王公居住在江边兵马要塞之地，于是让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让琅邪王孙休迁徙到丹阳。但孙奋不肯迁徙，又多次触犯国家法度，诸葛恪就给孙奋写信说：“帝王的尊贵与上天同一地位，因此以天下为家，以父兄为臣；仇人有善行，不得不举荐，亲戚有恶迹，也不得不诛杀；就这样顺承天命治理万物，以国为先，以家为后，这是圣人所立的制度，是百世不变的法则。当初汉代刚刚举起之时，封了许多子弟为王。他们势力强大后，就开始作乱图谋不轨，上则几乎危害国家，下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其后加以惩罚戒备，认为诸王势力加强是国家之大忌。自光武帝以来，分封诸王有一定制度，只允许他们在宫内自娱自乐，不得统治百姓和参与政事，与宾客交往，都有严格的禁令；这样才得以保全安定，各自安享福禄，这就是前代得失的经验教训。先帝以古代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之借鉴，为防止作乱的萌芽，考虑到后世的长治久安，所以在卧病之日，就分散诸王，让他们及早到达各自的封国，诏令恳切，禁令严峻，所告诫的各方面，无所不至。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上使国家安定，下则保全诸王，让他们及早回到封国，使百世后的子孙能继承祖宗基业，不会出现危害国家和家族的悔恨之事。对待父辈，您应该常常想着周朝太伯顺从其父的志向；对待兄弟，您应该常常念及汉朝河间献王和东海王恭顺兄长的节操；对待自己，您应该把前世那些骄横恣肆荒乱无耻之王记在心中以为警戒。但是我听说您自到武昌以来，多次违背朝廷诏令，不受制度约束，擅自调兵遣将来管理保护您的宫室。另外您的左右亲随有犯罪之人，您应当上表禀告，并把他们交付有关官员秉公处理，但是您却擅自私下杀死，而不把事情明确报告。中书杨融，亲自接受诏令，您应当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意见，但您却说：‘我就是不听禁约，能把我怎么样！’听到您这个话，我们上上下下都十分震惊，没一个不感到寒心的。俗语说：‘明镜用来照形，知古为了知今。’您应该深刻地记住鲁王的教训，改变目前的言行，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尽心地恭敬朝廷，这样，您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如果背弃忘却先帝的教导，对朝廷怀有轻视傲慢之心，那么我宁肯辜负您，也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宁肯被您所怨恨仇视，又怎敢忘记尊奉主上的权威而让诏令不能在藩臣中实行？以前如果鲁王及早地听纳忠直之言，对朝廷怀着惊惧恭敬之心，就能无穷地享受福禄，怎会有灭亡的灾祸？良药苦口，只有病人才会甘之若饴；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之人才能接受。如今我们这些人恭恭敬敬，想为您解除危险祸患于萌芽之中，扩展您富贵福禄的基础，因此不知不觉地说得十分尖锐，希望您三思！”齐王收到信后，非常惧怕，随即就迁徙到南昌。
＇6＇初，吴大帝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其后入寇淮南，败，以内船，遂废不复治。冬，十月，太傅恪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引军而还。
＇6＇当初，吴大帝孙权建筑东兴堤用以遏止巢湖之水外流，后来进攻淮南，战败，就把巢湖用来停泊船只，于是废弃大堤不再修筑。冬季，十月，太傅诸葛恪会集众人于东兴，重新建筑大堤，连结左右两座山，山上建筑了两座城，各留千人把守，派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然后率军返回。
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足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征计异，诏问尚书傅嘏。嘏对曰：“议者 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特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土，一也；兵也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远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曰：‘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司马师不从。
镇东将军诸葛诞对大将军司马师说：“如今趁着吴国深入内地侵略，可以派王昶逼取江陵，派丘俭攻向武昌，以羁绊住吴国上游的兵力，然后挑选精锐兵力进攻其两城，等到他们救兵赶到，我们已大获全胜了。”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征南将军丘俭等人各自都献了征伐吴国的计策。朝廷因三位将领计策不同，于是下诏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江南；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攻占其城垒；也有人主张屯兵边境，平时耕作土地，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早已知晓，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吴国与我为敌，将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同甘苦共患难，最近又丧其统帅，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加强戒备，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加固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恐怕就难以奏效了。如今边境的守军，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得不到任何消息。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侦察不够详密，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可以先命令王昶、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审察他们的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第一，要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第二，兵士到百姓中间，不许欺压劫掠。第三，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第四，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使间谍不能过来。第五，敌兵退守之后，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第六，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不用分出兵力运输。第七，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以上七个方面，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不掌握这些，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掌握这些，利益就会归于我国，所以不可以不明察。两军营垒相互逼近，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智慧勇敢得以施展，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敌军情况的真伪，将向哪里藏匿？以小敌大，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以贫敌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因此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司马师不采纳这个意见。
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紧渡，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诸葛恪使冠军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