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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十七卷
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无年（辛丑、前140）
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 ’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由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 谓功者，比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