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给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如果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如今朝廷只重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11＇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11＇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12＇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12＇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13＇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13＇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高兴了。
＇14＇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14＇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15＇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15＇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十二年（戊戌、638）
十二年（戊戌，公元638年
＇1＇春，正月，乙未，礼部尚书王奏：“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非礼。”上曰：“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特进魏徵曰：“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上曰：“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对曰：“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上乃从奏。
＇1＇春季，正月，乙未（十五日），礼部尚书王上奏称：“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都要下车舆站立路旁，这不符合礼仪。”太宗说：“你们随便自我尊贵，轻视诸位皇子。”特进魏徵说：“亲王们地位并列于三公，如今三品以上大臣均是九卿、八座，为亲王们下轿行礼，实在是不合适。”太宗说：“人的生命长短难以预料，万一太子遇到不幸早亡，谁能知道哪个王子他日不能做为你们的君主呢？怎么能轻视他们呢？”答道：“自周代以来，都是子孙相承，不立兄弟即位，这是为了杜绝庶子觊觎皇位，堵塞祸乱的根源，此是治国者应当深以为戒的。”太宗于是听从了王的启奏。
＇2＇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公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印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2＇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编撰《氏族志》，书成，上奏给太宗。这以前，山东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喜欢自我标榜门第族望，虽然好几代已衰落，但如果非世族人家想与他们通婚，定要多索财物，导致当时的风俗有人丢弃原来的里贯而冒称名门士族，有的兄弟二人族望相等便以妻族背景相互比斗。太宗非常厌恶这些，命高士廉等人普查全国的谱牒，质证于史籍，考辨其真伪，辨别其昭穆伦序，编排行次，褒扬奖进忠贤，贬斥奸逆，分做九等。士廉等人将黄门侍郎崔民列为第一。太宗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人均以布衣起兵，你们至今仍然十分推重景仰，认为是一代英豪，难道在乎他们的世卿世禄地位吗？高氏偏守山东，梁、陈二朝僻居江南，虽然也有个别英豪，又何足挂齿！何况他们的子孙才气衰竭，德行浇薄，官爵降低，然而还很骄傲地以门第族望自负，挂羊头卖狗肉，依赖高贵人家，寡廉鲜耻，不知道世上的人为什么要尊贵他们？如今三品以上公卿大臣，有的以仁德行世，有的以功勋称道，有的以文章练达，致身显赫。那些衰微的世族们，不值得羡慕。然而那些希望与世族们通婚的，即使多供给金银财物，还为他们所看不起，朕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如今想要厘正错谬，舍弃虚名追求实际，而你们仍然将崔民列为第一位，这是轻视大唐的官爵而依循流俗的观念。”于是下令重新刊正，专以当朝品秩高下订定标准，于是便以皇族李姓为首位，外戚次之，将崔民降为第三。共定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颁行全国。
＇3＇二月，乙卯，车驾西还；癸亥，幸河北，观砥柱。
＇3＇二月，己卯（初五），太宗车驾自洛阳向西行。癸亥（十三日），巡幸河北县，观看砥柱山。
＇4＇甲子，巫州獠反，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俘男女三千余口。
＇4＇甲子（十四日），巫州獠民造反，州都督齐善行将其打败，俘虏男女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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