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紧急营救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来了。此时蒋介石宣布“隐退”，到处散布“和谈”的阴谋已经失败，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连南京也失守了。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变得有如惊弓之鸟，纷纷暗中为自己另谋出路。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战场上退下来的散兵和军官们，把精神堡垒①一带的赌场妓院，围得乱哄哄的，热闹非凡。这时候，照明和中央的关系接上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党组织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务去了。我们“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从原来的武装斗争转到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点上来，特别提到要防止敌人逃跑时大破坏。从云阳、奉节起义中退下来的蒋仁风②同志和我们这个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蒋林隐一听我们的计划就说：“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说动，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蒋仁风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惊，说：“老大姐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漆玉麟，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他抓进去的。现在他正伸长鼻子，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我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看来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憨大胆、闯江山的经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不上了。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一个堂兄陈仁堂。这个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们华蓥山第一次起义时的民主人士、川北民军总指挥陈徙南的儿子，后来却跑去考上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学校，出来之后就当上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曾经倾向进步，又和我是堂兄妹关系，我们对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为他掌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我又和仁风商量，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蒋仁风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这个徐远举，也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着蒋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救出来，要不然……我不甘心地到处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一青给我带了一个人来。
我一看，禁不住喜出望外。
来的这个人叫贾希一，是竹栖的好朋友，当年我还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后来我在万县的时候，他和一青都是当时万县城里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希一很长一段时间是由我们中央“特课”直管的特工人员，曾经打入过蒋介石的侍卫室，多次被敌人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
一青说：“诗伯，你猜人家希一现在做什么？”我说：“他的本事大，当年连蒋介石都被他瞒过了，我怎么猜得到？”
一青说：“人家现在是交警大队的中队长了呢。”我看着希一说：“哦？那你平时干什么？”
希一笑笑：“不干什么，站站岗。”
“在哪里站岗？”
“就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一青和希一都哈哈大笑起来。一青说：“诗伯，希一现在的这个交警队，又叫‘志农部队’，这个‘志’，是取的交通局长马志超的一个字；这个‘农’字，就是戴雨农，也就是大特务戴笠。这下子你知道不一般了吧？这是一支专门负责中美合作所警卫的部队呢。”
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说真是老天爷有眼，我们的同志们有救了！
希一也说：“诗姐，我也着急啊，可是和地方上的同志们没有联系，也不敢乱动作。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得打进去几个人吧？”希一说：“那好啊，现在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正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明白大势已去，准备培训一批反共特务，待全国解放之后潜伏下来打‘游击’。我们那里面，正在办‘干训班’，招募小特务呢。你们赶快找渠道，送几个可靠老练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该行动的时候，我知道处理。”
于是我们就赶快研究人选找关系。第一个是一位叫张平和①的同志，通过他的一个同学的亲戚打了进去。不久小杜杜文举也进去了，都当上里面“交警一旅干部训练班”的勤务兵。“训练班”设在中美合作所里面原来的一座小学内，连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都经常到这里来讲课。这个地区防守森严，设了三道防线，每一道防线都要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过。杜文举和张平和进去之后，拿到了通行证，不多久就把敌人在这里的地形道路、岗哨关卡及守卫部队番号等等情况绘成了很详尽的图表，送到了一青手中。
我们一看，大喜过望，连忙实施第二步计划。
亚彬带上几个党员骨干，打入了驻在唐家沱的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当兵；冯群生这个小胖子打入了新桥重庆师管区的机关里当了文书。他们的任务都是做好敌人部队的策反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一支队伍来，配合我们的人进行武装劫狱。重庆是个兵工基地，国民党的二十四兵工厂，也就在渣滓洞附近，平时只要往高处一站，连渣滓洞里面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通过关系，在这里设了联络点，把我们从山上撤下来的几个骨干安插进去当了警卫，其中一个还当上了机枪手。另外渣滓洞附近，还有一个叫做三十粮秣库的军事仓库，我们也派了人进去，当了“库丁”。
可是要从中美合作所这个虎口里救出我们的人来，可不比当年在岳池县里救陈亮佐，还需布置得万无一失才行。我们暗地里继续调兵遣将，把分散隐蔽在郊区和市区的同志们分别编组，指定负责人，还着手派人回华蓥地区将我们起义中散失的枪支偷运一部分来渝。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同志们就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任务。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线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三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大获全胜；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南京解放之后，西安、上海、长沙、福州、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加紧玩弄两面派手法，先是散布“和谈”空气，拿着民盟中央常委范朴斋先生递给张群的三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名单，一咬牙从渣滓洞狱中放出三十一名来。可是紧接着重庆警备司令部却发布“十条杀令”，在成渝两地大肆逮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还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制定了“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八月十八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强调在整个西南反共军事战略中，一定要死守四川。
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眼看营救渣滓洞的事情，已经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九月二日，大家一早又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梅侠，带着她那才七个多月的孩子在家。下午四五点钟，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起火了！城里起火啦！”我们连忙跑出去，看见陕西街一带的天空，升起一片浓烟，接着这浓烟随着风力，在山城的天空飘散开来，包括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很快就罩在了这浓烟里，满天昏昏沉沉的就像到了夜晚。
重庆的火灾，不得了啊。城里消防一直很差，沿江一带贫民窟都是竹篾笆墙，一旦燃起来就不可收拾。有一年千厮门起火，火势截断了付家湾的出口，面临高崖的居民们无法撤退，又无人搭救，竟活活烧死八十多人。更何况现在正是燥秋，又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天色渐渐黑了，火势越来越猛，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平地腾起一阵火光，火光里还看见一只只在空中乱翻的油桶。有人说糟了，是朝天门的汽油仓库，是汽油仓库爆炸了！
翻滚的黑烟，带着强烈的油烟味四处弥漫，不一会连江上也炸响了。汽油漫到了江水里，整个长江里也成了火海一片，火光上彻天空，下连水面，照得亮如白昼。满江里乱糟糟的一片喧嚷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燃烧的船只，看见船上有人往江里扑，还看见人在江水里挣扎的样子，有的人连同漂浮物一起着了火，随着这火海缓缓地向下游漂去。这场罕见的大火，一直烧到半夜三点左右才慢慢熄灭了。
这就是当时惊震全国的“九·二”火灾。后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火灾烧毁房屋数万间，烧死平民约五千余人，而这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火灾区包括下半城的二十个保，其中的一个保就有四五百户居民；被烧的三十多条大街小巷和码头中，有九百多家被烧得人种不留；光是一个清尸小组，就从河里捞起了四千多具尸体，数天之后，长寿、万县、涪陵、武汉乃至上海，都不断见到漂去的尸体。火灾还烧了二十多家钱庄和银行，上百个沿江的大小仓库和堆栈。商会和各行业公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这场大火中损失的财产，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所幸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同志们也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吴昌文一见大火从赣江路那边烧起，立即跑去帮助一个叫谢彬①的女同志抢出了藏在她家中的那些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则被困在火海里，只得顺着朝天门跳进嘉陵江，爬上了一只没有舵的木船，顺水漂到下游青草坝的民生造船厂江边，才被船工们救起，真是九死一生。
大量事实表明，“九·二”火灾是危机四伏的国民党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支使特务放的火，可是火灾后特务们到处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还在街上拉了几个替死鬼枪毙，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敌人破坏城市的前奏，敌人狗急跳墙了。
渣滓洞的同志们，时时都处在危急之中。我心中不停地祷告，千万出不得事情。
一晃，就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新华社的广播里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消息。接着就是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贾希一从渣滓洞撤出来了。
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个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