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俱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中央集权既非封建特征，而中国之官僚主义，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亦有其思想上的根据。譬如Adam Smith，就觉得如让所有私人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社会秩序反有条理，社会风气，也会臻荣向上。马克思虽不同意这种想法，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种观念。这显然不能为中国官僚主义容纳。
过去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也在中国滥用。甚至明代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内以寓言的姿态，叙其祖先由“神人”授银一锭，因之买机织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谭摘钞》里埋怨景德镇制窑，“凿穿地脉”，都被写历史者收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1978年，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觉得资本主义，必须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展开：（1）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地通行，于是资金流通。（2）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能监视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身活动范围。以上以英文简述之，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而三个条件，都须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其重点为“信用”。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则其成为资本家，也是“小贩资本家”。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资本主义的推销方式”用C…M…C公式，讲述资本家必以C（即商品modity）换为M（即货币money）。如是川流不息中，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地发展。
所以讲来讲去，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货币也须支持），而立法能替资本家着想，则是整个国家政府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欧洲资本主义初行时；即是政府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
给资本主义作以上的定义，有两种意义：一即是显示以上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去过远，中国传统社会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一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特征，避免对这名词作过于泛义的解释，以致因害怕资本主义之故，视一切经济的发展均为畏途。。因之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日中国之现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规，也不能模仿西方。采取历史上的长处，仅可在局部；其重要关头，则在创造。
中国之具有创造能力，无可置疑。官僚主义虽为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缺点，却也不能因之而抹杀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长处。况且我们批判一种制度，也要着重其时间性。中国官僚制度，在明末之后和西欧社会的治理与设计比较，才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在唐宋之前，于一个广大地区之下，造成统一的局面，首先做到“文治”的地步，也不是在历史上无一是处。我们今日批判官僚主义，针对其“空妄”（make…believe）的成分。因为这种想法在“了解”（亦即康德所谓verstand）上无中生有，淆乱黑白，是非不明，妄称技术上的缺陷为精神伟大。指责之余，却无意非论道德，或否认意志力（will power）之重要。（后者已与康德所谓“理解”vernunft接近。）如此才不会与李老的旨趣相违。
前已言之，李老博士是科学家，故能小处精细；但是他也是哲学家，所以觉得宇宙的渊博，足以包含尘世的矛盾。笔者研究明史多年，一切从小处着手，也带唯物观，平日作文以客观为主。在写完这篇带有技术性的文章后，破例效法李公风度，一方面遥祝其“寿比南山”，一方面胆敢作个人性、主观性、感激性的结论：
中国实行现代化时，必能摆脱官僚主义的遗风，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因之顺利成功，足以促进全人类的富强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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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1）
中国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将16世纪末期的情形，作侧面的解剖，即是因为各种文献，已经大量地翻印传播，专家的著述，也层出不穷，给我们一种综合各种资料的机会。
虽然史不厌详，我们现在对16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总算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如果学者不怕文词粗俗的话，则是这社会形态，有如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今日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守旧落后的观感。
但是这种评论是否公允？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20世纪的情形不满意而借题发挥？假使我们认为旧社会亟应改造，那改造的程度应当到达什么限度？我们既称革面洗心，是否对中国文化全部否定？如果明朝历史不对，那么是否“反明”的思潮和趋向，即可以导我们于正轨？这都是有待于历史学家解答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最近二十年来，明代史已被滥用。指槐骂桑或指桑骂槐是中国文人恶习。16世纪的人物与言行，一经渲染立即可以改头换面，成为政治上的工具。我们既不赞成这样的学术歪曲事实的办法，但是如何可以避免别人对我们作同一批评？
这些问题，不能在明代史本身上得到完满的解答。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认作真理的环节，和外间侧面的事务印证，要能前后衔接，方为可靠。有些明史内的问题，其明显的答案尚不在明代史范围之内。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却只有经常和明史接触的人，才可以一眼看穿。这篇文章建议我们互相越界窥察，也希望明史外的专家，向我们作同一提示，因此彼此的研究更和真理接近，庶不致各造空中楼阁，反以学术上分工合作的办法当做个人规避责任的张本。
以下是我个人在这程序下尝试的初步结果。
第一，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身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的产物。
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中央集权，非常显著，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地方政府的税收与预算，也不能就地斟酌，而中央政府有很多管理限制的办法。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
这一方面固然是明朝人的眼光狭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使然。中国文化大部肇始于黄河流域，因为河水经过疏松的黄土地带，夹带着大量泥沙，容易阻塞河床。冲破河堤，常有酿成巨灾的趋向，局部治理无济于事。这情形在春秋时代已然。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在各种经传有不同的传说，诸如“无曲防”、“毋曲隄”、“毋雍泉”和“无障谷”都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他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洪水者，仁人所恶也，吾子过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自称“决通川防”。可见因为大规模治水的需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即超过时代上其他条件，也不能闻问技术上是否合理，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皆然。
而季候风给中国农业的影响，也是强迫造成全国统一，逼成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中国夏季的季候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流中带有水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以致温度降低，其水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全国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流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水灾，而有时水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内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事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中国历史里2 117年，曾有水灾1 621次，旱灾1 392次，其程度之高，值得朝廷注意Shan…yu Yao，“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th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42）；；“Flood and Drouth Data in Tu…Shu…chi…chr’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4…45）；。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沟壑”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而孟子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为明代人士所讲习，也不可能与这种情节分离。
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逼，也使中国不能施行地方分权，造成彼此不相顾盼的趋势。传统中国的国防线为“万里长城”。实际上因时代的不同，筑城的地点前后移动，但是总与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线相去不远。这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积雨量低于十五英寸，无法耕种农作物，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他们遇有灾荒或者趁到中国分裂之际可能大规模来犯。中国即取攻势也不能解决这地理上的问题，只能加强向地方政府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态取防势。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2）
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讲，甚为不利。中国人经常说：“如欲攘外，必先安内。”但是其所谓安与攘都是大规模的工作，数量重于质量。其用心设计之余，只能维持政治上超时代的统一和雷同，不能在技术及经济上讲求功效。因为后者的增进，总是参差不齐的。明朝加强中央集权，用伦理的社会力量保持各地均衡，防止各地方政府产生特色的趋向，也可以从它的科举制度看出来。科举制度肇基于隋而确定于唐。初时遇有明经明法等科，到宋时还用策取士，也仍有经义词赋。到明季中叶之后则只有八股文。邓嗣禹说：科目日趋简单，方法日形复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1967），页73。，也表现整个文官组织逐渐单元化，它不能掌握社会多元的情形，更不会鼓励这样的发展。
然则“打破砂锅璺到底”，则我们不能不相信天候地理的力量可怕。而今日去明代覆亡又已三百四十一年，这种力量虽然没有以前的厉害，也还没有随朱明王朝而全部消灭。
第二，在中国传统历史上讲，明朝的收敛性和唐宋帝国的扩张性相反。
钱穆作《国史大纲》时，称唐朝“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钱穆，《国史大纲》（台北，1966第十版），上册，页312。。其实这趋势也相次继续于宋代。
唐朝继承杨隋、北齐、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自成一系统。其立国精神，受《周礼》的影响甚大。如魏之“三长”、“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作基础，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广泛地推行于各地区，行不通时，互相折中迁就，只顾大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的可行，无意以条文做主，凡事认真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只代表一种理想，实际施行时，又待当时当地的“活用”。所以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1963）时，以《旧唐书·食货志》为蓝本，虽然引用了很多参考资料，仍称其所叙不过是“理想上”的制度。有些在敦煌“活用”的地方，可参考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1964）。以公元755年为唐代财政的分水岭，是崔著的重点。。这种办法行至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时，已不能继续。以后所谓“藩镇之祸”，乃系各地军阀自行抽税募兵，与日本之“大名政权”相似。
按：其实这种有效的地区政府，不一定比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低劣。只是中国士人习于官僚政治，没有朝廷合法及道德的名义陪衬，就感觉得不安。而五代十国间，契丹之辽进据幽燕十六州，包括今日的北京。中国之外患，迄西夏、金、元以至朱明王朝之建立，历四百年未止。
这中间的经过无法凡事镂刻比较，只是和明朝作风颇相针对，而对明朝颇有决定性的影响者，则为北宋，而且王安石的试行新法更是宋史中的一大分水岭。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所以研究明史者注意新法实施的经过，并且将宋朝虽在经济高度发展下而仍不能替中国打开出路的原因仔细琢磨，将来再回头读明史必可事半功倍。这两者一经比较，更能增进读者了解能力，也容易看出西欧后来居上，在明清之间超过中国的原因。
最简单地说来，则是现代的金融经济，有商业型的独占性，它必须在政体、思想、法治、社会生活间全部被接受才能顺利地展开。中国在宋朝及明朝都没有具备上述这些条件。
上面说过，宋朝继续李唐王朝扩展的趋势，乃是自“租庸调”到“两税制”，外表上好像是全面改革，而实际上是放弃已经行不通的虚文，接受现实。况且所谓“两税”，也还不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其赋税的税率和抽税的程序早已落入各藩镇的掌握中，也就是各地军官自动抽税，自动供应他们的部队，因之他们的地盘成为世袭。然则政治上的分割，无碍于经济上的发展，这些地方和日本初期近代史相似。唐宋之间的五代，只经过五十四年，并没有长期间的大扰乱。以后赵宋王朝统一全国，也是将各藩镇间的兵权税权接收过来，用不着对社会体制作全面改革王赓武（Gung…wu；Wang），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1963）。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の支配体制》，《史学杂志》61（1952），4∶；6∶五代在中国财政史上的贡献，也可以从各地方志中看出。。
宋朝创业之主赵匡胤自己就是五代时的军官，由部下将领拥戴登基。他的宋朝很像有替中国另开门面的趋势。国都汴京就是一座商业城市。这新帝国提倡商业，在造船、铸币、开矿、榷税、专卖酒醋各部门下工夫，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作创立新朝代的基础，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袭用五代以来的募兵。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注重实际不务虚名的国家。从制造兵器到筹设仓库带兵作战，好几个皇帝都亲临其事，而不是和很多中国传统帝王之家一样以仪礼代替行政，嘴里歌颂仁义，而实际争夺皇位屠杀功臣。他们又已看清当前使命是规复中国版图之内疆域，即驱逐契丹之辽及羌之西夏；他们自问以南方的生产能力对付这问题绰绰有余，其方针以经济动员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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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3）
但是其结果则与想象完全相反，不仅契丹不能驱逐，即和西羌作战也受了大规模损失，好几次丧师辱国。1060年间王安石的新法行，原来希望将财政税收经过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军事力量，无奈事与愿违，新法一颁布就发觉行不通，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