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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枪口”。衡量种种因素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等等。
上海（3）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助学金外，###还举办竞争激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党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激，机会也比较大。我曾听当时流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日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党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日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间内，刚从行军床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底要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日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却被留下来，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日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去。大上海地区的日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回南京，把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北部及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遣送日军不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只要我们留他们一天，就要养他们一天。因此为何不叫他们工作呢？很合逻辑的想法，但修复道路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督。原因出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部有事做，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洞国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前置作业，花很多时间在户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从春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荡。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军已缴交挖掘壕沟的工具、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些工具时，上海后勤司令部的军官照例道歉连连：他们不知道工具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道歉连连：“主管不在，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日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有水泥、木材、绳索、木棒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日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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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4）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交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日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为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一条大水沟，紧急踩煞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日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上海（5）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裤时，却又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时，不会弄脏了裤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煞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激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到我的营房，在我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床边工作。她醒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流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