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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有识之士所说“黄仁宇现象”的如上警示，或者启示，应该不只是对于历史学界才有意义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学界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要为整个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需要在人文自然诸学识的普及推广上做好文章，而这正是学界与出版界所面对的一个迫切的任务。这正如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李大钊撰写的名联所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里的妙手文章，正是要我们面对社会，以铁肩担当起自己的重任，以方便巧妙的文字传播各种知识。专业学术的研究形成成果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学者突破专业话语体系的屏障，把学问知识普及社会大众，这是很重要的贡献之一。否则，其使命、其责任就很难充分地落实。“铁肩”与“妙手”、“道义”与“文章”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密切。
然而，我们在向学界组稿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回答：写通俗读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学术文章难写 ，需要费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又不能算学术成果，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无助于评职称，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某些学者写出带专业性的畅销书时，往往便引来专业内的非议之声，说他们太肤浅，说他们搞错了，云云。这种情况，从黄仁宇到于丹的作品问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特别期待专门家在对这些为社会写出备受欢迎的普及读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的同时，也能够写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强的著述，为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且，如果学术界能从课题基金导向和职称评定导向上，将社会需求性广而强的课题列入重点，并规定一定的普及性写作指标，那就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了。这是不是学术界实现良性的协调的统筹的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呢？
第二，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3）
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动；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论道德价值的本质》，其中提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题，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后一问题。当时在答辩现场，参与答辩审查的老师们都兴致颇高地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最后对我的论文答辩作出的评价：“不管问题讲得怎么样，能够确立这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就很有价值了。”现在看，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最后，我想把编辑《黄仁宇全集》时发生的一件事和感想写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编辑过程中，《万历十五年》有一段话不自觉地使我有所留意——作者在论及海瑞时，说其人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在面临一些是非难以厘断的案件时，提出了如下的判决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以其屈兄，宁屈其弟；以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以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以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以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以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117页）
接下来作者评价说：“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从海瑞的司法建议，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在一个以伦理纲常为治国之本的农业社会，在这个不具有科学的严格完备公平有力的法治体制，无法奉行法律之上的法治准则的社会，遇到司法难题时，往往只好以道德伦常为支撑来断结，其中就包括向比较弱势的一方倾斜，至于是否公平合理，也就不管了。这也许就是非法治社会的一种无奈的平衡智慧吧。
书稿读到此时，正好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了我：《武夷山“医闹”事件了结，医院无奈赔付22万元》。报道说，2007年7 月5日，该市郊区一居民，其妻怀孕已超十个月仍不分娩，到医院检查，胎儿生命已危，治疗无效，胎死腹中，产妇在引产之后，发生子宫破裂，抢救的结果是切除子宫，以后不能再生育。于是病家就发起了“医闹”事件，致使医院七天停业。此次事件，当地党政公安卫生等部门，几乎动员了可动员的力量进行协调处理，向家属提出三个方案：协商处理、医疗事故鉴定、司法程序。但家属不予理会，一边围攻医院，一边要价200万元。最终是医院以补助形式给家属22万元了结。然而市卫生局官员告诉记者，从病理试验做出孕妇“羊水栓塞”的诊断，基本可以认定医院的处理过程没有过错，之所以补助22万，是为了能正常运转做出的无奈之举。而该市的政府官员则说：“我们除了妥协，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里引述了《万历十五年》，这里发生了“医闹”的事件。对照一下，不难看出，这种处理方式，依然是“海瑞式”的。从万历十五年到公元2007年，可见460余年来，海瑞的断事方式在一些地方仍起着作用，这种作用仍然暴露着我们社会“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缺乏完备有力的法治体制，“组织上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力量的能力”。由《万历十五年》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医闹”事件处在中国大历史进程中的何种境地。此外我们还可得两点启示，第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政府管理的惯常定向，是以所谓公共整体的利益为重，从而往往无视或轻视个人的权利，并惯常以权力的正当程序来压制、削夺弱势的个人的利益。而这次事件，可以看到，为政者没有简单地压制个人一方，能有海瑞式的“平衡智慧”，体现了“德性仁政之心”，不能说不是相对过去而言的某种意义上的进步呢！第二，但是相对于###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种处理办法就显出它的严重不足和落后了，因此必须在法治建设的实践轨道上加以改变。但是，毕竟几千年来，中国人真正开始比较正确地认识建立法治国家的要义，才不过二三十年时间，而到真正获得大体的成功，将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更长的时间。历史的启示会让我们对上述现象感到一定的宽容理解，同时更感到改变的相当迫切。
也许我们因为专业的限制，永远读不到《海瑞集》，但可以因为读到《万历十五年》而知道海瑞，并借鉴来透视历史与现实。这就是有见解的历史家给与我们的宝贵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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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4）
愿更多的人们在历史的研读学习中受益，而历史家的普及努力在这之中功不可没。为此，我们应当谨记和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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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黄仁宇（1）
黄竞存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New Paltz市，在1999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世纪。
2000年1月8号，新世纪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划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Jefferson Huang）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11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Cardiac Arrest）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离New Paltz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 Falling On 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做事认真，不爱浮华，为什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1994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检讨。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1932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8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作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1943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作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到美国Leaven Worth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1952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Midwest Big 10）。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 （Liberal 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记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1992年12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祎著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我的哥哥黄仁宇（2）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1981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 Updike发现，在New Yor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