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市定《张溥とその时代》，载《东洋史研究》33之3号（1974），页338~339。。亦系私信公传。其弊在政府邮递，不能任私人公开大规模使用。
如缺乏此种机缘时，客商只有托其他客商带信。陈大郎对蒋兴哥云：“兄长此去，小弟有封书信，奉烦一寄，明日侵早送至贵寓。”客籍商人有在他乡开典当铺者，仍与原籍乡里时有往返，有时其差使亦替私人转信。陈大郎在枣阳县，时去大市街汪朝奉典当铺打听，其目的在“问个家信”。不过音讯往返，极不经常。如经常不断时，则前述托承差转信为不必要。
商业通讯不正规，为各地物价不正规之一大主因。前述阿寄贩漆于苏州，正遇苏州缺漆之日，因此其利润，“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对合有余。”其贩籼米时，则“兴化米三石一两，杭州石一两二钱。”相去为三倍半以上。此段当然有夸大作用，但客商除往来于生产地区及消耗地区之间预期其物价高低足供牟利外，无法探知其一时之需要及供应详情，则为事实。阿寄之数次获利一倍以上，实为意外之幸运。其反面则为供给超过需要，尚可致客商赔本。亦即经商于明代，多少均带有投机性质。16世纪末年其他文件有时亦论及此情形，如广东之铁，行销于长江以南各省。“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近年惠、潮铁罄，告开龙门铁山，迄未准行，客商艰于得铁，多怀空银回家”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书》，见《皇明经世文编》，卷368。。即可见生产地区无法供应，客商仍未悉其详，必至耗费川资，徒劳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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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3）
然《三言》故事中，除《桂员外途穷忏悔》外，无直接记载营业亏本者。一般所叙，除描写旅途不安，客账难收，生活不定外，商人之经济报酬，仍常丰裕。此甚可能为当日常态。明代末年，一般利息均在月利百分之二以上《中国货币史》，页474。寺田隆信之估计为年利百分之三十，详《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3。。客商之经营，当必以超过此额或至低保持此收入为目的。如本利之间距离有限，则无人经营。又客商非亲身往返不能成交，旅途又常迟滞逾月经年，则如近代资本主义商业之每次获利微，但其规模渐次扩大，运销渐次集中，而其转载亦渐次经常之方式必难于中国实施。互相比较，明代商业以小规模高利润，不定期运货，而各客商间无直接竞争为原则。前述户部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奏疏，亦称当日商人至北京崇文门所提供之货单，尚列至“一裙一纱”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1970），。唯其如此，商人方能获得高度利润。万历时耿橘之《平洋策》称：“商贾获利三而劳轻……贩盐获利五而无劳”此《平洋策》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册5，节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7。。原文笼统欠确切，其前文则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则似称商人获利为其本金三倍。其系一年或一次旅行往返之成果，或多次经营之所致，则未阐述。唯其印象为商贾获利多，则无可置疑。又多数日本学者，引证《史记》，亦称传统中国商人，纵忠实不苟且，每次资本转运之余，亦必获利为其本金五分之一，稍急进者，则为其本金三分之一《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90。。亦即三次周转，本利相埒。若此为经常情形，则可知商业发展，不能与现代社会情形比拟。其背景为商业资本有限，信用未展开，安全无保障，非利润高商人无法从事。商人虽在此情形下通有无，各地物价仍相差至巨，运输脚力囤站盘剥税金等，尚在前述利润之外。是以物资流通有限度，各地生产亦受商业利润之拘束，农村过剩之物资及劳动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客商既在本籍及经商之地均有接触，则其经商多以两端物资互相周转。如阿寄之以银换漆，以漆换米，又以米换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之吕玉，原籍常州，仍往附近嘉定太仓收买棉花、布匹，贩运山西，回时又“收些粗细绒褐，转来发卖。”因其旅途操劳，既有其一，不如并为其二也。
然物资周转，不能随时遍地皆然。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富饶，常为通商时银货入超之区。即该地区，税收较各处为多，民间白银既以付税方式缴政府而转运于华北，则必赖以当地土产吸收华北之白银，方可在长期中保持平衡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80。是以商人经常携带现银往该地区采购物资。清初叶梦珠云：“吾邑（上海）地产木棉”，所织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多或数十万两”《阅世篇》，卷7。节录于《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1957），页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均似称一年之内，商人携现银入境，可积累达数十万两。《三言》非研究商业之专著，无计算其总数之处，但各章节间，均有各地客商亲携现款之记载。《施润泽滩阙遇友》称施途拾包银六两，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足见客商身携白银，是为常态。《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称客商有银二百两，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两为重十二斤有半，其赘疣情形可见。《陆五汉硬留合包鞋》（《恒》）亦称：“兜肚有两锭银子，每锭十两重。”即《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所称卢楠，虽系地主而非商人，“雇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子，银藏在兜肚中。”
即使资金超过“腰缠”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携带，此可在《三言》资料之外窥见。如《客商规鉴论》云：“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所述“万金”实际为白银万两，为重六百余斤，虽则文字为概叙，不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所携之本银，谅非小量。同书又云：“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子车家”见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显系白银。
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润泽两次掘地得银，每次均在一千两以上。《杜子春三入长安》（《恒》）叙隋代事，但其中所说“他祖上埋下的银子，想被他掘着了”，可视为明朝社会常态。《膝大尹鬼断家私》内，倪太守竟埋金一千两，银一万两。虽其数量可能为小说作家之渲染，然藏银地下，则为富家习惯，其他资料，亦称如是《中国货币史》，页480；周玄《泾林续纪》（涵芬楼本），页5。，情节确凿，为中国商业资本不能发达之又一因。
《三言》中所叙之客商，无一人携眷经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则在客处娶妾。《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之薛婆称：“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即指此种趋向。《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有诗一首，开句云：“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因此杨亦在漳州另娶。
三、坐商（1）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恒》）中之高赞，即为一例。此人“少年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有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
经常坐商不兼做客商，因两者经营，均须亲身预闻，坐商即不领琐务，亦须密切监视。《刘小官雌雄兄弟》（《恒》）中之刘方、刘奇在河西务开有布店。河西务为运河北段商业重镇，此布店当代表一般情形。但业主因店务忙迫，竟不结婚成家，以便专心照管。刘奇云：“我与兄方在壮年，正好经营生理，何暇去谋他事？”又《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明》）托称为宋朝事。新桥巨富吴防御开了个丝绵店，又在五里外灰桥设有分店，势必令子吴山照管。“吴山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天晚回家。”他曾对金奴云：“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丝放债，新桥上出名的财主，此间门前铺子，是我自家开的。”此铺店虽有主管一人专理买卖出入，吴山仍须“逐日将卖丝银子账来算”。
明代商人除盐商及木商外，罕有批发商。因坐商既不往出产处收购物资，对收购物资之客商又无所统治，则其经营必仍以零星收购零星贩卖为原则。前述盛泽镇绸店，客商则“蜂攒蚁集，挨挤不开”，机户则“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则经营绸店者势无批发之可能。上段所叙吴山为当地巨富，但其对主管云：“我入城收拾机户赊账，回来算你日逐卖账。”则其所收丝，仍系零星卖与生产者，或以赊账方式而附行高利贷。此与其他文件记载之情形吻合。如松江之纺纱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 原载《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224。。又张瀚为1535年进士，后任吏部尚书，其叙述彼祖先在15世纪及16世纪之交以织丝致富，常被若干学者摘录为资本主义萌芽之例证。其实其原文云：“购机一张，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原载《松窗梦语》，卷6。《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36。张瀚既以家境富裕而入仕途，其所叙商人，则又与小生产者机户直接接触，商业经营仍不出传统方式，即织即卖，全部重点为现金交易，无资本主义象征。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购物资出售于消费地坐商之详情。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称之阿寄贩漆于苏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贩布于赣州石城县，及吕玉之贩布于山西，均以零星出卖为主，暗示当地坐商，亦以极为紧缩之资本，逐日经营，无力大规模收购囤集，以掌握市场。兹项情形，与吾人所知之明代商业习惯相符。因消费地之坐商，逐渐成为批发商，则必管制客商之携货入境者，或放债于后者，或投资而互为契约。若真如此，则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必为改观，结果为资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数目减小而其经营范围扩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坐商之雇员。此情形继续发展，商业资本终必投资于生产。但此诸条件始终未能在中国传统社会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蜕变为批发商，以促进资本主义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资金欠集中，亦可于商税规制中窥及，如北新关在杭州城市内外课税于各行商，至17世纪之初，其所课者为“区船一千二百余只，行户三千五百余名，每名季钞少者仅二三十贯”《北新关志》，摘录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册32。。如批发贸易发达，则其税收无待于针对零售商行，有如前述。又户部尚书赵世卿于1602年呈万历帝之奏疏，称税使四出，商人避税歇业。文内称河西务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今独存两人。临清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神宗实录》，页7073。。文中称布店、缎店及杂货店，当系零售商无疑。其店数之多，亦显系其业务非批发。如尚有批发商在此缕述店数之外，则增进商税当应从批发商着眼，零售商数目之多寡与税收数量无关宏旨，户部尚书之呈奏仍计算后者为文不对题。
又前述陈继儒之《布税议》，在叙述“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之余，续称：“其近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径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骛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脉也。”除提供清源及芜湖为南北交通孔道外，亦未指称二处有批发商。
坐商之资本扩大时，多转业典当，因其获利多而冒险性小。《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通》）中之张皮雀斥典当铺主：“你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薄贫户，以致肥饶。”其实全文为典当业一般经营之常态，非一人一店之贪酷情形。
《三言》中称典当业业务发达之情形，前后不绝。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恒》）中之张俊卿为宋代开封府“万万贯财主”，此人“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质库”。一般人士向典当铺质典及购买已绝赎之物品，亦为常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中之李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蓝缕，银子到手，未免在解库中取赎几件穿着。”《张廷秀逃生救父》（《恒》）叙一木匠，因荒年失去主顾，“将平日积些小本钱，看看用尽，连衣服都解当来吃在肚里。”《卖油郎独占花魁》（《恒》）中之秦郎嫖妓前，“到典铺里买了一件现成半新半旧的绸衣。”则典当铺除将坐商资本吸收于非正常商业及不生产之高利贷外，亦束缚生产。因其为半新半旧之物资开设销路，即减少新绸新衣之市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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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坐商（2）
牙商为明代商业中不可或缺之成分，已在文中提及，其业务亦在前节叙客商时阐明。根据明代法令，牙行埠头，为官厅所承派，不仅为买卖之中介，并因其住址固定，足以负责客商及船户之行止。《明户律》云：“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大明会典》，卷164。。此显为明初法令，在明末未能全部实行，除政府之管制盐商及进出口商，尚采用此原则如广州在16世纪通商时，海道副使汪柏设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册44。关于盐商，详藤井宏《明代盐商の一考察》，《史学杂志》，54之5，6，7号（1943）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220…221。外，一般商业，似未能如此管制。16世纪管理北新关商税之一主事云：“行户四散，或居山僻之乡，”是以促其纳税不易，其建议为：“市镇在百里内，许牙行不时告认，其余属地方，一切停罢。”所称牙行散居乡间，亦与《三言》所叙符合。傅衣凌认为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如明清松江之布，均系农村女工所产，限制手工业脱离农业副业而独立《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页31。。其实商业亦被此农业副业所吸引，而进出于乡村间，其结果为迟滞银行业务信用贷款之发展，因乡间交易，其往来均为单元，毋须拨兑划账也。
《三言》中之牙商，对客商言为“主人”。两者间之关系除商业外，尚有超经济之情谊。如客商患病，牙商之为主人，通常加以照顾。蒋兴哥之能在广东重理祖业者，亦因当地牙商顾全其父祖之交谊。是以蒋一到当地，“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明律又定牙商不得操纵市场，尤须平定价格《大明会典》，卷164。。《三言》中无资料证实此规定已全部遵守，但亦未显示其已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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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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