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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美国也决定介入战争，国内推行“选择的征兵制”，其实也是一种强迫征兵。胡适有朋友持消极和平主义，力主“非攻”，并做出以身试法的决定，哪怕拘囚坐牢，也决不应征。胡适一边劝朋友勿与政府作对，一边并将其赞为“良心的非攻者”（亦即今日之“反战者”）。此刻胡适的态度是“吾今日所主张已全脱消极的平和主义，吾惟赞成国际的联合，以为平和之后援，故不反对美国之加入，亦不反对中国之加入也。然吾对于此种‘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爱敬之心，初无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从国际组合的一方面观此邦之加入战团耳。”
就这两事而言，胡适对朋友抱以理解的态度，很公允；但在前者，就显得偏颇。可以赞赏罗素，他为坚持真理而宁可付出代价。但，如果罗素是对的，并不能反证英国为错。英法庭是在执法，惩罚也是象征性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罪恶；况就法本身而言，亦非为不正当，参战在当时是势所必须。只是这两种价值碰撞在一起，悲剧就发生了。胡适的态度（包括赵元任）则有点简单化和情绪化。
二十一 舌战富山接三（1）
胡适对日本初无好感，这从乘船赴美路过日本时的观感可以看出。对日本的注意，是在一战爆发之后，事关远东，日本便频频进入胡适的视野。
1914年8月间，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尚未参战，其首相就开始放风，日本如果联合英国攻德，德人必失青岛。于是留美国人纷纷猜测，青岛将落谁手。胡适的看法是，日本有可能把青岛归还中国，但会向中国索要尝金。人多指胡适为梦想。谁知第二天，当地报纸发表日政府致德国的“哀的美敦书”，要求德国把胶州湾租界地全境交给日本，“以为他日交还中国之计”。日本人自己这么说了，胡适当然很高兴，他特地写了篇“还我青岛，日非无利”的短文，追述自己的理由。在胡适看来，他日世界之竞争，当在黄白两种之间。黄种人只有日本能自立；但日本是孤立的，很难持久。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却是它的屏蔽，没有这道藩篱，是日人心中之患，所以，今天的政治家如日本首相则有亲华倾向。归还不是没有可能。另外，日本素有侵略野心，早为世界所侧目，中美两国人尤其怀疑。日本果欲消除中国疑忌和世界嫉妒之心，就要拿出真正的行动来，而不是在那里说空话。再者，青岛一地，本非日本。日人得之，适足以招忌英国，为其势力均衡打破也。但日本也不甘心把此地让与英法，毕竟英法势力大而日本力量薄。所以，把青岛还归中国，对日本自身利益来说并不吃亏。胡适对时局是善于分析的，更多时候，眼光挺准。即以此事论，胡适还是算准了。自它提出二十一条后，中日两国持续交涉，同时也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最终退让，暂时放弃了对青岛的租借要求。所以，虽然最后结果远未出来，胡适先行自信：“吾所见如此，此吾政治上之乐观也，吾何恤人之笑吾痴妄也？”
此后，胡适密切关注远东战况和后来的两国交涉情形，什么时候日德宣战，什么时候日人攻陷青岛，中日如何交涉，交涉中又有什么波折，胡适在所关心，日记也多有所记。至于经常为国事而夜不能寐，或寐中还梦其读报，更无论在中日开战上，胡适力排众议，不惜作孤掌之鸣，以上都有勾勒，于此不赘。另外可以看到的是，也正是在这段期间，胡适对日本刮目相看。1915年1月24日，胡适从纽约返归绮色佳，在车上读到《纽约时报》上一个日本博士的文章，声称日本即使占有青岛，也和中国无关，因为这不是中国领土而是德国的。胡适气为之塞，愤而出声：“在今日强权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确论，世衰之为日久矣，我所谓拔本探原之计，岂得以哉！岂得以哉！” 叹息过后，“车中忽起一念如下：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数胜而骄，又贪中国之土地利权。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日本欲乘此欧洲大战之时收渔人之利。日本欲行门罗主义于亚东。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日本者，完全欧化之国也，其信强权主义甚笃。何则？” 胡适这样问自己。行程中，胡适一念之下就想研究日本，他为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吾不可不知日本之语言文字，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言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同上）自以为不误的胡适一边念叨着“吾终往矣”，一边随车到了绮色佳。
既然发愿要研究以前自己看不上的日本，胡适说做就做。他把这层意思告诉朋友任叔永，并托他在日本的朋友购书。任的朋友邓胥功助办此事，几个月后，邓从太平洋那边寄来了胡适所要的书，内中附了一封信，云：“日本文化一无足道：以综而言，则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则男盗女娼”，并自注“此二语自谓得日人真相，盖阅历之言”。胡适读后，暗自叹息：“嗟乎！此言而果代表留日学界也，则中日之交恶，与夫吾国外交之昏暗也，不亦宜乎？”
1915年的五月上旬过去，最令胡适感到紧张的日子也过去了，中日交涉告一段落。“日人似稍憬然觉悟侵略政策之非计矣，故有最后之让步”，这个让步就是退还青岛。但，中日两国交涉的最后结果依然是不平等的，它令胡适“未尝不痛心切齿”。此时的胡适经过水的洗礼，已经放弃了消极的和平主义。紧接着，六月份到来，在这个初夏时节，欧美和平主义人士会集美国纽约州的绮色佳，召开第一次国际政策讨论会。会上，放弃“不争”哲学的胡适和来自日本的一位和平人士发生了一次有关中日问题的争论。
二十一 舌战富山接三（2）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的安吉尔，更有胡适熟悉的讷博士、墨茨博士等，其中有二十多个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会议从六月十五日开始，胡适在会上致欢迎词。会议约为两个星期，除了白天的大会，胡适每天都要邀请两、三人到自己的寓处茶叙。在胡适看来，此种会后之会，彼此交谈甚欢而无所顾忌，其所得益远胜在那严肃讲坛上的演说。在胡适所邀约的人中，有一位来自日本，也是此次大会唯一的日本人。而东方人一共也就三个，除了那个日本人外，另外两个就是胡适和四川人杨国屏。
这位日本人叫富山接三，他是日本和平主义运动协会的书记，而会长乃是日相大隈。既然是在中日关系的紧要关头，既然与会就这两三个中国和日本人，因此，他们两人的对谈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从胡适日记看，他前此似乎还没有过与日本人的接触。胡适的日记是这样记载：“吾与日人富山君谈竟日，论中日关系。……此君与吾言颇直质。”那么，这两个并不能代表各自国家却又俨然为其代表的人都谈了些什么？问题当然紧紧围绕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对谈开始，富山看起来是占了上风，或者说先发制人。他在解释日本为什么提出二十一条时，原因递次是：“（一）日本期望中国之强，（二）日本期望中国之能协助之，（三）中国数十年来久令日本失望，（四）致令日本在远东成孤立之势，（五）故有今日之要求，（六）日本对支政策之目的在于自保。”这理由，听起来就像当年鲁迅对自己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然你们自己不行，干脆就让我们来吧。这好像是为了抵抗欧美白种人的列强，好像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与安全。它也正应了一些亲日美国人的看法，中国人缺乏共和能力，不如让与日本人管理。在这一连串的攻势面前，胡适并未给予有效的回答。
问题到了下一轮，即中日将来关系将如何。又是这位富山君抢答。他提出了三点：“（一）中国需信任日本。（二）日本需协助中国。（三）中日间之恶感情宜渐次消除。”这时胡适才接上茬：“此次之交涉，适得与此三者绝对的反对之结果”。富山说，这正因为中国不信任日本，才有如此强项的要求。如果中日交欢，也就没有二十一条这回事了。胡适回道：这二十一条之政策，可谓南辕北辙，我正要责备日本政府出此下策。转而，胡适又问富山：足下以为将来中日交欢之道又如何？富山的回答是：“（一）教育。中人宜研究日本文明政策之趋向。中人不可不知日本文字（这正是胡适前此给自己布置的任务，笔者注）。（二）交际。（三）实业上的联合。（四）开诚之讨论。”富山君滔滔不绝，一二三四。在此当口，胡适紧插一句，“四者之外，尚有第五法，尤不可不知。”轮到惊讶的富山反问了：此道为何？胡适先一语道破：“日本须改其侵略政策是已”。前不久，胡适在美东某城做过一次讲演，言及中日关系，论云：中日两国的和平须得两国之间地位上的平等。此意转述而来，富山不以为然。认为日本不能坐待欧美之侵略。胡适单刀直入：以国防为借口，可谓梦呓之言，“今日日本决无受他国攻击之理。英为日同盟，美无西侵之志，德势已孤，独有俄耳。俄今日无东顾之余力。此次战争结束后，俄力竭必矣，安敢东顾与十年前强敌争乎？故吾断言：‘日人以自保为词，乃遁词耳。’”言迄，“富山虽不默认，无以应也”。 这时，有客人进来，两人的争论便告中止。
观其论战，前后两段。前半段，富山先声夺人，胡适隐忍不发。国势如此，遂使对方气壮，胡适只有待机发难。机会在胡适的不断问题中出现，论战遂进入后半截。一个插入，打乱对方阵脚，便把局势扳到自己这边来。然后抓住对方借口，层层进逼，使其破绽开花。巧的是，胡适讲完了，对方愣住了，有人进来了，论战结束了。天佑胡适，以他的后发制人收盘；否则，局势如何，还真的难说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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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舌战富山接三（3）
案：此次绮色佳的国际聚会，唇枪舌战，又风光旖旎。白天高谈阔论，晚间节目丰富。在胡适这篇日记中，刚才还和富山剑拔弩张，笔头一转，却又歌舞一堂了：
“十九日夜闻宿舍内（会员所居）体育室有乐声，人观之，乃男女会员跳舞为乐也。因旁观之。有西雷寇大学女生赴会者葛雷（Winifred S Cray）、盖贝尔（Leona C Gabel）两女士强欲教余跳舞，戏从之。余平生未习跳舞，木强不能应节奏，两女士虽殷勤善诱，奈老夫不可教何？一笑。以此为第一次跳舞，故记之。”（同上）
胡适半途而废，退下舞场，看来是缺少艺术细胞，不知是否老踩人脚而不好意思了。1915年的他年方二十有四，却说什么“平生”、“老夫”，看似打趣，实乃为不会跳舞之遁词也。
二十二 “波士顿游记”中的财产权问题（1）
1914年9月2号至13号，胡适有波士顿之行。
本来胡适和他的美国朋友金君（Robert W King）约好偕游波士顿，去波士顿前，胡适先行参加在安谋司城举行的中国留美学生会年会。9月5号散会，会后胡适道经唐山来到波士顿，开始为期一周的友情行旅。旅行结束后，回到绮色佳的胡适补写一篇游记，时为9月13日。这是一篇长长的游记，题为“波士顿游记”，内中所记甚多，诸如寻访爱默生旧居、参观霍桑小屋、游览女作家阿尔恪特故址，凭吊独立战争旧战场，莅临康桥华盛顿受职陆军大元帅的纪念树“华盛顿榆”，乘汽船由波士顿海上观光、历游该城的教堂、图书馆和美术馆等，又先后拜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更无论与新雨旧知的会晤、交谈……。
仅撷胡适日记、书信中的三个断片，以观此行：
胡适是9月2号“下午五时三十分离开绮色佳，日落湖之西山，黑云蔽之，久之见日。云受日光，皆作赤色。日下而云益红，已而朱霞满天半，湖水返映之，亦皆成赤色。风景之佳，真令人叹绝”。
9月10日上午胡适读报写信，“下午以船出波士顿港。四年不见海矣，今复在海上，如见故人。至巴点上岸，以电车行至里维尔海滨。此地为游人聚游之所。夏日天热时，海滨多浴者。今日天寒，但见一二人游泳水上耳。时值下午潮来，澎湃涌上。日光自云隙射下，照海上远岛。海鸥数数掠水而过，风景极佳。”
9月12号，胡适往访朋友。夜，返程。次日上午，胡适在车上给母亲写信，曰：“夜十一时十五分趁睡车归。睡车者，火车之夜中行长途者，其壁上及座下，皆暗藏床褥。日间但见座，夜则去座。下榻有厚褥、净被、高枕、深帐，车行虽震动，而因褥厚，不觉其苦，故能安睡不惊也。”
“昨睡甚酣，今日八时半始起。约今午可回绮色佳矣。”（同上）
…………
9月7号这一天，胡适与金君等几人外出游览独立战争的古战场，回到康桥已经天黑了。“是夜与金君闲谈甚久。余主张两件事：一曰无后，一曰遗产不传子孙。”游玩一天不觉累的胡适滔滔不绝，历数他为什么主张无后，我看得不甚了了。倒是他在反对遗产问题上，张口第一句话就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
“财产权起于劳力”。
所谓财产权在我等所接受的教育中，当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概念，生产关系中的第一条，是“所有制”，便是指这财产权的归属。在胡适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财产状态为私有，而在我等的教育传统中，私有和财产本身就是不洁之词，因为它和“剥削”联系在一起。至于当财产以资本的形式出现时，它更是每个毛细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记得几年前，和一位朋友（他现在是京华某大出版社的副总）夜间聊天，聊到财产权问题，他张口就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我呢，不敢怠慢，立刻顶针了一句，一模一样的句子，只是改了第一个字。这一字之“反”，用意在为私有产权辩护。我和那为朋友之间，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理路。批判私有制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要太过熟悉，而为它辩解的知识资源在今天也已经并不十分陌生。
我惊奇的是胡适，他怎么一出口就一步到位，直接把产权和劳动勾连起来，年轻的他显然还没有这个量力，尽管他不曾有过“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教育背景。
财产权（抑或私有制）是起源于劳动还是剥削，是问题的关键。较早系统谈论这个问题的是17世纪的洛克。洛克是近代以来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宗师，胡适在美国读过洛克吗？看不出来。他在日记中提到过此人，比如在近两个月后的一篇日记中就提到了他，但不是读了他什么书，而是他是胡适所认为的“近世不婚之伟人”之一。胡适不读洛克本不要紧，有那么多人要读，能读得过来？但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如果不读洛克，那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导致多年后胡适有一个很大的认识闪失，比如在对苏联问题上。胡适学从自由主义是从19世纪密尔开始的，日记中的胡适不止一次提到密尔，就在这篇波士顿游记中，胡适和哈佛学生孙恒谈自由时，胡适还引密尔之语：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胡适熟习的这个密尔，是走出古典自由主义并向功利主义靠拢的密尔，在他那里，古典自由主义发生了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