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11日，派普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教会孩子思考”的研讨会。他在会上提议把电脑用作发动机，使孩子通过使用电脑而学会教导别人，并从教导别人之中学习。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这个极其简单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但直到个人电脑问世，它才终于付诸实现。今天，当1／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个人电脑时，它大展身手的时刻才真正来临。
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来自教——但必须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学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是教育能否引导孩子探索未知、掌握学习的方法，并找到前进的方向。在电脑出现以前，教学手段局限在运用视听设备和通过电视进行远程教学上，这些方式只不过更强化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学生的被动性。自己动手做一只青娃
电脑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忽然之间，从动手做事中学习变成了一种原则，而不是特例。由于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用电脑来模拟任何事物，我们不再需要靠解剖青蛙来了解青蛙的构造。相反地，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设计青蛙，创造出一种行为类似青蛙的动物，修正它的行为，模拟它的肌肉，在这只模拟青蛙身上玩不同的游戏。
游戏于信息中，尤其是游戏于抽象的主题中的时候，信息载体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我还记得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难过地告诉我，他不会算两位或三位数的加减法。我想，这真是奇怪，我们在家玩大富翁游戏的时候，他老是当银行家，他看起来对与数字打交道很有一套。
所以，我建议老师在出加法运算题时，试着不要把题目中的数字当作单纯的数字，而把它们转化成钱数。你瞧，他突然就开窍了，有办法心算出三位数的加减法，甚至更高位数的也不在话下。原因是，这堆原本抽象而没有意义的数字，现在都变成了钱，可以用来买路，建旅馆和付过路费。
电脑控制的LEGO则更进一步，让孩子们能够赋予物理构造以行为能力。目前媒体实验室的LEGO研究还包括在一个积木中植入电脑的原型，为派普特的结构主义展现了更多的弹性和机会，同时还包括了积木与积木之间的通信，以及以新的方式探索并行处理的研究。
今天，利用LEGO／Logo的孩子会学到你我在大学里才能学到的物理和逻辑原理。许多有趣的证据和谨慎的测试结果都表明，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适合不同认知和行为风格的丰富的学习手段。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这种结构主义的学习环境中，都能健康成长。信息高速路上的顽童
当我还在瑞士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因为离家太远，我和其他一些孩子在放秋假时没法回家，但却可以参加一场疯狂的寻宝比赛。
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瑞士将军（他和大多数的瑞士军人一样，属于预备役），他既谋略过人又有号召力。他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周游全国的竞赛，把孩子们分成小队，每个小队有4个从12岁到16岁不等的孩子，一共发给100瑞士法郎（当时合23．5美元）和1张为期5天的铁路乘车证。
每个小队都拿到不同的线索，然后就出去周游各地，沿路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分。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场比赛。有时候，我们得在半夜赶到某个特定经度和纬度的位置上，一架直升飞机会从天而降，丢下一个1／4英寸、缠成一团的录音带，用乌尔都语给我们下达下一个任务：想办法逮住一头活猪，把它带到某个指定地点，在那里，我们会拿到一个电话号码（要找出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又得先解开一个复杂的号码谜，谜题是7个冷僻事件发生的日期，把这7个日期中每一个的最后一个数字拼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拨的电话号码）。
这类的挑战对我总是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恕我在此自卖自夸，我的小队赢了这场比赛——我一直相信我们会赢。由于那次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儿子14岁生日那天，也为他做了同样的安排。由于没有美国军队可以听我调遣，我只为儿子和他班上的其他同学安排了一天的波士顿探险，同样把他们分成小队，只准他们随身带着固定数目的钱和一张不受限制的地铁车票。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各种线索：跟饭店的前厅接待员打招呼、把线索藏在公园的长椅下，有些地点则必须靠解开电话号码的谜题才能找到。你或许也能猜到，在学校功课拔尖的孩子不见得会赢——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街头顽童和“聪明”学生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
举例来说，在我安排的寻宝比赛中，有一次必须解开一个填字游戏，才有办法找到其中一个线索。一般的聪明学生会冲进图书馆找资料，或打电话向他们的聪明朋友请教。街头顽童则在地铁里到处询问路人，结果，他们不但更快找到答案，而且他们一面询问，一面从A点移到B点，行进了较多的距离，也在比赛中拿到了较多的分数。
今天的孩子有机会在互联网络上做一个街头顽童。在网络上，“孩子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但却看不到对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网络上，读和写两项技能大有好处。孩子们靠读和写来沟通，而不只是完成一些抽象的和模拟的游戏。不要把我所提倡的东西曲解为反对发展智力或蔑视抽象推理，恰好相反，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探索知识和意义的新媒介。网络上的寻宝比赛
我有轻微的失眠症，经常在凌晨3点钟醒来，然后在电脑上消磨一个小时，再回去睡觉。有一次我正在电脑前昏昏欲睡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叫迈克尔。施瑞格的人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他是个中学二年级学生，想知道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他来麻省理工学院时，能否顺道拜访一下媒体实验室。我建议他来旁听我星期五的“比特就是比特”这门课，还为他指派了一个学生向导。我同时也把我们之间的通信各复印了一份给另外两位同事，他们也都同意和他见面。可笑的是，他们误以为他是著名的专栏作家迈克尔。施瑞吉，其实施瑞吉的名字后面多了一个e。
当我终于和施瑞格碰面的时候，他的父亲陪着他。他父亲向我解释说，施瑞格在互联网络上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施瑞格眼中的互联网络就好像我眼中的寻宝比赛一样。最令施瑞格的父亲惊讶的是，不管这些人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好，似乎都能抽出空来，回答施瑞格的问题。原因是，在电脑上回信实在太容易了，而且（至少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没有被一大堆无缘无故的电子邮件所淹没。
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络上投入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互联网络也将变成一个人类交流知识与互助的网络。例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3000万会员身上就汇集了许多尚未被开发的集体经验。只要敲几下键盘，如此丰富的知识与智慧就能力年轻人所用。代沟在顷刻问便被大大缩小了。
5、无所不在的万事通机器的哀求
如果你打算雇人为你做饭、扫除、开车、烧火、守门，你能要求他们互不讲话、不去注意别人都在做什么、也不去协调彼此的职能吗？
可是，当我们用机器来执行这些职能时，我们却能胸有成竹地把它们一一分开。现在，我们的真空吸尘器，汽车，门铃，冰箱，热力系统都还是封闭式的专用系统。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让它们互相交流。在协调机器的行为方面，我们走得最远的一步，就是在许多器具中都装上了数字钟。我们试图利用数字时间，使某些功能同步进行，但结果却多半是造就了一堆呜咽的机器，上面不停闪动的“12：00”仿佛在低位：“求求你，想办法让我变得更聪明一点吧！”
机器必须能轻松地彼此交谈，才能为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寻找同伴的呼唤
数字化改变了机器与机器交流标准的特点。过去，人们习惯于聚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开国际会议，一槌敲定（这是工业化的年代里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比喻）从频谱分配到电信协议等一切事物的世界标准。有时，这个过程旷日持久，例如由于对综合服务数字网（1SDN，integratedservicesdigita1network）的电话标准讨论太久，等到标准通过时，技术已经落伍了。
标准制定委员会的操作前提和心态是，电子信号就好像螺纹一样。为了让螺钉和螺帽能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关键尺寸上都达成一致，而不是只制定部分标准。即使你算好了每英寸或每公分该有多少螺纹，假如直径不对，螺钉和螺帽仍然无法配套。机械世界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很苛刻的。
比特就宽容多了。比特很适合更高级的语言描述和“协议”（protocol，原意为“礼仪”，过去专指上流社会在社交上的繁文褥节）。有些协议可以具体到规定两部机器如何“握手”。“握手”（handsha…king）这个词，实际上是个技术术语，指两部机器之间如何建立通信，并且决定在通话中使用哪些变数。
下次你使用传真或调制解调器时注意听听看。所有那些杂音和难听的哗哗声，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机器之间的联系交换。这些寻找同伴的呼唤声，就是在想办法商讨出所有变数中的最大公分母，以便找出交换比特的最广范围。
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把通信协议当作中间标准，或是用来商讨出更具体的比特交换方式的语言。在使用多种语言的瑞士，假如你一个人去滑雪，而和陌生人共同搭乘滑雪缆车，这时你想和同伴交谈的话，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商量用哪一种语言来沟通。电视和烤箱在携手合作以前，也会先间彼此同样的问题。会动的小东西
25年前，我应邀参加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审核通用产品代码（UPC，universalproductcode）的最后设计。通用产品代码是电脑可以识别的小小条形码，现在几乎随处可见，也就是当年令布什总统大出洋相的那个东西。话说某次，布什看到超级市场的自动结帐收银机时，表现得十分惊讶，因此被引为笑谈。现在除了新鲜蔬菜以外，从罐头、包装盒到书籍（虽然有点破坏书籍装帧的效果），几乎所有商品上都使用条形码。
这个通用产品代码顾问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对最后的条码设计签字画押。在评估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几个设计（小圆窗形的设计最后被评为亚军）后，我们也讨论了几个疯狂但有趣的提议，例如让所有的食品都带一点放射性，放射性的大小依成本而定，于是每个结帐柜台都变成了盖革计数器（Geigercounter，一种放射能测定器），而购物者则根据自己购物车中的拉德（辐射吸收剂量单位）数值而付款。（据估计，一罐普通菠菜会让你暴露在每小时每公斤1／10微拉德之下，和人体从食物中获取的10万焦耳的化学能量比较起来，这只不过是每小时十亿分之一焦耳罢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力水手卜派要把菠菜吃进肚子里，力气才会变得比较大。）
这个疯狂的点子却蕴含了一点小小的智慧：我们何不让每个upc条码也能放射数据呢？或者，为什么不让它也能够有活性、可以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举手发言呢？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它要消耗能量，因此条形码和其他“名字标牌”就被做成没有反应能力的东西。不过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例如可以从光中获得能量，或动用很少的能量来延长电池的使用年限。当在小范围内使用这些办法时，所有的“物品”就都可以呈现数字化的活化反应。比如说，你屋子里的每个茶杯、每件衣服、（对了，还有）每本书都能说出自己的位置。将来，“遗失”将和“绝版”一样，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活性标签将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将把非电动化、没有生命的小东西（如玩具熊、螺旋钳、水果盘等）引进数字化的世界。不久之后，人类和动物都将把活性标签像徽章一样戴在身上。还有什么圣诞礼物比活性的宠物项圈更好呢？从此，你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小狗或小猫走失了（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它们可能会走失，但你会知道它们在哪儿）。
人们已经为了安全的缘故戴上了活性徽章。好利获得公司英国分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新产品。戴上这种徽章以后，不管你在一幢建筑物中的任何地方，它都能知道你的位置。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你，离你最近的电话就会响起铃声。将来，你不必把这类装置（用夹子或别针）别在衣服上，这类装置会万无一失地织进你的衣服中，或粘在衣服上。把电脑穿戴在身上未来数字化服装的质料可能是有计算能力的灯芯绒、有记忆能力的平纹细纱布和太阳能丝绸，我不必再携带膝上型电脑，而是把它穿在身上。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们其实早已开始把越来越多的计算和通信设备穿戴在身上了。
手表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它肯定会从今天单纯的时钟而摇身一变为明天移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戴手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很多人就连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
一体化的、戴在手腕上的电视、电脑和电话，将不再是狄克。特雷西、蝙蝠侠、或科克船长的专利。在未来5年中，这种可以穿戴的装置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天美时”（Timex）现在已经在手表和个人电脑之间提供无线电通信了。它生产的这种手表预计会非常火爆，到时候，许多微软的系统中都将吸收这种聪明的（光学）传输软件。
我们给这些小装置提供动力的能力，很快就会赶不上电脑微型化的速度。在技术领域里，动力的进步简直就如龟步般缓慢。如果电池技术的进步能像集成电路的发展那么快的话，我们早就可以开着由镁光灯电池发动的汽车去上班了。恰恰相反，长途飞行时我得背着超过10磅重的电池才能让我的膝上型电脑不致有断炊之虞。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由于笔记本型电脑具备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好的显示器，膝上型电脑所用的电池也就越来越重了。（1979年，索尼公司推出的最早的膝上型电脑Typecorder只用4节AA型电池。）
在可穿戴的电脑上，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富于想象力的动力问题解决办法。阿贝克隆比和费奇公司已经推出一种旅行帽，上面有一个以太阳能电池为动力的小电扇，会把风吹到你的前额上。另外一个可以存储动力的绝佳所在，就是你的腰带。把腰带拿下来，看看它占据了多大的面积和体积。设想一下，如果把皮带扣设计成可以插到墙上、为移动电话充电的设备，那该有多好！
至于天线（antenna）的问题，人体本身就可以变成天线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天线形状的特点使它们很适合织进布料之中，或是当作领带一样戴着。只要加上一点点数字化的帮助，我们的耳朵就能够像兔子耳朵般灵敏。
重要的是要认清，将来会有许多数字化装置，无论其形状和大小，都和我们目前所能联想到的大不相同。经营电脑设备零售业的可能不止无线电器材公司（RadioShack）和siap1es公司这类传统电子商店，且还包括销售耐克（Nike）运动器材、利维牛仔裤或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服饰的商店。在更远的将来，电脑显示器可能会按加仑来卖，而且漆成五颜六色。光盘只读存储器可以食用，而并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