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它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它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