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女儿，同时也不希望对方放弃多年努力终于可以成行的好事，只好拒绝了。事关隐私，或者不实；但有个真实的细节则无可隐去――多年后的某日，李斯大醉，深夜打的，司机问去哪里，李斯泪流满面的说：去温哥华。司机愕然。
我知道暗恋甚至明抢李斯的人不在少数，他在多数时候显得像一个“不勾引，不拒绝，不负责”的人，但仍有少数人会弄得他撕心裂肺。一番风雨一番秋，玩着闹着就到了中年，荡气回肠的往事都会渐渐被自己刨土掩埋。
一般而言，他是一个可以给朋友带来欢乐的人。那些来来去去的雨啊，渗进土地，最终还会蒸腾为云为烟，为各自心头横抹的晚霞，于枯淡的人生里暗藏一道隐秘的奇观。
在最近的一次讨论里，他略显悲哀的问我――当我们不再有激情，不再有能力去爱时，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么？我说不会，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将会无限延长，会永远充满老年维特的烦恼。他听后大笑，他说你的乐观确能感染我。
十
回想起来，诗酒订交已然22年，那时的我们还相信国家热爱生活，相信有一个远方值得我们去追寻。那时的他总是收拾完行装，来邀请我和熊红陪他去扒煤车，说拉到哪里算哪里。他永远有无数个新鲜有趣的主意，邀约我们去实行。
90年代我和他相隔幽明，他怕我在里面绝望，来信鼓励。他说――外面虽然经济繁荣，许多人富了，但你不要急。等你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精子销售公司；熊红的形象好，先拿他挤起卖，估计他还没挤完，我们都发了。把我顿时说得眉开眼笑。
他每回来探监，总是要抱着两岁左右的女儿，趁管教不注意，急忙从孩子的襁褓里摸出一瓶二锅头，暖烘烘的塞进我怀里――这在监狱是大忌，一旦发现，连他也要受罚。他知道兄弟好这口，只好把孩子弄来做地下交通员。
古人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这种高谊在我们之间始终保持。而今的他，正在英国乡村的一个贵格派教堂里研修神学，彼此电邮往返，既谈天问般的玄言，也谈同修们的颜色。
我想说他是一个十分纯粹的男人，是少数能坚持不落俗套的活着的人。与他讨论任何正邪话题，他都可以妙语连珠。其幽默充满智慧，但内心又是非常的伤感和绝望。某日在一歌舞厅，我们目睹一群流氓冲上舞台追打演员，可是我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打抱不平了。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我为此感到锥心的疼痛，我深知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我们却都早早的放弃了任何努力，且任凭酒色财气也无法疗治我们积年成疾的内伤。即使是一个老酷客，最终也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深处。
革命时期”的浪漫
一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的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三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日复一日的夜坐，革命歌曲回放，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两厢比赛体力，都不兴出拳脚，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累了再坐。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小姐”之多闻名举国。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凌晨被密捕回来，一问，是在某桑拿上班的。处长拍案大怒――你一个小姐，你不去好好陪客，你来凑什么热闹？该女士义正辞严――小姐，小姐怎么了？小姐就不许爱国了？处长竟然一时语塞。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我偶尔不免在想，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实在也没什么劲道。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猎艳”，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
每夜的对话时间，都有记者团的围观――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不，不是脸，但也不是身段。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的在一边捉摸。我终于明白了，是整个的“态”。古人说女人之美，最难描摹者在“态”，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
准确的说，她并不漂亮，也不高，甚至还偏黑；剪的齐耳短发，不蔓不枝，素面朝天，衣饰也简朴之极――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表情清纯，身上透出一种活力。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尤其在那时的海岛，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
我甲胄在身，不便接近，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的爱慕。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然后止步，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警察同志，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我在执勤，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报到的所谓“人材”。于是，谈话由此展开。我来自鄂省，她来自豫地，在那年的海岛，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天亮时，人群散去，她的住地略嫌偏僻，岛上危机四伏，我主动要送她，她跨上了我的摩托，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一个年轻的警察，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
四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许多行业都在休假，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只有政保处的稍微忙点。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准点且兴致盎然。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然后不经意的挤到一起。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我送她到楼前，永远止步于楼前，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我再崇高而疲惫的打道回府。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如果运动戛然而止，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迄今我都并不清晰。张爱玲似乎说过――为了成全他们的爱，一个城市倾覆了。放在那时的我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以便我能夜夜张生，长待西厢。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最初我竟然提醒她，不要游得离我太远――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结果比翼齐游，很快她就不见了，她朝外海游去，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通常是晚霞散尽，她才拖着夜色回来，然后轻松的说：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我内心不免紧张，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我该向谁交待，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海浪不时的打过来，把我们朝岸上推。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她无意政治，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夙夜兴叹。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那时，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原是很容易失散的。
五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祭坛》的诗，有句子曰――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但远在边陲的我，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我们听罢都哭了，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大家望空酹祭。我对梓夫说――我决定辞职，绝不当鹰犬了。梓夫知道我的性格，不便相劝，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我醉醺醺的骑着摩托就出门了，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我别无选择，决心北上参加义战。此去生死未卜，我唯一想的起来要告别的，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她很吃惊我的到访。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我们站在门外。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明天就走了。她问为什么，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她默然，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我们下楼，相对仍是无语，又确确乎有点难舍。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我穿着短袖警服，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她在默默的流泪。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路灯很少，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整齐而毫无喧哗。我不明所以，停车于街心，队伍走近时，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我肃然起敬，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且向他们致敬时，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顿时集体痛哭起来。在那一刻，我自觉鼻酸喉哽，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她只是隐隐的啜泣，我去扶起她的肩膀，她靠在了我的胸上。她断续的祈求――你把今夜留给我，好吗？
我默然，内心感念万分，但想到此后的不测，我只能拒绝。人在那一刻，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还要收拾行装，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我们泪脸紧贴，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
六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即便我在“内部”，也所知有限；但知道惯例，****之后必将是大搜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洋洋数千言，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并义正辞严的发誓――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我辞职了，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连同警号警徽等。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也并不相劝，感叹着告别而去。等我到了广州，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终于才得以北上。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场面十分感人，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到了此时此地，我才知道没有反抗，只有逃亡，我无能为力，只能聊尽菲薄。【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我辞职去后，局长大为恼火，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叛徒”，于局里是难堪的。处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