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是为一个人所作的歌集。也就是说无论从动机到结果，它都可能仅仅因这一个人而具有存在的价值。但我仍想交待一下它之所以产生的本事及背景，也就是为有可能偶然读到这些文字的人，留下一把破译这个故事的钥匙。
90年代最初的冬天，我还过着一种自命潇洒的半逃亡式生活。一位始终关注我的朋友，来信向我推荐了一个女友。我想这是为了分担我母亲的忧愁，我不能拒绝这种善意。尽管对这个有可能接管我未来命运的人尚一无所知，我还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建议，表示愿惜缘而认识。现在看来，当时或者潜意识中还有一点对孤独漫游的厌倦，庸常幸福才体现出一线渺茫的诱惑。然而就在寄出这份希望之后的次日，我从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因为“反革命”而收审，以“泄密”而判罪，其间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完全与世隔绝。在那间狭暗的石室里面壁终日时，想到这件事便不免自嘲地笑——幸运之神才刚刚敲门就永远离去了！
时间到1992年，我在一座监狱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还需要四年才能完成这一涅槃而新生的使命。这时才能写信向朋友致歉，很显然，只能为从前的允诺表示遗憾。基于现实的原因，不可能再抱奢望。很快有信来，在种种安慰之后还加了一句——那位小姐依旧关心着你。除开感激之外，我难以想象还存在什么其他意义。
然而，奇迹却在悄然而至，我很快收到了一封来自于一个遥远城市的陌生人的信。至此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其朴实的话语透露了这样一层涵义——我是可以等待的。多么单纯而友好的姑娘，但这件事本身，却似乎在真诚背后有着一种“等待戈多”似的荒诞。也就是说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承担这份牺牲有意义么？而我，有什么理由要让自己的刑期，形成对别人的惩罚？哪怕不出于起码的道德考虑，就这种承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我也不能误人至深。因此回信是热情而婉拒的，尽管内心深处不忍放弃。之后，较长的时间我们互相都写了一些信，可是因为我的特殊情况或者其它什么难以想象的原因，大多没收到。再收到她转来的信及小照时，我发现我们已经难以分离了。于是，我开始了这本诗集。
三
要想向自由的人们解释囚禁生活的基本模式是困难而肤浅的。如果不因为一种纯粹的激情，我想我很难在这种背景下完成这些文字。也正是由于压抑之中所唤起的渴望才如此强烈、直率而粗糙，甚至完全忽略了诗本身应有的技术。如果它尚能让人卒读，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接近诗了——虚幻而美丽。总之，这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成型的，没有草稿，没有修饰，也没有副本；像人类本身潜在的欲望一样原始而真实。
从艺术角度而论，我并不认为这体现了我原有的风格，甚至也不符合我一向的实验和主张。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认为诗的抒情时代应该结束了，我很讨厌那些欺骗孩子们的矫情之作。可是今天我却这样做了，唯一支持我的理由，是因我这部诗集这仅仅是为她而写的，这是一个囚徒所能报答一种深情的唯一方式。需要她读懂此中的复杂心理，因此就完全可以忽略与此无关的评价。
四
直至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这件事的结果。这不是对具体的爱情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总体命运的把握。换句话说，同样浪漫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可以发生，但却很难在今天的社会得到再现。我所处的环境，使我见到了太多的人间戏剧，我不可能乐观地设计未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严肃而认真创作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我想真正永恒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美好。如果说它确实能使明天成为现实，那可以视作定情的礼仪。如果命运改变结局，那它也是今天的碑铭。
也许后代人们假设读到了它，有可能不是为了追索一次奇特的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的兴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还有过这样一件事？它所蕴涵的精神是什么？由于什么而支配着一个人如此嘶哑的独唱？当这样追问时，我已经觉得这不再是一束简单的情歌了。在感情上它属于一个人，在苦难反思时，它应该属于明天的社会！
五
很多时候，当你置身于生活的一些精巧格局中时，是很难怀疑“宿命”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伟大力量的。今天，迟至今天的她的出现，使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刻意地安排，其意义在于支撑一个人穿越他的厄运。这使我想起人类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历史，真正引导人们跋涉向光明的可能并不是理性，而是某种天赋的激情。
应该说渐至中年的我，曾经因为激情支配下的抉择而蒙受了太多的伤害；就是今天，痛楚犹未消失。可是，无论怎样试图改变自己，都摆脱不了“钟情者正在我辈”这一古老公式。情之为物，成了我们存在的依据。纵观今日社会，当多数人们业已习惯利欲下的权衡时，我已无法区别由她和我进行的这些个人事件的幸与不幸。这种纯情行为在多大程度和时间内能够超脱于现实土壤，高蹈于时代精神之上，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一件美好的事所造成的或苦或甜的命运，都足以让今天的我忘记其终极目的。
六
在以往的一些岁月里，我和我的一些弟兄们一直醉心于一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常常梦想像金斯堡他们那样到某个丛林中去种植大麻或者粮食，以熬制一种真正可以减少人类苦难的良药。这种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很容易带来对家这种结构的偏见，致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有意回避着这一“魔沼”。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已根除了暗怀渴望，事实上，在一个人的黄昏，在饥饿的旅途，依旧可以轻易地为一曲《我想有个家》而悄然拭泪。
而且更多的朋友艰难地从一个门走出，终于又踏进另一个门去。古希腊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至少在婚恋这个问题，难以尽然。经过了这样一些曲折而终于获得善果的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家，本身是人类共同甄别选择的最佳模式，问题还是在于成员及其操作艺术上。
而我真正强烈地感到家的诱惑，是在这场灾难中。我想这不需要解释理由，凡是曾经身陷绝境孤立无援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念头的必然。当我站在囚楼上看见隔墙的一家小院中，一个女人几乎花去了整个下午来梳洗长发，年轻的丈夫不断地用杯子往她头上浇水，仿佛是在灌溉一株名贵的花朵；而孩子把一根橡皮筋栓在两棵树之间，独自唱歌伴随舞蹈，小屁股在夕阳中闪烁——生活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日子里，体现出它真正的幸福。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平淡从容中的甜蜜呢？我把这种来自于一个画面的觉悟，寄给了一位因家而苦恼的朋友——如果就是侥幸脱离了锅碗瓢盆的束缚，是不是就可以解开全部生活的绳扣？
当我知道在这些漫长惩罚的背后，有可能有一个家为我准备着时，内心深处充满了激情和勇气。我觉得，当这样一个少女在这种时刻献上她的爱，那么，我应该交出我的命运了！
七
这场爱情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拒绝是一种伤害，接受又是另一种伤害。时至此刻，彼此的姓名还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符号出现在心中。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缘份问题，当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之后，就意味着要投入若干年的等待而一定要收获幸福；相爱且必须永无怨悔成了今后岁月的使命。
现在我已知道她是一个美丽痴情的姑娘，获得这种建立在一个人的牺牲之上的爱，使我深感内疚。该要表达的感情在前面的诗中都已淋漓宣泄，我再难说什么了，只能更加强烈地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劫难，去补偿她青春的损失。
每每当我想起但丁写在地狱之门前的那句话——到这里来的人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就不禁怀疑这种感情是否适当，自己是不是利用了她的单纯和善良？我有什么理由还要对未来生活保持这份浓厚的痴情呢？当昨天的审判得以成立的时候，就基本决定了明天的黑暗仍难以解除。我多么担心让她无辜地步入深渊啊！但另一方面，我却充满信心，那就是高尚的牺牲终将赢得高尚的珍惜，无论历史和个人，都会体现这一规律。
八
除开朋友、书籍和个人的一些奇特经历之外，我几乎是一无所有了。造化没有赐予我任何桂冠却反而刻下了耻辱的红字，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自己懊悔。作为一个男人活着，承受始终应该大于享受。况且，在这么多的打击之下，我尚拥有爱与诗，这已是人生的最大慰藉。
在这样一些酷热的夜晚，没有草地和林荫；躺在狭窄的囚楼平台上仰望广阔的星空，面对这些永恒存在的宇宙风景，深感尘世的悲欢离合太渺小。一切都会过去的，流亡者将要归来，经过无数默默牺牲者的努力，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家园。
向一个陌生的女孩倾诉爱情，使我灵魂得到再一次净化；这是一种真正自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些不假藻饰的词句，使我得以重回孩提时代。当我写完此页后，作为这部为一个人而编辑的诗集该要合幕了，但这，远远没有结束。爱，是一种事业，还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缔造才能臻于最高的境界。我想起加缪说过的一段话——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要结束。一天早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欲望将宣告一切已过去，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最后，我要说——关关，谢谢你给了我这种灵感和激情，你的善良将无愧于接受这本诗！
湖山一梦系平生
一
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应届毕业。半年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每天仿佛都在发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还在考虑到何处下乡――而且开始情窦初开的悲惨早恋。那时的人似乎都很单纯，首先是女同学把我的情书上交给了学校，然后是天天写检讨到校办罚站，之后是父母责骂殴打，最后是我自杀未遂。
醒来后为了表示我仍是个不甘堕落的青年，更为了心中那点自尊和硬气，我确实咬破手指写了个血书。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
那年，我16岁。
结果通知书下来，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个。但悲哀的是，仅被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后，现在叫湖北民族学院】。于是，我拒绝去。家父怕我次年连这个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为与梦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很早就变得颓废而堕落。
三年的诗酒孟浪很快结束，毕业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结社，经常醉卧街头被清晨扫街的人喊醒。20岁左右的我，几乎很清醒地看见了我可悲的结局――从科员到副股长到股长到副科长到科长。最后的悼词是――该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山中教育事业，享受副县级待遇埋进关山陵园。
那时，谁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会生出腆脸赖活的羞愧。
二
应该说我的武大梦始于少年。那时虽然流行读书无用，全国在学张铁生和黄帅，但知书识礼的外婆却一直在对我进行理想教育。她来自江汉平原，也算书香门第，在那个知识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窥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她所了解的只有武大，于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贵的学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我们唤作大伯的那个传说中的奇人，就在那里任教。准确地说正是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对这所遥远大学的向往。
我从79年起，即开始了与独身的大伯的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各种那时山里没有的书读。我工作后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约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
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
考试是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比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
三
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对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和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还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则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会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多月，镇日飘在江上，系里却豪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未？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