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生在明朝朱棣时期。远行的方向是中国西南方向。明成祖及后来的仁、宣两帝共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加深了明帝国和西洋各国的联系。
第二次远行即发生在唐朝贞观年间。远行的方向是中国的西方。主要的目的是西行取经——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实地学习、考察和研究。
没有人能够否认，佛教的传入对于古代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乃至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现代一些中国人的许多思维习惯、处世方法甚至常用语言都还留有明显的佛教痕迹。玄奘取经虽然不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但玄奘之后，中国佛教真正从古代印度佛教那里“取回了真经”，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汉地佛教时代”。当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消亡以后，汉地佛教却更加兴盛发展，延续至今已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盛唐气象（12）
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和再生能力。玄奘取经只是中国人向“西方人”的第一次取经。距这次取经一千六百多年后，中国人又一次向西方取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从“西方”迎来了共产主义学说。如今共产主义学说在它的发源地德国和最早的实践地俄国已销声匿迹，但中国人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并将它列为自己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回到唐代，再回到玄奘取经。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无疑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它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也并不是十分明显。而玄奘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远行只是为了探究信仰和学习知识，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功利目的，它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正因为这个原因，玄奘西行取经还激发了国人一向贫乏的幻想能力，并在历代传说的基础上最终诞生了伟大的古典小说《西游记》。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如果说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的话，玄奘取经则完全是个人行为。唐朝皇帝对玄奘取经虽有资助，但取经的主体是玄奘个人。由于行为性质和主体的不同，两者的内在动力也截然不同。个体行为可以自由地从个人的兴趣和求知欲出发，往往容易取得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突破；而国家行为则可能受制于固有的条条框框。
从现代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这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人行事的常规，并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丰富性。
这三次远行分别发生在汉、唐、明三个汉族政权的盛世时期，为各自时代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同样是远行，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有天壤之别。
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虽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详细掌控了西域地区的国家分布、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特征、人情风俗等情况，为汉朝加强同西域的联系，提供了最新、最翔实的资料（也给玄奘后来的西行提供了便利）。但是，对于后世而言，张骞只是一个使者，他对西域的情况也只是介绍，虽然对政府的外交、军事提供了便利，对民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了三十三年，到达过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明帝国和西洋各国的联系，拓展了明帝国对西洋各国的影响力。但他在完成了七次轰轰烈烈的远航以后，由于朝廷对外政策的骤变，他的传奇壮举突然销声匿迹了，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过，更不用说在民间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直到清末民初，因社会风向的转变他才又重新受到重视。
相比于这两次远行，玄奘西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玄奘西行十七年（627年——645年），行程五万多里，带回了大量的经卷。唐太宗称赞他舍身求法，惠利苍生，并询问沿途所见的物产风俗、山川气象、佛教圣迹，以及张骞未见、《汉书》未记的种种问题。玄奘都一一作了回答。在唐太宗的鼓励下，玄奘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这部书记载了玄奘十多年旅行中所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所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一共一百三十八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情况、宗教信仰等等。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书籍，是记载中亚细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书籍。
现在看来，玄奘西行只可能产生于盛唐时代。鼎盛的唐代对于异域文化的开放胸襟远非汉代、明代可比。它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同时还具有世界影响力；不仅惠及当时，还传播于后代。
中国古代这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及其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极其值得探究的。在我们的民族特性中，一直缺少探险和开拓的张力，直到现代依然如此。而玄奘西行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更甚，我们的民族特性中一向以实用理性居压倒地位，不具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粹精神性的探索很难获得承认。这种行为模式不但导致了人们过多的短期行为而且极大地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这也是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长期缺乏发明家和思想家的原因所在。从这点看，玄奘西行体现了大唐空前绝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常值得后世重视和学习。
唐朝从开国六十年到安史之乱间的七十七年中，虽屡遭宫廷之乱，但国力却一直蒸蒸日上，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所有这一切和唐初贞观年间各项举措密切相关。
唐在进入开国六十年后，开始出现很多转折：政治上相权遭到削弱、皇位继承缺乏严密的制度；经济上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军事上由过去的主动进攻转为以防御为主，此举导致府兵制崩溃，为藩镇剖据营造了土壤；国家管理上一度酷吏横行（为后世的密折政治和特务机构提供了风气之先），所有这一切都在日积月累，到玄宗后期宦官登场、外戚横行、中央官员骄奢淫逸、边镇将领拥兵自重，这是诸多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和解决的结果，并非玄宗一人之过。当然，对于“安史之乱”的最终爆发和唐朝由盛转衰，玄宗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是更应该负责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高度集中专制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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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官政府（1）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长河中，由篡位而来的政权大都短命，惟有一个王朝例外。它不但长寿，而且在其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和科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王朝就是大宋王朝。
宋朝曾被今人评为最想生活在其中的历史十大王朝之一。纵观整个大宋王朝，名将贤相熠熠生辉，文学家、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层出不穷，确实是一个文人们心中理想的朝代。
杨家将、岳家军等名将产生于宋代。
赵普、吕蒙正、寇准、包拯、文彦博等贤相产生于宋代。
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家产生于宋代。
晏殊、柳永、欧阳修、曾巩、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文学巨匠产生于宋代。
理学家陆九渊、朱熹产生于宋代。
毕升的活字印刷、沈括的《梦溪笔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都产生于宋代。
直到南宋末年，仍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民族英雄交相辉映。
可以这样说，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高峰，许多领域直到明、清时代都未能超越。
历史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疑问：宋代，这究竟是个怎样的朝代？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个朝代群星灿烂、人才辈出？为何在这样一个群贤毕至的朝代最终依然逃不脱“四面楚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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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各个封建朝代相比，宋代人才最为灿烂：名士贤相熠熠生辉；三朝*比比皆是。
中国历史上的长寿王朝都很重视文臣的作用，如汉朝之萧何、霍光，唐朝之魏征、裴度，明朝之刘伯温、张居正，但将文臣作用推向极致的首推宋朝。
宋代文人政府较之于其它朝代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宋朝名臣贤相辈出。如果没有文官政权这样的政治心理基础，如果没有封建皇帝对这种政治制度的认同，名臣贤相的大量涌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观宋代一朝，一是名臣贤相交相辉映，二是三朝*、四朝*比比皆是。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宋朝出现众多贤相，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制度保证。并大体得到了各代皇帝的认同。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功臣，其地位可比西汉的张良、明朝的刘伯温。他曾与宋太祖共同策划了“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重大活动，后来宋太祖平定南方，赵普更是立了不少大功。因此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巨细都跟赵普商量，对赵普给予了足够的信任，而居功自满的赵普也敢于在皇帝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当即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赵普见状，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到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这些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宰相敢顶撞皇帝坚持己见在封建时代很少见到。类似的例子似乎只在唐太宗时期发生过。
虽然赵普后来因为其它事被宋太祖撤掉宰相职位，但他在宋太宗时期再次被拜相，除了赵普本人具有过人的能力外，宋代君主对大臣的宽容也是赵普东山再起的原因。作为三朝*，赵普晚年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还被追封为韩王，基本上做到了善始善终。相比之下，明朝的开国宰相刘基却凄惨无比，他一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最终却被朱皇帝毒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四章：文官政府（2）
观宋代尤其是北宋朝，臣下犯颜直谏的事例不胜枚举，百官忠于职守，皇帝容忍不同意见，朝纲稳定，民心顺畅，这也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在西夏、辽、金等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依然能存活一百六十多年的一大原因。
吕蒙正是宋朝著名的贤相，他曾三度为相，在他的推荐下，吕夷简、富弼等相继成为北宋时期的一代名相。
吕蒙正对于涉及个人的是非从不计较，但对于国家的大是大非，却敢据理力争。一次，宋太宗欲派人出使，吕蒙正推荐使者，太宗不同意。太宗三次问蒙正，蒙正三次都推荐此人。太宗生气地说：“你为何着这样固执呢？”蒙正说：“我不是固执，是因陛下不了解此人。我不想因为讨好皇上而损害国家大事。”太宗后来终于同意蒙正所推荐的人，此人出使果然称职。
吕蒙正作为一朝宰相，对下属是宽厚的长者，并注重提拔奖掖后进之人，可对皇上，他从不拍马逢迎。有一次，正月十五的晚上赏灯，皇上大宴群臣。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宗说：“正当五代之际，天下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周太祖自邺城南归，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无不惨遭掳掠，城野大火漫燃，天上彗星划过，看者无不心惊肉跳，以为天下再无太平之日。朕自当政之后，日理万机，从不敢懈怠，常想天下百姓，以至才有今日之昌盛景象。由此看来，无论是大乱还是大治，无不是人之所为，并非是什么天意啊！”大臣们听后，纷纷赞美皇上英明，把太宗拍的得意忘形。这时吕蒙正走到太宗面前说：“皇上在此设宴，百姓莫不云集在此，放眼望去满城灯火辉煌，确实一片繁荣的景象。臣不久前曾到城外，离城不数里就看到有许多人面露饥色，甚至还看到一些因饥饿而死的人。由此可见，天下并不都像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样啊。愿陛下不但看到眼前的繁荣，而且也能看到远处正在挨饿受冻的百姓，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幸事啊！”太宗听到这话，一时黯然失色，群臣也都鸦雀无声。
太宗一朝，敢于犯颜直谏的事例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人物还有寇准。
公元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因观点与太宗不合，太宗不想让他难堪，便阻止了他的发言。寇准不为所动，当着满朝文武百官，不给皇帝面子，竟公然和太宗争执起来。太宗实在是无法忍耐，龙颜大怒，拂袖起立欲走。寇准表现出胆识过人的气度，他紧紧地拉住皇帝的衣袖，要皇帝把他的话听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宋代不只是太祖、太宗朝有忠臣直谏，真宗朝和仁宗朝刚直不阿的大臣也屡见不鲜。
李沅在太宗朝曾拜宰相，后因太宗立太子之事被贬。但真宗即位后，他又迁任户部侍郎、参加政事。他以正直为朝臣所赞。
有一次，宋真宗与李沅闲谈时，问他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事为首先的要务。李沅回答说“以用人为首要之务，用人最为紧要的是不要用浮薄好事的人。这类人夸夸其谈，不干实事。上不能辅佐皇帝，下不能体恤百姓，对搜刮百姓必以为然。这类人虽然可恶，可是他们很容易迷惑陛下，所以您千万要注意识别。如果用人方面皇帝能够做好，那国家就会政事昌明，安然有序了。”
李沅的话事实上是直指皇帝的，不仅如此，他在为官过程中也多次拒绝皇帝的不合理要求。 。。
第四章：文官政府（3）
皇帝有一次曾派使者拿着亲手诏书前来告诉李沅，说要立刘氏为贵妃，李沅却让使者用烛火烧了诏书，附上奏书说：“臣李沅认为这个不行”。皇帝立贵妃的这个提议就此罢了。又有一次，当时的驸马都尉官石保吉请求做使一级的相官，皇帝又与李沅商议，李沅说：“每次赏典官员的举动，朝廷都应当要有所缘由，石保吉并没有攻战的勋劳，仅仅是个皇亲国戚，如果就这样能够拜位台相，恐怕会引起朝臣非议。”过了几天，皇帝又再三问李沅该怎么办，李沅还是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松口，后来这件事就没有再议，终于不了了之了。
宋仁宗时期有名的贤臣便是今天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包拯。
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广为时人赞誉，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为“包公”或“包龙图”，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人们甚至将这些故事搬到戏曲中，如京剧《秦香莲》就反映了包公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形象。这些故事虽然大多为虚构但反映了在“人治”社会下普通民众对清官的某种期盼。而事实上，包工的清正廉洁也是有史实为据的。
公元1040年，包公到端州（今广东肇庆）任职。在任期间，包公铁面无私，自己也两袖清风。当时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公到任后立即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包公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深得宋仁宗赏识，公元1056年，宋仁宗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以整顿开封的秩序。开封府是北宋王朝的都城，是皇亲贵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