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于1189年禅位，而金世宗于1189年病故。金世宗以后的章宗时期，金朝开始走下坡路。章宗极好浮夸奢侈，到处修建宫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预政事（这与光宗、宁宗时也极为相似）。大臣们只能奉承媚上，图一时安乐，不敢逆其所好。章宗之后，金朝更加衰弱，终于被后起的蒙古政权所灭。
金朝前期南下艰难、后期政局*，自顾不暇，造就了南宋王朝的苟延残喘。至于金灭亡以后，南宋又存活了40多年，其原因也和金前期一样。蒙古人南下同样面临着民族反抗、同样面临着军事形式的变化。而且蒙古政权面临的反抗地域更广、种族更多。反抗者队伍中不光有汉族、还有女真、契丹、党项等前朝遗民。正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南宋才得以存活了一百多年。
辽国的崛起其责任在北宋，金国的崛起其责任在辽，而蒙古国的崛起，其责任在金。
宋王朝并不算太弱，却生活在一个强敌环绕的环境中。相比而言，西夏立国虽晚，但西夏政权却早于北宋而存在。辽国也是如此。辽立国于公元916年，而北宋成立于公元960年，辽比北宋早立国44年，故北宋吞灭辽国并非易事。
那么金国和蒙古国的崛起应由谁来负责？
依我看，金国的崛起主要由辽国负责而不应该由北宋负责；而蒙古的崛起则主要由金国负责而不应该由南宋负责。尤其是蒙古，其崛起后不但横扫亚洲诸国而且向西一直打到多瑙河流域。即便是汉唐再世也难抵蒙古军队的进攻。事实上，蒙古政权在征服世界各国的过程中，南宋的抵抗程度最为激烈，时间也最为持久。这大抵可以说明南宋政权至少在军事上经济上不是一个太弱的政权。 。 想看书来
第四章：文官政府（21）
《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一画、一书是宋朝尤其是北宋繁荣的证明。
宋朝一度创造过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高峰（但不是军事高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北宋留给后世的《清明上河图》和南宋留给后世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得到证明。
《清明上河图》是一副留传甚久的千古名画。它的作者张择端是南北宋之交的大画家。张择端一生作品不菲，但最有名气的还要数《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用高度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写，生动的再现了北宋升平时期的繁荣景象。该图以北宋京城汴京为背景，匠心独具，气势恢宏而且描写细腻，即气象万千又井井有条。据统计，画中各式人物不下八百，但却姿态各异，无一类同。画中场景包括春郊、河岸、码头、虹桥、城门、街市、车船轿子、牲畜、建筑群落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充分展现了北宋当时的繁华。
《东京梦华录》也是一部论述北宋都城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堪称一幅用文字写成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是两宋之交的孟*。他生于北宋末年，公元1103年，随父到东京，在东京汴梁（河南开封）生活了二十多年，北宋覆亡后的南渡。晚年追忆昔日旧京的繁盛，缅怀往事写成《东京梦华录》十卷。书中对北宋都城东京做了详细记载：汴梁的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市、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诸街夜市，反应出当时都城官府、手工业作坊、商业、文化、交通的发达情况和城市的风貌，几乎无所不包。
《东京梦华录》让人们感叹北宋都城的繁华与富庶，感叹当时社会文明发展那的程度。孟*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写道：“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鬓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侧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竟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奏，万国咸通，华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短短数语便勾勒出东京城市的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
《清明上河图》在艺术领域展现宋代的时代风貌。《东京梦华录》则在文学范畴予以记述，两者相得益彰，让后人得以形象具体地了解北宋晚期东京的繁荣奢华和社会风貌。
东京是北宋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视北宋社会全貌。在中国从秦开始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宋朝是个分界线和转折点。在此之前和之后，社会结构尤其习俗方面有了明显的不同。
两宋以前，特别是唐代时，城市居民受坊市制度的限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娱乐及活动大都只能在白天进行，人们日常生活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单调乏味的。到了两宋时期，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过去的坊市制崩溃，城市居民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居民在夜晚的活动只要在当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就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涉。由这一变化导致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和劳动等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宵禁解除，夜市兴起，人们不再受夜晚关闭坊门的束缚，于是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由于人们喜欢夜里出来活动，因而城市夜生活变的丰富多彩，夜市十分兴盛，同时早市也十分受欢迎。
第四章：文官政府（22）
与夜市早市相适应的，又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瓷器制作水平的提高和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二是茶文化的兴起。许多市民以精益求精、消遣娱情的态度来培育茶文化，因此饮茶十分讲究，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千年长盛不衰。当时不仅开封、临安、成都等大城市如此，就连一般县镇、饮茶习惯也蔚然成风。由于受城市生活的影响，民众对艺术和娱乐产生了新的需求。市民阶层迫切需要这些方面的发展，为此城市中出现了适应此项需要的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 瓦肆内艺人们的表演的节目多种多样，有令人惊叹的索上担水，踢瓶踢缸等杂技绝活，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曲艺表演。这些不但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社会活动，而且还推动着文学艺术领域的蓬勃发展。宋词、诗歌、话本、曲艺、绘画无不大放异彩。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居住、服饰、习俗等方面也有了和前代明显的不同，有些习俗甚至流传至今。
宋代在精英阶层和劳动人民之间曾出现过新的势力，即商人阶层。这种趋势极有可能导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大学的兴起。可惜，这一切可能被蒙古军的弯刀斩断了。
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在统治精英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出现了新的势力，即商人阶层。商人们在改变着社会面貌，它消弱了中国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将人们引向新的意识形态，士大夫和他们之间的利益联系日益密切。这种情形和欧洲当时的情形十分相似，欧洲正是在商业流动的气氛中诞生了市民阶层商人阶层并孕育了大学的建立，而同时期的北宋也出现了这种趋势。这种趋势极有可能导致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大学的兴起，只可惜由于蒙古的入侵，这种局面和趋势被迫中止。
如果把宋朝时期发生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放在更大的背景中来看，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它反应了宋代时期人们在精神上的某种自由和独立，也反映了文官政府的某种开明和开放。它不仅反映在生活中也反映在政治领域。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从宋朝就开始了。
和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相比，宋朝政治生活中有两个现象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特征：一个是“女性独立”，另一个是禅让成风。
先看一下女性独立。我所指的所谓“女性独立”，实际上就是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河南巩县的洛水边座落着几十座宋代皇陵。和其它朝代不同的是，在北宋的皇陵中，皇后是不与皇帝合葬的。这反映了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是皇后的政治地位因为封建礼法的承认而在陵寝制度上的反映。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而已。不仅如此，从真宗时期的刘皇后开始，死后的谥号一改以往皇后的谥号只有两个字的惯，增加到四个字，这在封建时代应该算是大的突破。
在政治生活中，宋朝皇后、皇太后参政议政的现象极为普遍。象宋真宗时代的刘皇后临朝听政达十一年之久。在她之后的曹太后、高太后都有听政之举。南宋时期的吴皇后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长达55年，是历史上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她虽然不垂帘听政，却每每帮助朝廷度过危机，深受后世史家的好评。在她之后有光宗时的李后、宁宗时期的杨太后、理宗时期的贾妃南宋末期的谢太后，都有干政之举。“太后参政议政”成为宋王朝独具特色的政治设计。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宋朝太后虽然参政议政但却很少越位。终宋朝各个时期，除极少数的朝代外，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发展成外戚专权，也没有出现宦官执政的局面，而是很好的保持了皇帝、太后、权臣三角权力体系。太后是依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非依靠家族的身份而在政坛上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独立或地位提高的标志。
不仅皇室中，女性作用突出，在皇室之外也能见到这样的案例。北宋时的“杨门女将”，两宋交替之际击鼓抗金的梁红玉，在宋王朝的各个角落都有女性闪耀的光辉。
还有一个例证似乎也能证明上述观点。据说宋徽宗宠幸妓院名妓李师师，几度想把她纳入皇宫，却几度被李师师拒绝，无奈皇帝只能屈尊到妓院寻欢。这种现象在其它朝代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宋代，荒唐中透露着开明和平等。
历史上所谓的“禅让”，大多出于被迫。只有在宋代，“禅让”才可能出自本意。
宋代的另一个政治现象便是“禅让成风”。
中国社会自夏以后便极少“禅位”，有限的禅让也有过几次，如汉禅魏、魏禅晋、后周禅宋，但大多是被逼禅让。主动禅让的也有：如唐朝时，高祖禅让太宗、睿宗禅让玄宗、玄宗禅让肃宗等，但大多还是迫不得已。真正算得上心甘情愿禅让的只有唐睿宗禅让给唐玄宗、清乾隆帝禅让给嘉庆帝。但这种案例实在太少。而在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上，禅让却有四次，其中除光宗禅让给宁宗是被迫外，徽宗禅让给钦宗，高宗禅让给孝宗、孝宗禅让给光宗则是自愿的。如此高的禅让比例为封建朝代所罕见。由此我们不能不为宋朝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文官制度设计而击掌；也不能不为这种开放的胸襟所感动，至少禅让比之于专制要强许多。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宋代经济、文化发达和和人们精神较自由的根源之所在！
观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官僚机构庞大无比，但人们的生活却较为平等和自由；虽然国家积贫积弱，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相对比较高，这也是宋朝被现代人们欣赏的原因之一。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
中国其实早在十八世纪中期就已落后于西方，但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才如梦方醒。
在中国历史书中，通常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划分，完全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1840年实在是一个耻辱的年份。这一年，拥有几亿人口数十万军队的中国遭受了来自万里以外的异邦小国英国4000兵力的侵略。这一年也成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这场爆发于1840年6月的英国对华侵略战争于1842年8月结束。战争的结果是：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全部的十三条款中，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句句都是中国的义务。中国从此开始走上了一条屈辱的半殖民化的艰难苦旅。这条路一走就是一百多年，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
以几十万人的军队不敌渠渠几千人的军队，这一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中国落后了！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是中华帝国落后的证明，人们想知道的是：曾经拥有“盛唐气象”称雄世界的中华帝国究竟从何时开始落后于世界？
中国直到十九世纪初仍沉浸在“乾隆盛世”的余晖中，为何只过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就迅速走向了衰败？
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华帝国的衰落？
2007年，中央电视台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政论片引起举国关注。该片以十五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先后崛起的国家为典型案例，分析近六百年来世界历史兴衰的轨迹，从中探索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启示。
沿着这一思路，对照世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中华帝国正是在这六百年中，逐步与世界拉开了差距。而这个差距并不是指综合国力。事实上，无论是明朝前期，还是清朝前期，中华帝国的综合国力都处在世界前列。这六百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最主要的体现在帝国的制度和思维上。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清朝中后期综合国力的下降并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
中国和世界的时差开始于何时？让我们翻开世界历史，仔细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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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初，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葡萄牙几乎参不多在同一时间将目光投向航海，但双方探索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1415年。堪称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的三王子亨利率兵袭击了位于北非摩尔人的贸易重镇休达。事先摩尔人并不知情，结果仅用了一天时间，休达就被攻陷，而葡萄牙人仅阵亡38人。后人把这一年看成是葡萄牙人同时也是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
葡萄牙人之所以把向外扩张的第一站选择在休达，有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综合考虑。
在欧洲很早就流传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由约翰王统治，那里有75个藩属国家，生活繁荣而富足。饱受十字军东征之苦的欧洲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寻找终于认为传说中的约翰王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他们认为从非洲西海岸不远的地方可以找到这位君主，如此便可以和约翰王联合起来夹击穆斯林。这是葡萄牙人在政治上的考虑；从经济和军事角度讲，非洲也产有黄金和胡椒，利润非常可观；休达是当时摩尔人的西北大门，是穆斯林向基督教世界进攻的前哨阵地，既是重要的港口，也是一个贸易重镇，占领它既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又可以以此为立足点打击肆虐的海盗。当时，连亨利自己也未曾料到，正是他的这一举动，拉开了航海大发现的序幕。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2）
实际上，通过水上打通战略通道，和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不只是欧洲人的想法。
公元1405年，比葡萄牙人早10年，中国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就派宦官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开始了下西洋的历程。
中国人和欧洲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里选择了通过航海和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这种巧合真让后来的人回味无穷。但是仔细比较，却发现东西方的这两种航海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