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冲也深明大义，心甘情愿地为朝廷镇守四方，将相的和睦稳定了东晋的政局，人们都把谢安比作安定东晋的王导，而谢安的文采*似乎更胜王导一筹。
谢安理顺了东晋政权的内部纷争后，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北方强大起来的前秦政权。当时前秦屡次骚扰东晋边境，东晋朝廷开始招募有才干的将领。谢安知道自己的侄儿谢玄有大将之才，就向朝廷推荐了谢玄。当时有人嘲讽谢安任人唯亲，而谢安的政敌郗超却感叹说：“谢安能不怕讥讽，举贤不避亲，真是有古人的遗风啊。”谢玄果然没有辜负谢安的推荐，他担任广陵太守后，招募江淮子弟和北方流民组建了北府兵，成为东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
前秦苻坚曾率百万军队南下消灭东晋，“淝水之战”苻坚大败。两年后，前秦内乱，苻坚竟请求仇敌东晋帮他平乱。可能那时候人心眼实在。要搁现在，肯定认为他脑子进水了。
太元八年（383），前秦主苻坚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准备消灭东晋，统一天下。当时建康城内一片震恐，士大夫无不惊慌失措，只有谢安依然镇定自若。谢安自己以征讨大都督的身份负责军事，并派了弟弟谢石、侄儿谢玄、儿子谢琰和西中郎将桓伊率领8万晋军前去抵御。负责长江西线防守的桓冲担心建康的安危，派遣3000精兵前来协助保卫建康，却被谢安拒绝了。谢玄对是否能挡住秦军也没有把握，临行前向谢安询问对策，谢安只回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再也不谈军事。
后来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对弈。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忍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等到下完了棋，客人兴高采烈地走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连蹦带跳地进入内室，结果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谢安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这让谢安遭到了琅邪王司马道子的猜忌。司马道子伙同谢安的女婿王国宝，在东晋孝武帝面前屡次挑拨离间，说谢氏权威太盛，长久下去会是另一个桓温。孝武帝本身就是一个糊涂的家伙，生怕祖宗的江山在自己手里断送，就开始有意疏远谢安。谢安也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他逐步把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交出，以表明自己没有擅权的野心。
太元十年（385），前秦发生内乱，苻坚请求东晋派兵协助平乱。谢安主动提出由自己率军出镇广陵的步丘（今扬州邵伯镇），名义上是准备援助前秦，实际上是想脱离建康这个是非之地。谢安着手建造渡海的船只，准备从海道返回会稽。可船还没造出，谢安就患了重病，只得请求返回建康治病休养。然而谢安回到建康只有几天，就溘然长逝了，年仅66岁。谢安死后，东晋朝廷以隆重的礼仪悼念谢安，心中有愧的孝武帝还在灵堂守灵三天，并追赠谢安为太傅。谢安用他的政治才干让东晋政权度过了相对稳定的30年，史书上称他为“江左第一*丞相”，而百姓们则称他为“东山贤人”。
第二章：贵族时代（10）
东晋开国六十年之际，诞生了一支北府军。北府军在“淝水之战”中挽救了东晋王朝，但日后导致东晋灭亡的正是这支北府军。
淝水之战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东晋王朝，同时也让北府军在这次战争中脱颖而出。北府军的出现从某种意义来说标志着东晋王朝贵族势力的衰败。
公元377年，谢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为京口又称北府，所以这支新军就被称为北府军。谢玄成立北府军的这一年，正好是东晋开国第59年。北府军组建的第六年，淝水之战开始了。北府军挽救了东晋王朝，而日后导致东晋王朝灭亡并取而代之的，也正是北府军。
北府军的成立极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清朝末年的北洋军。想当初，满清政府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选派汉人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称为“新军”，日后发展成北洋军。身为北洋军阀的袁世凯正是靠着这支部队扑灭了辛亥革命的很多次起义并以此为要挟逼满清贵族交权。北洋军的崛起其实也标志着满清贵族统治的衰败，之所以后来刘裕称帝成功而袁世凯称帝失败，完全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距刘裕称帝到袁世凯称帝，时间已跨过1500多年。
刘裕出身低级士族家庭，家境几近破产。到刘裕成年时，其身份地位和一般的流兵已没有太大的差别。刘裕主导的北府军后来取代东晋政权，实际上就是宣告了贵族政权的衰落，而被代之而起的庶民政权所取代。
东晋王朝的贵族政权在东晋成立的最初几十年中达到了其顶峰，几个大族先后主政。当东晋开国六十年时，贵族政权已开始衰败，北府军的成立标志着这种衰败的开始。而淝水之战的胜利只不过是贵族政权的回光返照。东晋的几任将领都曾图谋篡位，但都被其他士家大族联合击退。但到了刘裕时代，士家大族再也组织不起象样的力量来击退这支新兴的力量，贵族政权终于崩溃。
东晋时期无疑是中国贵族的巅峰时代。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巅峰时期，中国的士族也没有取得中世纪西方贵族的权力，他们没能在地方上拥有行政权和军事权。不管在中央有多高的官职，不管在地方上有多大的庄园，他们终究没能掌握独立的行政权。这一点也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中国贵族政权和西方贵族政权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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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尽管是一个腐朽的贵族政权时代，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回忆和思考。
魏晋时代，依靠贸易和工业积累巨额财产的人数相当稀少。当时的财富象征是土地，士族们便占有大量土地和山河湖泽形成各的庄园，庄园里有大量依附于士族的“奴”、“客”、“萌户”、“部曲”等，东晋的庄园成为帝国经济领域中的“国中之国”。
晋朝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等级制，但自秦朝开始，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如此鲜明。晋朝的士族和庶族之间界限分明，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士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王朝尤其如此，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权。拥有政治特权给士族阶层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士族阶层往往拥有庞大的产业。魏晋时代，依靠贸易和工业积累巨额财产的人数相当稀少。当时财富的象征是土地，士族们便占有大量土地和山河湖泽，同时士族的庄园里有成百上千的依附者，这些人被称为“奴”、“客”、“荫户”、“部曲”等，这些人不需要向政府纳税、服兵役、服徭役，但却必须向主人交租子、服劳役。东晋的庄园成为帝国经济领域中的“国中之国”，其规模远比东汉末期要大。 。。
第二章：贵族时代（11）
当然，东晋时期的庄园经济充其量是在皇权体制下的“独立”，远远无法和分封制下的诸侯相比，甚至也无法和西方的贵族权势相比。
如果拿西方中世纪的贵族体制和晋朝的士族统治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贵族政权的弱点。西方贵族的力量源泉在地方上，他们控制着地方上的城堡、庄园，以此为根据地向国王讨价还价，是否在宫廷任职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对宫廷政治的依赖非常弱。而晋代的士族则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他们没有办法象西方贵族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地方权力上，他们只能向宫廷蜂拥而去。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广阔的庄园并控制山川湖泊，是因为他们在朝廷中的政治特权。一旦这个特权失去，他们在地方上的庄园顷刻之间就会变为乌有。他们虽然拥有特权，但这个特权的主人充满很多变数。中国皇帝可以慢慢控制围拢在他身边的士族，但西方中世纪的帝王却无法控制分散在各个角落，拥有独立权力的贵族。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西方的区别，那就是：西方的贵族是以地方上的权力为基础赢得在宫廷发言的权力，而中国的贵族是因为在宫廷赢得了说话的权力才拥有了在地方上的种种特权。这种局面是贵族势力在和中央集权的长期争斗中形成的。中国的贵族政权本质上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变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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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房春事二首（其一）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这是唐代诗人岑参的一篇怀古之作。诗人在诗中着力描写了梁园的萧条。梁园是西汉贵族梁孝王刘武所建，到唐代时已破败不堪，建筑物的破败透视着世事的悲欢和无奈。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篇怀古名诗。诗中所提及的朱雀桥是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乌衣巷位于今南京市秦淮河南。而诗中的王、谢正是东晋王朝士族大家的代表人物王导、谢安。朱雀桥和乌衣巷一带曾是东晋贵族们执掌朝政、饮酒作乐的地方，如今（唐代）却长满了野草。诗人用野草和夕阳渲染了衰败的氛围，而昔时王谢堂前的燕子飞进了寻常百姓家又透视着世事的无常。
岑参和刘禹锡的诗实际上画出的是两幅贵族阶层的衰败图。比他们俩描绘更为详细的是清代的曹雪芹。曹雪芹用十年时间写成的《红楼梦》，准确逼真地勾画出了贵族盛衰的全过程。
曹雪芹反映的虽然是清末社会的现实，折射出的却是上千年封建贵族们的真实生活。这个阶层既不经商，也不生产，完全靠占有田产和依靠政治特权行贿受贿、包揽诉讼来榨取利润。他们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公侯王孙。靠着特权他们草菅人命、胡作非为，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纵欲*，攀富比阔。
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
其实《红楼梦》中描写的境况非清末独有，魏晋南北朝时的实际情况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楼梦》中有“四大家族”，然而，把持晋朝政权的是一个远比“四大家族”更为广阔的贵族群体。这个群体对外按严格的等级制把自己和庶族区别开来。在贵族群内部则严格按门第和血统来确定官位。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他们把寒族役门当作“人渣”看待，即使在士族内部，他们自己也要划分三六九等。这些士族会千方百计的找出一切理由做骄傲的资本，任何细微的差别都不会放过。比如，西晋灭亡后，士族们纷纷渡过长江，到南方避难。那些先到的士族就摆出先知先觉的老资格嘴脸，瞧不起后到的士族。他们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为此还特地修订《百家谱》（指先渡江的一百个士族名册）作纪念。那些晚来的士族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仍然要按祖上的地位来确定彼此地位的高低，发达早的士族仍然会对发达晚的士族表示蔑视。
第二章：贵族时代（12）
《红楼梦》中贾宝玉最终被迫娶了薛宝钗，除了薛、林二人的身体健康和家庭财富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薛家是一个世家大族，虽然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林黛玉的父亲只是一个逝去了的中级官吏，无甚门第，更无社会影响力。
在晋朝，门第观念在婚姻中更是有明确的规定。士族统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统论上的等级制，他们的婚姻自然也被这种等级制所操控。士族和寒门之间的通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寒族之女嫁入高门，多少还可能被人容忍，而士族女性嫁给寒族男人，其丑恶程度绝不能为世人所容忍。士族之间的婚姻都要在门第相当的家族间进行，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许多不信邪的人嫁入寒门，但从此丢掉了士族的头衔。
由于靠门第取得了高官职位而不是靠才学取得执政资格，所以晋朝的大部分贵族在朝廷为官只想混日子，甚至连混都懒得混。当时最有名的“混混”便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
社会和婚姻的隔绝使士族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小群体。他们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的一个小团体从事政务，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小团体联姻，很难避免近亲结婚，所以晋朝士族高官中的白痴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
由于靠门第取得了高官职位而不是靠才学取得执政资格，所以晋朝的大部分贵族在朝为官只想混日子甚至连混都懒得混。晋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贵族政权中虽有王、谢这样的“定国安邦”者，但就其贵族整体而言却是非常的不称职。
以王徽之为例，他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由于出身琅琊王家（这是个显贵家族）所以毫不费力的谋了一个高官，在重臣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谋长。可他竟连自己管理的马匹有多少都不清楚。更多的时间，他热衷的是书法和绘画，就像宋徽宗那样放着皇帝的事不做，专门当起了画院的院长。靠这样的人执政，晋朝的政局可想而知。
靠着政治特权，贵族们占有大量田产，东晋但凡有点经济效益的山川湖泊，几乎悉数被士族豪强霸占。谢灵运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自己的庄园：庄园披山带水，里面植物非常齐全，包括各种草药竹树，仅果园就有五个之多——“水山二园，南山三苑”。庄园里除了盐井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缺。
晋朝的斗富是出了名的，比如石崇。石崇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劫掠过往商人的财货，由此发了大财。他的家产价值十万金，住宅车马和王侯不相上下，吃的是山珍海味，妻妾有数百人，都穿着绫罗绸缎，披金带银。至于丝竹管弦这些乐器，尽是一世之选；住的地方是亭台楼阁，有人造的飞瀑湖泽，巧夺天工，就连厕所也豪奢至极。
石崇家的厕所布置得富丽堂皇，里面预备着沉香等香粉，还经常有十来个华丽服装的婢女在旁边伺候。
石崇和王恺互不服气，经常有斗富之举。王恺用粮食做柴火来烧菜，石崇就用蜡烛煮饭；王恺用紫色丝布做了一道40里长的帷帐，石崇就用锦缎做了一条50里长的；石崇用香料椒粉刷墙壁，王恺就用红色石脂粉刷。
富豪之间的斗富到这种程度，晋朝上层社会的风气可见一斑。晋武帝自己贪恋女色，搜刮财富，又宽待贵戚大臣，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这些贵族南逃后，奢侈之风丝毫不减，甚至愈演愈烈。整个晋朝贵族淹没在贪鄙无厌、穷奢极欲的浊流之中，政权很快就*下去。 。。
第二章：贵族时代（13）
不容置疑，晋朝是中国历史上贵族色彩最为浓厚的一个朝代。但是阅读这段历史会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局充满了变数。不仅个体的命运，就是集团势力的消长也是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抑或军人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线。士族集团随时面临着来自皇权和庶民的挑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接受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弱。
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了政府的高级官职，但是士族本身的数量相当有限。士大夫虽多有妻妾，但子孙大多是庶出，在讲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