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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状态（2）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门见山：“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不可当作历史真相，只算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它适合于解释事物的本性，并不适合于显示其真正起源。”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与其说是历史叙述，倒不如说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征。
很清楚，《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意图是提供人类行为的发展史。卢梭谈论人的完美性，推测其思想、激情、行为的长期进化。他引证新大陆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丰富资料，评判观察动物所获得的论据，尝试弄清天生人与社会人的差别。自认懂得伟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总是很危险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所以，将之对照我们因生命科学最新进展所认识的人类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19zs。
此类认识存在于若干领域，包括灵长动物学、人口遗传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当然还有进化生物学的总构架。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实证资料，再次运行卢梭的思考试验。所得的结果，既确认他的部分洞察力，又对他的其他观察提出疑问。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们可借此来理解人类制度后来的进化。
卢梭的有些观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农业、私人财产的发展。但卢梭、霍布斯和洛克，在一个重要论点上是错误的。这三位思想家，都视自然状态的人为隔离中的个体，都视社会为非自然的。根据霍布斯，原始人类的相处，主要表现为害怕、羡慕、冲突。卢梭的原始人更为隔离，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却不是；人类的相互依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如农业的技术发明，使大规模的合作成为必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出现，人与人相互妥协，从而放弃自然的自由。
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法律学家亨利·梅因，在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中，以下列词句批评这些自然状态理论：
这两种理论（霍布斯和洛克的），将英国的严肃政治家长期分裂成敌对的两派。其相似处，只有对史前无法取证的人类状态的基本假设；其分歧处，则有前社会状态的特征，以及人类将自己提升入社会的反常。我们熟悉的，只是社会。但他们一致认为，原始人与社会人之间有一道鸿沟。＇4＇
我们可将之称为霍布斯式谬误：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进入社会，因为他们作出理性推算，社会合作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原始个人主义这个假设，支持美国《独立宣言》对权利的理解，也支持后来兴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该假设更支持了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各项模型的前提是：人类是理性的，并希望将自己的功效或收益发挥到极点。但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逐渐获得发展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今天，个人主义似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相关制度，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体本能。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的，他比这些早期现代的自由理论家更为正确。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
第二章 自然状态（3）
现代生物学，与人类学所介绍的自然状态完全相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没经历过隔离时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技巧；促进社会合作的功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可被描绘为战争状态，因为暴力是自发的。实施暴力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人类并不因为自觉且理性的决定，而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公共组织在他们中间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环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了各自独特的合作方式。
事实上，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学家找到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亲戚选择（kinselection）和互惠利他（reciprocalaltruism）。关于第一，生物进化的竞争，不是指有机体本身的继续生存，而是指有机体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这种情形一再出现，以致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Hamilton）将之定为包容适存性原则（inclusivefitness）或亲戚选择。该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5＇父母和小孩，亲兄弟姐妹，分享50％的基因。他们之间的利他，更强于他们与堂表亲之间，因为后者仅分享25％的基因。这种行为可见证于各类物种。譬如，黄鼠在筑巢时竟能分辨嫡庶姐妹。就人类而言，现实世界的裙带关系，不仅基于社会缘由，更基于生物学缘由。＇6＇将资源传给亲戚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与遗传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学家称作互惠利他。这是亲戚选择之外，社会行为的第二生物学来源，也可见证于众多物种。社会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游戏（prisoner’sdilemma）。＇7＇在那些游戏中，如大家合作，参与者都有可能获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费搭乘，则可获益更多。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Axelrod）组织了解答“囚徒困境”游戏的电脑程式比赛。优胜战略是“一报还一报”：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则采用合作态度；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则采用拒绝态度。＇8＇艾克塞洛德以此论证，随着理性决策者彼此间长期互动，道德可自发产生，尽管一开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类之外，互惠利他还出现于其他众多物种。＇9＇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观察到在群居地喂养和保护伙伴的后代。＇10＇另一些情况中，就像清洁鱼和它们所清理的大鱼，相互帮忙的纽带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种。狗和人之间的交往，显示了这两个物种相互进化得来的行为。＇11＇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进化生物学，为我们弄懂人类如何从灵长目先驱进化而来提供了宏大框架。我们知道，人类和现代黑猩猩共享一个类似黑猩猩的祖先。人类分支出来，约在五百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约有99％的重叠，多于灵长目内任何其他的一对。＇12＇（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别，那1％的偏离与语言、宗教、抽象思维等有关，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研究这一共同祖先的行为，但灵长学家花费很长时间，在动物园和自然栖息地观察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发现它们与人类拥有明显的连贯性。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Wrangham）在他《雄性恶魔》一书中，叙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去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社区内的其他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入自己的族团。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Chagnon）所观察到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Yanomam？Indian）。根据兰厄姆的研究，“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由雄性发起领土进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如此做的，已知道的仅两种”。＇13＇这两种，就是黑猩猩和人。
第二章 自然状态（4）
根据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StevenLeBlanc）的研究，“非复杂社会的人类战争，大部分与黑猩猩的攻击相似。在那个社会层次，人类大屠杀其实是罕见的。由消耗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行战略之一，另外还有缓冲区域、突袭、收纳女俘、刑辱敌人。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几乎是彻底平行的”。＇14＇其主要差异，只是人类的更加致命，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多样、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类群体一样，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其他方面又有很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会组成家庭来抚养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级组织。然而，等级组织中的统治权运作，又令人想起人类群体中的政治。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AlphaMale），并不生来如此，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大佬一样，必须借建立同盟来赢得。体力虽然要紧，但最终还得依靠与他人的合作。灵长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deWaal），在荷兰阿恩海姆动物园观察驯养的黑猩猩群体。他叙述两只年轻黑猩猩，如何联手取代较年长的雄性老大。篡夺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即凶狠对待它曾经的同盟者，并最终将之杀害。＇15＇。xjqi。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便行使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黑猩猩通过卑顺的招呼来承认权威：一系列短促的咕噜声，再加上深鞠躬；向上级伸手，亲吻上级的脚。＇16＇德瓦尔介绍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妈妈（Mama），相当于西班牙或中国家庭中的老祖母。“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巅峰时，甚至包括成年雄性在内的参战者总是求救于她。我多次看到，两只雄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告终于她的手臂。冲突升到顶点时，对手们没有诉诸暴力，反而大声尖叫，奔向妈妈。”＇17＇
在黑猩猩社会建立同盟，不是直截了当的，需要有评判他人品质的能力。像人一样，黑猩猩擅长欺骗，所以需要评估潜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海姆动物园长期观察黑猩猩行为的人注意到，每只黑猩猩都有显著个性，有的比其他的更可信赖。德瓦尔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观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伙伴或假装和解，等其他黑猩猩放松警惕再有所行动。由于这些行为，低等级的黑猩猩都学会远离她。＇18＇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但不总是照办。如违反群体规则或违抗权威，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德瓦尔讲起一件轶事，一位名叫伊冯的研究生，与一只名叫可可（Choco）的年轻黑猩猩同住：
可可变得益加淘气，该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电话听筒搁起。伊冯一边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紧，一边给予严厉的责骂。这顿责骂似乎蛮有效果，伊冯便坐上沙发，开始读书。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盖，伸出手臂搂她的脖子，并给她一个典型的黑猩猩亲吻（嘴唇敞开）。＇19＇
德瓦尔很清楚将动物人格化的危险，但贴近观察黑猩猩的人们，绝对相信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潜流。
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现代黑猩猩和人类，尤其是生活在狩猎采集或其他相对原始的社会中的，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如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叙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假定，在进化成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然后在较迟阶段，从头开始第二次进化。较为可信的假定应是：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戚团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天生的。
第二章 自然状态（5）
唯独人类
将人类与类人猿祖先分开的1％染色体，还含有什么？我们的智力和认知力，总被认为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关键。我们给人类的标签是智人（Homosapiens），即人属（Homo）中“有智慧的”。人类自类人猿祖先分支出来，已有五百万年。其间，人类的脑容量翻了三倍，这在进化史上是异常神速的。不断增大的女人产婴通道，勉强跟上人类婴儿硕大头颅的需求。那么，这认知力又来自何方呢？
乍看之下，人类似乎需要认知力来适应和征服他们的自然环境。更高的智力，为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和适应苛刻气候等提供优势。但这一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很多其他物种，也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却没能获得类似人类认知的能力。u米u花u书u库u ；http：//www。7mihua。com
很多进化生物学家推测，人脑如此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为了与人合作，是为了与人竞争。心理学家尼古拉·韩福瑞（NicolasHumphrey）和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Alexander）分别表明，人类实际上走进一场相互的军火竞赛；运用新的认知力来理解彼此行为，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竞赛中的优胜者。＇20＇
前文提及的博弈论表明，经常与人互动的个人，愿意与诚实可靠者合作，避开机会主义者。但要行之有效，他们必须记住彼此的过去，并揣测动机，以测将来。这颇不容易，因为潜在合作者的标记，只是诚实外表，而不是诚实本身。譬如，依照经验你似乎是诚实的，我愿意与你携手合作；但如果在过去，你只是在故意积累信任，将来，你就能从我这里骗得更大好处。所以，自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也鼓励了欺瞒、行骗和其他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黑猩猩能达到数十成员的社会族团层次，因为它们拥有所要求的认知技术来解答基本的“囚徒困境”游戏。如阿恩海姆动物园的普依斯特，因她不可靠的历史，而遭遇其他黑猩猩的回避；“妈妈”取得领袖地位，因她调停纠纷时公正的声誉。黑猩猩拥有足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以解释和预测可能的行为，领袖与合作遂得到发展。
但黑猩猩无法迈进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有了语言，谁诚实和谁欺诈，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而变成可传送给他人的社会信息。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从而测出谎言，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Miller）认为，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促进了大脑皮层的发展，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创立了巨大奖励。
男性繁衍战略是，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最大成功。女性繁衍战略是，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的雄性资源。这两种战略，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认为，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