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棒啦，爸爸！”我这么说，而且真心这么认为。瑾给爸爸带回了活力，我真想亲她一下。
我挂了电话，沉浸在回忆之中。明天是妈的生日。如果还活着，她该八十一岁了。她和爸多喜欢一起跳舞啊！我哥约珥和我小时候，全家会到迈阿密度假，住在海滨一间很大很奢侈的叫做枫丹白露的酒店。下午我们会在泳池周围度过，上舞蹈课，然后我们换上别出心裁的衣服，在酒店灯光迷离的舞厅进餐，现场会有管弦乐队演奏一些著名曲目。跟爸或约珥一起跳舞是极大的乐趣。但我最快乐的是，坐在桌旁，品着秀兰·邓波儿鸡尾酒，看着爸爸把妈妈拥在臂弯里。他们是令人炫目的一对儿，妈妈淡金色的头发梳理成一个精致的发型，爸爸则穿着深棕色和白色相间的亚麻外套，这是妈为他精心挑选的。舞步在光洁的地板上划过，他们看起来优雅而性感，就像拉丁电影中的明星。哦，他们多享受啊！
而现在，爸爸在一个陌生的新家里，接受邀请，跟前台接待员一起迈出他的“第一步”，开始移动脚步重新跳舞。让生命充满活力，对于初来乍到的他，可能有点儿快，我倒希望不要太迟。
兄弟情谊 2001年4月24日
我们发现，像萨莫伍德这样的老年公寓，对老年男子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它不仅提供好吃的餐食，还给他们带来友谊。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区，他们可能只局限在家里或自己的公寓中，手捏着遥控器，要么是太矜持，要么是不善于主动跟别人打交道。
爸爸现在是一个男士小团体的一员了，他们每天都会坐在窗边的同一张桌子边共进晚餐。六点十五分，九十三岁的萨姆会准时在爸的门上敲两下，然后陪着他一起去餐厅，那里他们会跟九十二岁的莫瑞和八十七岁的戴夫碰头。
这四个伙伴几乎没有相同之处。萨姆，矮小瘦削，面容粗犷，白发拢贴在头上，一身从陆海军商店置办的打扮。他简洁的衣服很耐穿，而大多数时候，从萨姆的外表上看，他在这些衣服上花的钱真是很值。萨姆以前是邮政员工，一辈子独身，自己挣的钱很多都花在父母兄妹身上了，他的一个妹妹现在九十岁了，独自住在哈特福德。萨姆是自学成才的，敏锐、信息灵通。他也是个难缠而好争论的人。不过，很难看出来的是——从他生硬的举止上一下子很难看出来——他是爸爸的好朋友。我怎么能不爱他？从爸爸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照顾爸爸了，爸爸的手颤抖得太厉害，拿不稳刀子，他为爸爸切开食物，给爸爸报名去看当地中学演出的音乐剧《油脂》，去听关于建筑大师弗兰克·盖瑞的讲座。
尽管年事已高，萨姆的身体状态却非常好，只有在看书看报时才需要戴眼镜，走起路来不用拐杖。每天他会在院子里转圈走路，直到完成自己一英里半的目标。饮食方面他也非常有节律，很认真地控制酒、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量。
莫瑞，身材高大、举止笨拙，皮肤上有好多麻点儿。他也是萨莫伍德为数不多的几位不需任何帮助而自由行走的人。莫瑞退休前是公司会计，妻子去世后住到这里。他妻子与我儿子的对象有亲戚关系，所以按照犹太人的看法，爸爸和莫瑞实际上就是亲戚了。莫瑞穿戴和萨姆很不同，他更时髦帅气，更运动，有整整一衣橱带拉锁的防风夹克衫，有黄色的，宝蓝色的，粉蓝色的，还有米色的。他穿这些衣服时，喜欢配上搭色的裤子和高尔夫球帽，虽然他并不打高尔夫。
戴夫比莫瑞和萨姆稍微年轻一些，但却是最虚弱的。他妻子住在希伯来老年之家，她的头脑因为早老性痴呆症而变得迟钝。多年前她就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但他会每天都去看望她，充分显示他柔情的性格和坚定的个性。戴夫从不抱怨自己得的帕金森病，但他走起路来步伐很小，好像要摔倒的样子。他曾经是个很成功的建筑师，现在则得尽力才能做到一些最简单的事情，比如系上衬衫的扣子。
晚餐后，这四位男士就会拖着脚步，慢慢走到二层的活动室看电视新闻或体育节目。他们都是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女子篮球队的狂热球迷。楼下厅里女士们独占了大屏幕电视，看自己喜欢的节目，一般是情景喜剧。这里的女人们喜欢情感戏，男人们喜欢体育节目，跟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两样。
我问爸爸：“你们都聊些什么？”
“萨姆和莫瑞争论得特别厉害，有时候他们两人真是弄得很不愉快。”
“是吗？争论什么呢？”
“哦，大多数时候是政治。前一晚上萨姆说我们应该撤离阿富汗，他说我们在国内就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莫瑞对萨姆说：‘萨姆，你的脑袋是不是埋进沙子里了。’”
“戴夫说什么？”
“你知道戴夫有很多健康问题，他只是不停地嚼着他的肉丸子。”
“那你呢？”
“两人弄得不愉快的时候，我可不喜欢。但我得承认，每天我都能学到新的东西。萨姆很聪明，他每天看报纸，每版都看。莫瑞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你简直不能相信他知道的那些知识，他能在钢琴上弹奏每一首百老汇的歌，不看谱子。他还是个很棒的历史学家。吃晚饭的时候真是令人享受。”
爸爸停顿了一下，“昨晚，萨姆和莫瑞争论得特别激烈，有点过分了。我说：‘好了，好了，够了。来点儿布丁吧。’他们就平静下来了。他们两人是很善于彼此相处的。简，你知道住在萨莫伍德这么一个地方，人是不能树敌太多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在这么多的女住户中，这四位男士凝聚在一起。如果在以前，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相处在一起，但生活在老年公寓使他们必须成为好伙伴，是环境教会了他们，也许是第一次，去主动跟别人接触，并接受自己对男性伙伴的依赖。这是个新的团队体育项目，叫做没有伴侣的生活。
“昨夜，当我们还年轻时” 2001年4月25日
周三下午是西哈特福德中心的老年中心的开放时间，任何想跳舞的人都可以来。爸爸不情愿地同意跟我一起去那里看看。如果跳舞让男人快乐，那我们不妨试一试。
我们开车进城，用爸爸的残疾人驾驶证得到一个停车位，这是老年人可以享受的为数不多的一个特权。爸爸费力地从车上下来，不顾自己曾做过的髋骨移植手术和帕金森病早期症状，把拐杖扔在前排座位上。
电梯上升得很慢，感觉像是走走停停的，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很大、灯光柔和的房间，满是老年人，有七八十个，大多数身体佝偻着，脚步拖曳着，两人一对，在布满斑纹的油毡地板上跳舞。耳边是埃拉的歌声，“昨夜，当我们还年轻时……”我给爸爸倒了杯甜甜的柠檬水，然后跟他靠墙坐着。这里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对我们都是新鲜的。
过了几分钟，我问：“你想跳舞吗？”
“我太老了，简。”
“来吧。试试看，已经在这儿了。”
爸爸犹豫地跟着我走到了舞池中。一对对舞伴在我们身边上下、左右地跳动、摇摆。爸爸一只手挽着我的腰，一个平常的手势突然显得过于亲密了。比莉·哈乐黛唱着：“柳树，为我哭泣……”爸爸做出一个复杂的舞步，我是怎么也跟不上，总是转错身，踩着他的脚。
我们又踉踉跄跄走了几个舞步，然后爸爸说：“得啦，舍儿，我们结束吧。”我们于是往车里走。我们本想高兴一下的，但是却一点儿不好玩，跳舞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差事，不自然，而且还让人有些忧伤。爸爸和我都一样清楚的是，跳舞方面，我是不可能填补妈妈的位置的。
我们互相看着，疲乏地微笑着，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了阳光和新鲜空气中了。
我把爸爸安顿到车里，帮他系上安全带。“想吃个草莓蛋筒冰淇淋吗，爸爸？”
“好啊。”
我意识到，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法，不会有简单的一两步就能抚慰我们心中的痛。
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孩子不高兴，妈妈也不会高兴的。也许换一种说法也是公平的，那就是，如果父亲或母亲不高兴，女儿也不会高兴的。我只有爸爸了，他的情绪就是我的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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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公园 2001年5月25日
我和爸爸去伊丽莎白公园，到外边透透气，吃点我们带的鸡肉青菜三明治，享受清新的空气。我们在玫瑰花园的绿荫下找到一个长凳，我们把这个长凳当成是自己的。
我打开带去的野餐，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三明治。我注意到爸爸细细看着他自己的那块三明治。“看看这个三明治里面的各种颜色。”他说道，更像在对自己说。
我这才第一次看看自己的三明治。红色的番茄，品红色的洋葱，绿色的芹菜，淡紫色的葡萄，琥珀色的核桃。稍作停留，看看这个世界的颜色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下个月，玫瑰就要盛开了。我会停下脚步仔细看一看吗？
我放慢节奏，让自己的肌肉放松下来。脑子里又冒出了更多的问题。这次到公园来的意义何在？我生命的意义何在？今天为什么值得好好活着呢？我为什么一天之中要计划做那么多事情呢？爸爸，我的犹太佛陀，在凭直觉观照一切。我应该从他身上学一学，此时此地，留意自己呼吸的奇迹，留意你周围的气味、景象、声音。
为了让自己置身于此时此地，我总是想着事物的偶然性，生命的脆弱。我告诉自己：“爸爸不会永远在这里的，我不会永远在这里的。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希望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希望我可以欣赏现在这普通的一刻，但仍然能够保持一种特殊感和敬畏心。我希望我不需要被称赞，不需要被激怒，也不需要对事情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我向爸爸看过去，我正在衰老的父亲，此刻正安静地坐在长凳上。他看上去心满意足，只是在自然地呼吸着空气。他不需要提醒自己，我们这次出来玩，一会儿就需要回去了。时间稍纵即逝，因而必须珍惜它，爸爸不需要用这一点来吓唬自己。当然，他的内心可能有更多的思绪，比我想到的还要多。但如果我问他：“你怎么做到的？你怎么做到这样自然而然地享受这一天？”我相信他会说：“难道有这么复杂吗？”
眼下，我把自己的焦虑，让人生厌的焦虑放到一边。
“嘿，老爸，我们去喂鸭子怎么样？”
“好啊！”他说。
我对爸充满感激，他教会了我唤醒自己的各种感觉，吸纳生命力量，吐出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毒素，吐出烦恼。
称呼 2001年5月30日
当父亲生病或受到困扰的时候，我会叫他爸爸，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对其他人而言，他总是被称做路易。他的犹太朋友们这么叫他，我母亲也这么叫他。
我走进他的公寓，看到他坐在大绿椅子上，冲我微笑。这时候，我会伸开双臂，就像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里面的那个样子，轻轻地哼唱“老爸爸！老爸爸！”这样跳着，让我自己这一天都会过得很愉快。
电话里，我会问候他：“嗨，老爸！”他会让人忍俊不禁地回答：“是，简妮丝·舍丽。”我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小名舍丽，但是由爸爸叫出这个名字，听起来却还不错。
叫他老爸忍不住会让我微笑。我想这是因为爸爸实在不是个兴致高昂的人，却那么可爱。
老爸，老爸爸，简妮丝·舍丽，这些都是爱称，可能跟说出“我爱你”一样温情脉脉。
适得其所 2001年6月10日
生命中很少有意外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在履行着自己的角色，这是在我们获得生命的第一天起就被安排好的。爸爸从小就是他家里的宝贝，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偏爱他，为他找借口开脱，隐瞒他的行踪，使他能在本该上课或在爷爷的石板瓦商店干活时去打高尔夫球。我母亲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烧饭、打扫卫生、做各种事情。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当做自己的神圣权利，作为男性的特有权利；他总是满怀感激。由于他的感激，妈妈也是满怀感激；爸爸高兴妈妈也就很高兴。
现在，在萨莫伍德，女士们都关心他钟爱他，帮他整理领子，为他调整长裤的肩带，为他做最精美的浓巧克力果仁饼干。爸爸唤起了她们母爱的天性。
现在，无论是好是坏，我来了。做事从来都不做主的爸爸，要求给他越来越多的帮助，而我，宠爱他而且乐于帮助他的女儿，是不能说不的。爸爸需要我，我需要有被别人需要的感觉。总会有像爸爸这样的人，也总会有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总会找到彼此的。
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我们紧紧维系在一起，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负责任的孩子
我又收到了米歇尔的邮件：
尊敬的斯普林博士：
几个月前我写信问过您，没有顺从父母的意愿而把他们送到了养老院，这让孩子心存内疚，她怎么能够原谅自己。我还有一个问题，这次是关于我的。
我父亲多年前就去世了。当我母亲病重不能自理时，我不想让她跟我住在一起，但我又不能把她拒之门外，所以我接受了她。我最好的朋友，跟我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却不带一丝内疚地把她父亲送到一家养老院。我就不明白了。有人怎么能够对父母说不，而自己感觉还不会不好呢？坦率地说，我嫉妒他们。
我这样回复米歇尔，一些子女能够很容易地说不，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养老机构对父母而言是最合适的去处。他们会有这样一些实际的考虑：·安全：“我家可以说是一个死亡陷阱——很多楼梯，滑脚的地板，没有步入式淋浴间。”
·身体健康状况：“我母亲需要不断的医治，需要每天护理、治疗。这些在一个提供护理服务的养老机构更容易得到。”
·财务状况：“我父母的医疗保险只报销在医疗机构产生的费用，如护理和治疗费，但不能报销发生在家里的费用。”
·社会和情感健康：“我爸爸如果跟我住在一起，会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在一个更为活跃的社交圈子里，如成人的机构里面，他会感觉更好一些，会有新的朋友，甚至还会找到一位新的伴侣。”其他的子女，比你更为顾及自己利益的那些子女，把父母安置在养老机构，不是因为那是对父母更为适合的选择，而是因为那是对他们自己更为适合的选择。他们这么做没有任何内疚感，他们考虑的是以下的个人因素：·“我是在家里工作的，需要个人空间，需要安静。”
·“我的孩子们需要我全心全意地照顾。”
·“我的婚姻经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我母亲对我那只名叫奶昔的猫过敏，而奶昔必须待在我们家。”
·“我父亲的要求特别多，令人无法相信的多。全日照顾他，这种事情太难了。”米歇尔又写信问我：“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不产生内疚感呢？”
基因产生一定的作用。有些人生性就是索取者：当他们说“我”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有些人生性是给予者：当他们说“我”的时候，他们会感觉肮脏、低廉、错误。生活经历也会塑造我们。如果你小的时候，祖母跟你们住在一起，而祖母是一个积极的、充满爱的人，今天的你可能就会邀你的母亲住到你们家，让她也给你的孩子们带来你曾经享受过的同样的、丰富的、隔代人之间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