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市场理论（3）
对钟形曲线经济的批评
在学术界，“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精神最符合，其中最著名的一员9保罗·戴维森坚持认为由于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都接受遍历性公理，所以它们都违背了凯恩斯的传统，遍历性公理认为未来任何一天的结果都是过去和当前市场价格的统计反映。海曼·明斯基把金融体系描绘成一个把投资恶变成投机最后促其崩溃的体系，可见他对凯恩斯的认同。当前这场危机是否代表了所谓的“明斯基时刻”是很多金融记者争相讨论的话题，但明斯基却是一个被主流经济学家完全忽视的人。
法国数学家伯努瓦·曼德布罗特认为，以钟形曲线为基础的预测模型忽略了自然界中的戏剧性突变，顺应着曼德布罗特的观点，纳西姆·塔勒布强调了黑天鹅的关键作用，与其他物理科学不同，经济学科被这些罕见和极端的事件主宰着，“钟形曲线对较大偏差忽略不计，无法处理它们，却反过来让人确信我们已经把不确定性降服于掌中。”10所以风险管理者提供的不确定性测量工具把黑天鹅置之度外。当市场面临巨大的变化时，经济模型就陡然失效了，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历史观察数据的延续。这些现象经常发生在羊群效应明显时，塔勒布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这样表达自己对此的理解：“教训很显然，宁错勿孤。”11所有这些态度都印证了凯恩斯把统计看做桎梏的观点。
然而，塔勒布和凯恩斯不尽相同，他所说的黑天鹅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概率还是存在，尽管概率很小。对凯恩斯而言，未来事件完全不可预测，无法用概率计算。
还有一个人反对用钟形观点来看待世界，那就是乔治·索罗斯。在他的《金融炼金术》（1987年）一书中，他提出了“相关反射性”一说，对市场的误判会彼此强化，积极反馈圈会引起上下累积波动，“所以，价格持续在高位或低位的时间拖得很长，因为人们在固有思维的作祟下维持不变了。”12由于相关反射性的存在，动势把市场远远拽出了均衡地带，至于“均衡地带”是否客观存在，尚不清楚。
对非经济学家来说，这些争议看上去可能和危机以及如何走出危机毫不相干，这是在忽略它们对政策的影响。里根—撒切尔革命之后的政策体制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的是新古典主义的思想。消费者价格成为主要的而且常常是唯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也被视为本身足以能够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对信用、银行业务、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的担忧被远远低估了，确立政策是否有效看的是如何对事件做出系统的反应，不能有意外。预算要平衡，债务…GDP比率要稳定，由于债务增加威胁到了政府的偿债能力，赤字运行所要做的就是提高利率，却“挤出了”更有效率的私人活动。要运用这些政策需要借助于独立的、规则机械的中央银行。这些机械的规则就像1993年经济学家约翰·泰勒所发明的泰勒规则一样，把利率变化和通货膨胀的预测结合起来。有效市场理论还是过去20年来大量放松管制措施背后的支撑：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接受银行风险自测、衍生品市场规范的缺失等。
对危机缺乏解释力
持有这样的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然不愿承认危机已然出现，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它就不会失灵，所以危机发生一定是由政策上的错误引起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保守学派的经济学家最喜欢把错误归咎于货币机构，是它们制造了过量的货币，引起了泡沫直至泡沫破裂。但这样的说法是对其理论本身的削弱。它认为人们是被“货币假象”愚弄了，但如果人是有理性预期的，他们就不会被愚弄。
新凯恩斯主义试图解释经济危机的成因时也勉为其难。新凯恩斯主义者带有明显的双面性：他们接受宏观经济学模型，完全信息的假设使金融市场显得多余，但同时又发展了微观经济学的模型，显示金融市场也会失灵。他们对完全信息的“假设做了一些变通”，才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说：“从金融市场的失败……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有多关键……结果很清楚，金融体系没有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管理风险，发挥它所应该发挥的作用。”13
新凯恩斯主义发现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比外部人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他们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赚取利润。我们很容易从担保债务凭证中看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样，我们可以调用一切“市场失灵”来解释为什么金融市场不具备完全的有效性：代理问题、反常的动机、异质的主体、资产负债表风险等。但不同于凯恩斯的新凯恩斯主义一直缺乏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来囊括所有这些不完善的因素，简而言之，用一般的模型来包括所有的货币干扰因素，这一点和“新古典”毫无二致。所以，像罗伯特·席勒一样，他们表示房价的上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同时忽略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崩溃可能会殃及证券化了的银行体系，最终造成金融恶果。Luigi Spaventa，“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危机告诉了我们什么？”《CEPR政策洞察》，第38期，2009年8月。
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尤其无法解释因为不确定性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些模型的缺陷在于它们假设这些人中有一方——信贷客户、投保人是占有完全信息的。但是，最近发生的这场危机让我们看到，我们处在一个毫不确定的世界中，靠着盲人在指路。这场危机不是信息的不对称，而是无知的相对称。我们需要把交易商和银行家区分开来。我所交谈过的交易商没有一个相信市场是有效的这一无稽之谈。他们靠佣金养活自己，对持有合理的风险毫无兴趣，只想着越快转手越好，交易越多越好，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当音乐戛然而止时，自己手里还持着股票，成为最后一棒。 正如塔勒布所说，银行家不仅贪得无厌，而且“非常擅长自我蒙骗。”14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因为其金融衍生品定价的研究在1997年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他们对此类模型深信不疑，导致了他们的对冲基金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在1998年兵走麦城。他们一边用“虚假的曲线和公式摆弄数学，一边使自己相信这是科学，转而把整个金融市场变成了一个大吸盘。”15每一次危机都是自欺欺人造成的恶果，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经典妙语“未知之未知”让我们栽了跟头，只要有一个人掌握充分信息，那就不会有一场大危机。但唯一一位无所不知之士就是上帝，而上帝是从不光顾股票市场的。
尽管新凯恩斯主义不能对经济危机做出很好的解释，但它的模型对政策却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因为它提供了次优理论，当市场变得扭曲并且无法改变时，用政府税收或监管等手段进一步强行扭曲它，恰恰会改进市场的运行。
经济学对危机的起源之所以如此缺乏解释力，是因为经济学家眼中的个人理性和整个体系的崩溃毫不相干。为了不使逻辑过于复杂，经济学家们没有附加限制条件，他们看不出追求最大效用的芸芸众生和市场的起伏以及长期的萧条之间有什么关系。新凯恩斯主义的结论是人具有理性但信息不完全。还有一种观点干脆说人类行为是非理性的，所以市场有效论是子虚乌有，这是行为经济学的要旨，但这种非理性认识论的基础却从未被探究过，用“非理性”来解释所有的“非正态分布”不免显出理论的捉襟见肘。16还有一条退路可以借为托辞，就是格林斯潘所说的：“今天这场危机是百年一遇的，我们无法解释它，大多数时候市场还是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在运行。”凡此种种解释都没有触及事态的核心，因为它们都把行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排除在外了。
刺激方案之争（1）
从这场如何突破重围的大辩论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观念是如何对经济政策的形成产生影响的。新古典主义坚信市场要一直得到清理。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市场失灵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和其他摩擦造成的，至于他们是否相信市场一定会失灵，这并不明确。在通常情况下，这两派经济学家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对经济刺激计划却争得面红耳赤。笼统地讲，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任何经济刺激只应该出自一个渠道，即中央银行印制更多的货币；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应该由政府通过债券融资或直接斥资投入基础建设项目进行赤字预算。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的下跌没什么说法，只认为它一定是由于“不可预见的震荡”使货币的供给发生断裂。罗伯特·卢卡斯，《经济学人》，2009年8月，这里“不可预见的震荡”是指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早年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美联储没有通过公开市场的运作来消减货币供给的不足所致，和弗里德曼一样，罗伯特·卢卡斯同意美联储为经济额外注入几千亿美元的做法。
在我看来，伯南克执行的货币政策是迄今为止最有助于阻止衰退的一次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它还会继续凸显它的价值。这一举措出台迅速且具有灵活性，6 000亿美元资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注入整个经济体系，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可以为我们的经济输血，如果有必要，这笔资金还可以随时撤出，它以贷款的方式进入，没有连带新的政府企业，政府没有在私营企业中持股，不实行价格管制，不对企业经营实施其他控制，对各种活动的资金分配政府不插手。这些在我看来是好的行为。17
对现实的让步使卢卡斯陷入了理论的失败。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市场经济是不需要刺激措施的，它们会对市场休克有效地做出反应，由于对货币没有正需求，经济主体亦能准确地预测通货膨胀，货币的注入是不会产生刺激效应的。
反之，保罗·克鲁格曼一直极力推崇财政刺激方案，让政府增加开支。他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同意凯恩斯的论点。“增加政府开支就像医生开的处方，我们暂时不应该担心预算赤字问题。” 联邦政府应该“为失业人员延长福利保障……买下贷款……重新修订条款，让这些家庭仍然能安居在自家的房子中。而且现在也是大力投资基础建设项目再好不过的一个时机，我们国家在什么情况下都太需要了。”18
罗斯福的新政只取得了“短期而有限的成功”，克鲁格曼认为，罗斯福总统的“经济政策太过谨慎”， 奥巴马政府应该“测算出我们目前的经济状态需要多少援助，并在此基础上增加50％。”19萧条经济学又复苏了，“通常的经济政策规律都不起作用了：美德变成了恶习，小心却要承担风险，审慎变成愚蠢 ……要把我们拽出这个螺旋下降的旋涡，政府必须要提供一个以增加开支为基调的经济刺激计划。”20“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在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之间做出取舍。”21银行注资方案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所需的援助是“接近于将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收归国有而所需要的资金。” 克鲁格曼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一致，政府应该是以消费的方式提供经济刺激，而不是减税（除非对一贫如洗者），因为减税而得的部分收入只会被转成储蓄，而不会被消费。22
刺激方案之争（2）
相反，淡水学派的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反对财政刺激计划，典型的代表是芝加哥大学的加利·贝克尔教授，他也是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提出警示：“这类政府方案是在匆忙中制定并出台的，一定包含大量的政治分肥和其他无效因素，所以真正的价值未必会得以完全体现出来。” 贝克尔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政府计划，政府消费利大于弊。据一个纳税团体“为有限政府的美国人”分析，奥巴马8 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中包括了用两亿美元整修翻新华盛顿国家广场和为联邦政府官员更换新车，23还有一项开支和避孕措施有关。如果汽车和安全套也可以算做紧急“刺激”消费，那么什么不算呢？这些批评与当时保守派攻击罗斯福新政的“无用功”如出一辙。事实上，保守学派的经济历史学家认为新政妨碍了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的自然恢复过程。
在理论层面上，反对财政刺激的保守派观点是英国财政部1921~1931年间反对公共建设的重演，当时的英国财政部辩解说我们要么印制新钞，要么从现有的使用量中“拿走一些”，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约翰·考克瑞在2009年几乎重弹了英国财政部观点的老调：
首先，如果钱不是被印制出来，那它自有出处。如果政府向你借了1美元，你就会少消费1美元，或者你就不借给企业去开展新的投资。政府每增加1美元开支，对应的就是私人开支少了1美元。刺激消费计划所增加的就业数被由于私人消费的减少而引起的失业数抵消了。我们可以建造公路而不是工厂，但财政刺激计划无法做到两全其美。24
保罗·克鲁格曼也被激怒了：
如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有一个基本要点，那就是对萨伊定律的抛弃，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凯恩斯表明一个事实，消费等于收入或者储蓄等于投资，并不意味着总是有足够的消费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不意味着总有足够的投资来使用经济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所拥有的储蓄。
认识到这一点不可不说是重大的学术成就，令人敬佩。所以当看到很多人，倒不是说像约翰·考克瑞这样的学者反对凯恩斯的观点，而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凯恩斯整个观点的意义，我很为之沮丧。25
克鲁格曼的观点无可辩驳，就像BIS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持续高位的公共债务会使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长期的增长潜力。”只要经济处在或接近生产能力的前沿，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并且高水平的公共债务会“挤出”更为有效的私人投资。但我们目前并不处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据之前的预测，当产出低于生产规模的6％甚至更多时，增加公共债务不会削弱资本的积累，它反而替代了因为经济萎缩而没有发生的投资。政府目前大量消费是因为私人部门投资非常有限，过早的“财政强化”有可能会导致生命支持体系的切断，而目前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严重依赖着生命支持体系。
货币学派认为印制新钞是拉动私人消费的充要条件这一论断同样也是错误的。它的支持依据是，如果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持有两倍于期望值的货币，他们就会购买物品或选择投资来消费多余的货币，从而提高了价格和产量。如果人们的实际现金收支与他们期望的现金收支相等，以上观点就是成立的。但是当经济在经历着“收支平衡的衰退期”时，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银行、家庭和企业都希望补充它们的现金流以偿还手中的债务，央行发行的货币量远远超过了流入存款的货币供给。货币学派的观点忽略了重新恢复私人部门收支平衡的巨大压力，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四面楚歌推高了私人部门的储蓄比率，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收支平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低迷印证了一点，如果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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