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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出现的不同见解和声音直接影响到当今如何选择出路，修复经济滑坡。货币学派认为经济复苏的充要条件是把货币供给（或更准确地说是货币存量的增长率）恢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而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是恢复货币增长是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货币增长应该是财政转好，消费总量上升后的自然反应。这两派观点体现了不同的经济模式，货币学派认为货币量只是由货币供给决定的，凯恩斯学派则认为货币量是由贷款需求决定的，贷款需求又受制于货币模型之外的其他变量。Peter Temin，《是货币力量导致了美国大萧条吗》，1976年。
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比凯恩斯更强调收入分配不均对危机产生的作用。在美国，万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是社会底层600万家庭收入的3倍。所以，资金从更广的经济范围被导入了金融投机和奢侈消费，不义之财在投机炼狱中越滚越多，而农民和其他基础产品的生产者则挣扎在产品被压低价格、债务不断堆积的困境中。24美国后里根时代和英国的后撒切尔时代的状况大抵如此。
对美国早期经济大萧条历时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所给出的最后一种解释是金本位贬值的影响。所有金本位制国家的利率政策不是受内部环境的管制，而是看他们的货币在兑换成黄金时是否需要保持固定的汇率。当大萧条来临时，全世界70％的黄金货币储量集中在美国和法国。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高价”的货币足足持续了两年之长，1931年9月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压力转嫁给了美国，而当美国1933年美元贬值之后，压力进而传给了法国，法国当时还固守着摇摇欲坠的金本位制。 。。
大萧条的影响（4）
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所著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本书做出的解释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蔓延如此之广，受灾程度如此之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都是因为整个国际体系被英国和美国搅得一团糟，英国是无能，美国是不愿承担责任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尤其表现在以下3方面：（1）对困难物资保持相对开放的市场；（2）提供逆周期的长期贷款；（3）在危机中仍然贴现……世界经济体系不会稳定，除非有国家挺身而出维持体系的稳定，就像英国19世纪到1913年这段时间的作为一样。而在1929年时，英国是不能，美国是不愿。当每个国家都开始保护本国的利益时，全世界的公共利益之池开始干涸，接着，各国利益也随之枯损。25
重新开始重视“各国利益”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1930年签署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它限制了国际市场，加速了全世界商品价格的下降，促使英国在1931年脱离了金本位制，使世界货币体系秩序大乱。凯恩斯的国际货币改革计划（见第8章）力图避免历史再次重演，他决心要寻求一种国际货币体系确保它能够支持而不是阻碍一个国家努力遵守充分就业的政策。
现在大家普遍承认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经济恢复政策是捉襟见肘，完全不足以把经济拉动到完全恢复的水平。当然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处在半军事化的管理状态，还有武力相胁，情况比较特殊。罗斯福的新政在美国银行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改善，但“经济刺激”数额实际上很少。凯恩斯对1933年总统的《国家经济恢复法案》将经济改革先行于经济恢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认为（在1934年）美国需要每年48亿美元的借贷消费（相当于现在的765亿美元、466亿英镑、546亿欧元），或者说美国国民收入的11％，才能使美国稳步走上经济恢复的道路。26事实上，消费从来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英国政府平衡了它们的预算，低价的货币（银行利率2％，长期利率跌至）使房地产市场大为繁荣，带动了经济的恢复，但远远不够，1937~1938年，英美两国的经济再一次陷入更为严重的衰退，这一次只能依靠增加军备开支才能把经济拉出困境。
从杂乱到专一
凯恩斯“从杂乱到专一”的投资理念的转变反映在他1931年写的一份备忘录中，备忘录主要讨论的是由他执掌的国家共同寿险协会未来的投资策略，此时正值熊市的最低谷，有些董事希望机构抛售股票，但他坚决认为“迅速清仓会是个问题。”他的备忘录记录了一些机构投资组合管理层通常会遭遇的两难境遇：
通货紧缩的趋势迟早会导致货币廉价化。
“面对不确定性所流露的惊慌情绪”使股票的价值都被低估了。
“大多数被挑选出来抛售的股票都不可能以合理的价格成交。”
我们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事，“事情很可能会完全出乎意料，发生的理由现在完全不可能预见。”
“有些我隐约感到的事情，如世界末日、无法投保的风险，我们再担心也无济于事。”
“我们一旦退出股市，就很难再次进入，除非要等很久以后，而一旦经济再次恢复时，我们已经处于落后状态，如果经济不再恢复，那什么也都无所谓了。”
大萧条的影响（5）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收入产生收益。”
“从我们的资金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能分享经济恢复带来的好处，那是最糟糕的。”
机构投资者不应该“抢先纷纷出仓，全部清仓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会使整个体系崩溃。” 这样会使已经处于熊市的股票市场雪上加霜。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坚守阵地，不要随便割肉。27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由于我们无法预测市场朝什么方向走，这就意味着“顺着周期”的做法不具备理性，标志着凯恩斯作为一个“科学”的投机者的职业生涯的告终，而成为一个“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在他所处的“信用周期论”时代，凯恩斯称市场上只要老道的投资者略多于缺乏经验的投资者，那么市场效率就能够得以保证。1929年股市危机之后，他放弃了经验投资者是使市场保持“良好秩序”的“造市者”的假想。他在《货币论》中写道：“那些聪明的投资者（股市专业人士）总能预测大众股民的心理而不是股市未来趋势，他们常常能从中获利。” 尽管他们假装比公众了解更多的信息，而事实上他们掌握的信息未必比公众的信息多多少28，所以他们最好的办法一般就是“揣摩公众对股价在未来几个月后的预期，而不是预测股票长达几年的投资回报。”29如果是这样，成功的长期投资者一定是个“逆势而为者”。
第二，投资者必须要有责任意识。一个投资机构不仅对其股东承担义务，对公共利益也有责任。当奥斯瓦尔德·福科1931年提出他和凯恩斯都在其中担任董事的独立投资信托基金应该用英镑贷款替换美元贷款的建议时，凯恩斯回复说：“你的建议在目前形势下纯粹等于投机行为，我承认我不太清楚这样做会不会有悖于国家的利益……但我很清楚，一个机构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这样做。” 结果，英镑一个月后贬值，这个信托基金损失高达4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万英镑、330万美元、230万欧元）。30
凯恩斯新的投资理念总而言之就是专一地持有几只精选的股票，他把它们称为自己的“宠物”。和沃伦·巴菲特一样，凯恩斯认为投资者在市场下跌时应该买入而不是抛售股票，低价位购进股票的期望远比从众恐慌心理来得理性。所以他的个人投资理念和他在理论上不断强调稳定投资的社会需求是一脉相承的。投资者和政府一样，应该和疯狂追求流动性相对抗。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提出投资买入应该“像婚姻一样永恒不变，牢不可破”，这样可以使投资者对投资的远期回报做一个慎重的考虑，同时他承认其效果和切实程度都具有局限性。31他在1938年意识到“文明是单薄和脆弱的外壳”32也道出了投资者对社会稳定的理性期望。有关长期自利和公共利益的一个新等式在凯恩斯的头脑中渐渐形成。
在投资方面尽管凯恩斯有时会大胆出手，但他基本按原则行事。1932年，他开始买入美国公共事业的企业优先股，他的分析认为这些股票的价格比实际价格低得多，同样的原因，他还大量收购艺术画、书稿和稀有书籍。他的“逆势而为”之举在他写给法国朋友的信中表露无遗：“投资者难道不应该是少数者吗？只有在社会生活的这个领域，胜利和安全感永远都属于少数人，从来都不属于大多数人。当你发现有很多人同意你的观点，那就应该改变你的想法。根据我的经验，当我能说服我的保险公司的董事去购买某只股票，这就意味着我脱手这个股票的时候到了。”33 。 想看书来
大萧条的影响（6）
凯恩斯从来都不否认股市狩猎给他带来的快感，用借来的钱赌博。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职业投资对任何不好赌博的人来说是场超级枯燥和过于累心的游戏，对赌博成性的人必须要为这个嗜好付出学费。”341936年那一次，由于小麦价格下跌，他甚至不得不吃进阿根廷运来的相当于一个月供应量的小麦，他打算把它们堆放在国王学院教堂的地窖内，但发现地方太小。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说小麦质量有问题，把小麦清理干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幸运的是，到那时候价格回升了，他因此得以解救。有人大声批评说是“那些可恶的投机者”在垄断市场，凯恩斯对此有自己比较成熟的想法，他认为赌博最好押在那些“休闲活动”上。他的理论是由于美国无法建造跑马场，美国的赌博本性只能被疏导和释放到股市投机，美国的工业成为了“大赌场的伴生物。”35也许从来都不会有理论说在美国华尔街成了赛马场的替代物，但在凯恩斯看来，这也不是没可能。
到1936年凯恩斯的资产已达50万英镑，或者是现在的2700万英镑（4400万美元、3200万欧元），在美国股市摇摆不定，英国股市疲软不振的情况下，他的净资产升值近23倍。他为大学的各种捐款和保险公司资金所配备的投资组合都有上佳的业绩表现，比指数上升要快，他对这些股票越是控制直接，基金的表现就越出色。
他在投资生涯中栽的第3次跟头是在1937~1938年经济极度衰退期，在1937年股市大跌时，凯恩斯在美国和英国股市都是利用高杠杆投资，“我还不至于绝望到股市看跌，但我更不情愿债台高筑博股市看涨，要减少贷款是一个枯燥和困难的过程。” 到1938年3月随着价格的下降，他认为减少债务是比较谨慎的做法，哪怕意味着他要出售自己手中的蓝筹股。有一个分析家认为凯恩斯投资策略中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没有能力扔掉那些价值被高估的股票。36到1938年年底，他的资产严重缩水，只剩14万英镑，比1936年年底下降了72％。由于此时市场已经盘整恢复，他肯定被深深套住了。1946年在他去世时，他的投资组合价值达4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1 200万英镑、2 000万美元、1 400万欧元），艺术品和书籍等收藏价值在8万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的250万英镑、410万美元、290万欧元）。
他对危机时所栽的跟头毫不懊恼，1938年他曾和国家共同基金的一个董事说，在股市大跌时紧紧捂住自己的股票不仅仅是为了自利，也是义务：
如果在股市跌到谷底时我还持有某只股票，我一点不觉得羞耻。我觉得一个认真的投资者不应该在股市下跌时割肉离市……我会做得更多，我会说认真的投资者会一次次地承担责任，镇定地承受住他的股票贬值，并且毫无怨言。其他任何政策都是反社会的，只会打击投资信心，和经济体系的运行相脱节。一个投资者……应该主要瞄准未来的长期收益，而且只以此项作为判断。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