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着对北大的赞美，“哀”字中则蕴含着对北大的批评。作为北大中人，我对这赞美和批评是早已熟稔的。10年前北大90华诞时，我也曾作文缅怀蔡先生。每次经过未名湖畔蔡校长的塑像，我都有意无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长的眼睛。然而从那眼神中，我越来越望到了一种凄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点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以为，蔡元培的矛盾或许就产生于对这八个字的苦苦追求和这八个字的不合实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观上。他一再申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实用教育，提倡“军国*义”，“实利主义”，“道德主义”教育。他既号召学生独立研究，又强调学习要“服役社会”。当今由于实用教育的泛滥，蔡元培的“大教育观”引起了相当多学者的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加强实用教育，乃是中国急欲走向富强之路的必然选择。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机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为中国培养“专家型人才”的使命。《论语》中描绘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从大环境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蔡元培从“立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是无法挽回这一大势的。上大学可以求学问，也可以升官发财，这二者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且不说升官发财是否一定是坏事，只从极世俗的道理来看，社会上总要有人升官发财，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倾向于让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升官发财”。况且大学里培养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学问”。此中的关键在于学问与实用的结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友以及得意门生，其实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他所担心的是学生“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将来“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蔡元培的这一担心实际上一直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是实用人才太多，博学通才太少，而恐怕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浅陋。进一步说，所谓“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而结果却不能实现，必然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干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里做着“客观公正”的学问，结果仍不免被怀疑为“心术不正”，“学术倾向有问题”或是“甘做帮闲”，“迎合贪官污吏”；还有一部分人则公开背叛学术，上欺善良的学校领导，下压正直的师生员工，嫉贤妒能，武大郎开店，借百年校庆等机会大肆捞取个人私利，使北大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不知当年蔡校长有没有想到，现代型的大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学问江湖”。我们指责这样的大学“不合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的矛盾（2）
蔡元培教育观的矛盾背后还有一个专制与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还曾讲演说：“断不能以国民的权利移用到学生上。”五四运动时辞去校长的宣言中讲：“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些言论在今日听来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话剧演到此处时，掌声一片。许多人士皆认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自由与反抗”。但是我们又似乎不应该忘记，蔡元培是一个失败者，尽管英勇，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他的不得不离开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沦为官僚化的大学”，并非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小人专与他捣乱。那些与他执行不同治校方针的后来者对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党政领导，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富强的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赶超型”国度里，由上至下的高度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要求一所大学单独保持“自由”，事实上万无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对于“自由”的超出现实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带来加倍的专制和摧残。正如鲁迅所说的进步三尺，反动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校长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我同意萧夏林说的“蔡元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人和圣人”。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这话并不是闻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成个什么世界！”而是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是“领导不力”或“自由度不够”。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办事部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与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科技兴国战略，明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眼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种局面。极度混乱的管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物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打死。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其根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核心是体制。这种无法无天的体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有的学生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的。所以，就算我们再热爱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风气，要求注重公德，反对猎取功名，提倡学以救国，反对老爷作风，这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长提出要让那些尸位素餐的教职员“下岗”，北大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说到底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软弱的北洋政府无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时代，蔡元培以个人之勇对北大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这次改造给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阴就发作。而蔡元培个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意味着要捍卫理想就必须放弃对理想的实践！我终于仿佛从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这一番凄苦。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做范蠡、做文种，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种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点点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这话讲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启示给我们的真谛。
不要盼望蔡元培，让我们自己去打抱不平，尽管我们武艺不甚高。打得多了，艺自然会高，路自然会平。
还是那句老话，夜正长，路也正长。
赶路
前面不再有人的足迹
不再有高耸的灯塔
甚至一点灯光
只有死去千年的星辰
闪烁着未亡的鬼火
在追想当日的美丽
手表早已融化成
臂上的刺绣
指南针却一圈圈
扫描不停
见不到太阳的极夜
睁大不眠的双眼
已不知有多少袋烟的工夫
偶尔飘曳过银狐的长尾
随一道雪亮的流星
传来黑林中
狼群的骚动
湿如药膏的火柴
点不着烂如朽草的纸烟
在废弃的兽穴里
嚼着无物小憩
抖尽最后一点面包渣
用空瘪的食品袋扎住伤口
顺便舔去残血
乌云又铺展开一床好梦
整整唐吉诃德的行囊
暴风雨淹没一切
乐章一切风景一切
幻想的时候
正好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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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钱理群（1）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我看钱理群（2）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座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