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鼻子可以感受到那么多有趣的事物，他一定要停下来好好观察观察。每当这时，德奥总是忘了前一天在学校看见的老师惩戒迟到的“实例示范课”。就这样，德奥不是每次都能早早地爬上那座山头。
站在山头，德奥就能看见在山谷那边的学校，他能远远地看见教室前的空地上同学们小小的身影，那片空地就相当于学校的操场。学校的校铃由一把铁锄头充当，现在，清脆的铃声穿过山谷，钻到德奥耳中，他看见同学们已经开始在教室门口排起队。德奥拔腿就往山下冲去，穿过长过膝盖的杂草丛，再穿过泥泞的谷地，接着还要小心翼翼地走过架在河上湿滑的木头。他的脚用力地抓住地面，心里祈祷着：“上帝，求求你，别让我滑倒！上帝，求求你，别让我迟到！”
可是过了河后，德奥就知道自己没希望了。最后一段山路的两旁长着蕨类小树，德奥就折下又长又细的一枝，把叶子摘掉，然后再折下完整的一小段放进口袋，接着就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路边的小树丛里蹲着几个男孩，德奥不想和他们一起。他们得在那儿藏一天，因为迟到要受老师的刑罚，回家早了也会挨爸爸的巴掌，他们得躲过这两次劫难。有的孩子不想受罚，就偷偷躲在学校旁边的厕所里。可是老师知道他们的小花招，要是你在厕所被逮到了，那他们就让你在臭烘烘的厕所里待一天。
德奥走进教室，一言不发，把蕨树枝递给老师。老师也不说话，接过树枝，稍后会用得到。
德奥记得老师中有几个法国人，有一个比利时人，剩下的都是布隆迪人。德奥和大部分学生都想给老师留下好印象。虽然他无法解释，但也能朦胧地感觉到布隆迪的老师对学生严厉是因为他们想给白人老师留个好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德奥感觉好像每天都有人被打，虽然事实上并不是那么频繁。无论德奥多么努力地遵守规矩，但好像每个人都必须挨打也是规矩之一。
有的规矩真是不好守的，比如迟到，或者没完成作业——要是你犯了其中一种错，还忘记带着惩罚自己用的蕨树枝，那你就要受到加倍的鞭打。老师们还会在学校周围神出鬼没地巡查，揪出没说法语而是说基隆迪语的同学，这也是要挨打的。忘了带午餐也很糟糕，但也比发生在德奥一个同学身上的事情好。
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个孩子家里也没什么吃的。一个老师发现这个同学的香蕉叶里包的不是豆子而是牛粪，于是命令男孩把牛粪吃下。男孩不听，就被开除了。后来男孩要复学，他的妈妈领他到学校，看着他在全校师生面前被用蕨树枝打。从那时起，所有的人都管那男孩Fumier——这是“粪肥”的意思。德奥想，那个男孩被如此羞辱一定很难过，虽然自己也这样嘲笑过他。 。。
第七章 布隆迪 1976至1993年（3）
在德奥印象中，有多少种违规行为，就有多少种体罚方式。比如用蕨树枝抽你赤裸的小腿或后背，狠狠地掐你的胳膊和脸颊，老师还会捏着你的下巴用力摇晃，或是强迫你头顶着石块在全校面前跪一个小时。如果在自家炊火边做作业时有只鸡在你的练习册上拉屎，那第二天老师就会让你把手放在桌子上，用尺子用力敲打你的指关节。要是嘴里咬住条蕨树枝，那还能强忍着不哭出声来，可是有一次德奥挨打时忘了带小枝，结果他哭得越大声，老师便打得越凶。那天，德奥的手肿得拿不住笔，更别说在家干活了。在回布坦扎长路上，德奥不停地掉眼泪：“我得怎么跟爸爸说啊？”最后他把手藏在身后，和爸爸说他觉得不舒服，想回去休息，爸爸也没说什么。他得救了。
德奥知道，比起别的孩子，他幸运很多。德奥的爸爸算是相当严厉，但有些孩子的爸爸可以说是很残酷。而且德奥的爸爸很重视教育，他自己只上到六年级，然后就不得不回家帮爷爷隆基诺放牛，可是他坚持自己的弟弟必须继续上学。他因为这事曾和隆基诺闹翻，最后隆基诺听了他的。他的弟弟，也是德奥最喜欢的叔叔，一直上到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德奥的妈妈只学了一年的教义问答1。有时德奥放学回家，心里想：“我学的这些爸妈肯定都不会。”他会恶作剧地把课本给妈妈让她念，妈妈常把书拿反，可是她并不责怪德奥。有一次妈妈对德奥说：“我让我所有孩子都上学，这样就没人能瞧不起我没上过学。只要我的孩子们上学了，就算我上学了，因为我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
大多数时候，爸爸会让德奥在学校多待半个小时，这样他就能趁天还亮时做完作业。德奥每天上学放学所走的路他都还能应付，但有的孩子要走的路比德奥还要远上一倍。那些孩子最容易受蕨树枝抽打，他们夹在对老师的恐惧和对爸爸的恐惧中间，是最可能藏匿在上学路上一整天的人。
德奥印象中，有很多学生中途辍学，还有很多未等长大便死去。德奥哪天走进教室，常常就会发现又少了一个同学。接下去的好几天，德奥总会盯着那空着的座位发呆。学校旁边是一座教堂，不远的地方有处墓地，那里插满了十字架。不时会有葬礼上人们的哭号声穿过教室钉着栅栏的窗户传进来，伴随着由两个音调构成的哀乐，清亮而尖锐。在有风的时候，这些声音更能清清楚楚地钻进德奥的耳朵。人们总会说，风会吹走夺去那人性命的东西。每当这时，德奥总会想象一个画面：这个东西像片叶子飘在风里，从墓地飘进教室敞开的窗户。
对于这样的事情，德奥的同学们有时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比如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女孩的哥哥。在他妹妹葬礼的那天，这个男孩还坐在教室里学习，好像根本没有听到哭号，而德奥却听得那么分明。
你妹妹死了，你怎么还能在她葬礼的时候这样平静地上课呢？
那男孩就算挨打也从不哭，还有另外几个同学亦是如此。这些人的麻木让德奥很震惊，那时德奥还没变得麻木。很久以后回想起来，德奥才真正明白那时的状况：“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布隆迪的人那么愤怒，其实，当你从小便是在挨打中度过的，有些东西就已经根植在你的血脉中。”
德奥最好的朋友，克洛维斯，死在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周日晚上。那天，他们一直在荣达山的一面山坡上放牛，两个孩子已经四年级，而且这活他们每个周日都会做，已经十分顺手。他俩轮流把跑到溪谷边上的小牛赶回牛群，别的时候就在地上打打牌、摔摔跤。太阳快落山时，克洛维斯突然地开始哆嗦、流汗，并哭了起来。他说：“我很难受。” 。 想看书来
第七章 布隆迪 1976至1993年（4）
德奥想逃走。他觉得可能是风里的那个东西抓住了克洛维斯，他害怕那东西也会抓住自己。“哦，上帝，下一个就会是我吗？”德奥和克洛维斯一块儿哭了起来，他没命地大喊，希望会有人来帮忙。他喊了很久，却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最后，他们终于听到了德奥爸爸从旁边山坡上传来的喊声。然后，有好几个人跑过来，把克洛维斯抬走了。
德奥和爸爸把牛赶回牛圈后就匆忙跑向克洛维斯家。他站在门口，屋里的泥地上堆着甘草扎起来的火把，明晃晃的火光中，德奥分辨出一个邻居正在给克洛维斯治病。人们叫他医生，可德奥爸爸说他只是个草药师。那人在往克洛维斯嘴里灌一种绿汤，但克洛维斯一动也不动。也许他已经死了。
站在门口，看着草药师给克洛维斯灌药，德奥开始怀疑那药根本没用。他浑身颤抖地想：“上帝，是什么杀了克洛维斯？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虽然爸爸被教堂赶了出来，但德奥还是一个祭台助手，他向上帝许愿：“上帝啊，求您赐予我魔法，让克洛维斯活过来。”
在那以后的很多年，德奥都会不时到学校旁边的墓地去走走。他会想起葬礼上女人们的哭号，每一个人脸颊上的眼泪。然后，他还会想起克洛维斯，想起那天夜里他颤抖着许下的心愿。
德奥第一次害疟疾时——德奥后来觉得克洛维斯可能得的就是疟疾——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扒了一层皮，就连吹拂过的微风都像荆条似的抽得他生疼。德奥在上学路上晕倒了，是他那身材矮小、看起来凶巴巴的奶奶找到了他，把他扛回了家。爸爸当时不在家，可是在山间搬运东西的人们互相传递着口信，最终传到爸爸那里，才得以及时把德奥送到省城的医院治病。爸爸知道疟疾这种病，也明白病因和该怎么治疗，可是奶奶却不认为把德奥送到医院是个好主意。她坚持认为是一户邻居捣的鬼。
“那家子人讨厌我的孙子，”很多年后德奥似乎还能听到奶奶低声唠叨着，“就是他们给他下毒。”
现在想来，奶奶似乎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怀疑是邻居使的坏。奶奶看不惯妈妈带孩子的那一套方法，她觉得所有邻居都嫉妒他们家的奶牛，而妈妈又让德奥在邻居面前抛头露面，于是他们就给德奥下毒。德奥当时对奶奶的话既恐惧又困惑，可后来回忆起，德奥觉得这事很让人不舒服，因为奶奶虽然是出于对自己孙子的爱，却要在他们那片山上挑起仇恨，而且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只发生在德奥身上。
德奥和那些活了下来同时也没辍学的同学一起，沿着校舍一间一间地变换教室，一级一级地升学。六年级毕业后，他们就会回到山里靠种粮食或养牛勉强为生——如果家里拥有耕地或牛的话。不论是辍学还是完成学业，大部分孩子都在毕业后离开布坦扎，到城里或首都去谋生。在那儿，他们要么给人家打点零工，要么就入伍——至少图西人会选择后者。
在德奥的成长过程中，布隆迪先后被几位军事独裁者统治，他们都是图西—希马派1的。从记录来看，当时布隆迪全国也只有十几所中学和一所大学，而且在校学生绝大多数是图西族。显然，这种偏袒让德奥享受到大多学生没有的优势。虽说德奥并没感觉自己享受到了任何可以被称之为“特权”的权利，但不管这种特权多么微不足道、多么不公平，它确实存在。
第七章 布隆迪 1976至1993年（5）
德奥家不属于图西族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什么政治关系。对德奥这样的孩子来说，要想继续上学，就只能靠平时的好成绩，以及在针对六年级学生的全国考试中考个好分数。在所有孩子中，只有德奥和另一个同学的成绩达标。
德奥在初中时成绩也很好，然后进入一所布隆迪最好的高中。学校离家足足有两天的路程，于是德奥开始住校。高中校园开始有了正规学校的样子，没有体罚，大家也都穿着鞋子上学。可是德奥在赛跑时还是光着脚，他有时也和朋友一起在周围的山上跑着玩儿，但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德奥不擅短跑，可他却可以连续跑好几个小时。他常吹嘘说自己的脚底板很坚硬，连钉子都扎不进去。可以说，从他第一次上山放牛起，德奥就开始接受耐力训练了。学校放假时，这种训练就会继续，德奥和安托万在夏天回家时继续承担送饭和放牛的活计。
从上高中起，德奥开始接触更多的事物，这一部分是受伯纳德·布多迪拉主教的影响。伯纳德·布多迪拉是布隆迪的大人物，负责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学校的管理，德奥觉得自己从记事起就认识伯纳德·布多迪拉。在德奥小学三年级时，主教前来参观桑噶扎的学校，他被选出为主教献上礼物。高中时，牧师们会到学校给自己挑选神学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当然是由布多迪拉挑走，他选择了德奥和另外一个男孩。主教向他们讲述上帝，但是强调上帝要求人类要关爱自身，以及上帝要求优秀的青年学生为解决布隆迪的贫困和不公作出贡献。
“贫困有很多方式从身体蔓延到心灵。”
这是布多迪拉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常在自己的辖地巡视，探访过很多山里的人家，他还常常和德奥及另外一个学生讲他的所见所闻，尤其是讲起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缺少洁净的水和医疗条件。他说看到那么多穷人家的孩子才十二三岁就要入伍参军，他觉得很心痛，并认为有必要开办技术学校来安顿这些孩子。
在十一年级结束时——高中要上到十三年级——德奥自己计划的工程开始动工了。他想在桑噶扎建一间诊所，为周围山上的人家看病。他设想着通过这样的行动发动整个布隆迪的人们来效仿——着手小处，放眼全局。德奥说服了六个同学和他一起干，也和爸爸商量好同意自己在暑假的前几周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工程上。接连三个暑假，德奥都将精力投入到诊所的工程中，但是直到毕业，诊所还是没建成。可他们毕竟努力尝试过了，德奥告诉自己，有一天他定会完成一项这样的工程。
德奥在全国高等学校考试中考得高分，获得了去比利时一所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可以在那里接受牧师培训。在这件事上布多迪拉肯定帮了忙，可德奥还是想在布隆迪的医学院学习，布多迪拉也欣然同意了。
1988年，德奥还在上高中三年级，布多迪拉主教写了一封言辞颇为激烈的公开信，督促政府摒弃“刻意回避讨论种族敌对”的做法。他写道：种族问题已经成了“禁忌”，但事实上胡图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主教还认为，胡图族人“在权力地位分配方面遭受人为的、刻意的不公，这种分配明显倾向于偏袒图西族”。在教育的各方面，甚至在评分时，胡图族也遭受着露骨的歧视。主教警示说，民族敌对已经“非常尖锐”。 。。
第七章 布隆迪 1976至1993年（6）
主教的这封信中所谈到的问题都一一应验了。当年夏天，布隆迪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胡图族叛乱，图西族人被不由分说地残忍杀害。事件又导致军队变本加厉地对叛乱进行残酷镇压，被杀害的胡图族或有一万五千人之多。
北方发生杀戮时，德奥刚好在荣达山的家里。那些德奥知道是胡图人的邻居——不管他们是否真正明白种族冲突的意义——提醒德奥家这次动乱可能蔓延开来。德奥一家人在树林里躲了几天，只有隆基诺坚持没有去，他还在守护着院子。不过布坦扎附近并没有发生什么骚乱，德奥日后问起此事时，只得到了寥寥几句答复。他自己也查了资料，后来，德奥把这段时间称做“觉醒”。
德奥在学校了解到了布隆迪的基本历史情况。那时还有很多怪异的课程，特别是有关殖民的教学。基本的历史事实很清楚：德国在19世纪末侵占了布隆迪和卢旺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接手德国，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从1918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老师说比利时对布隆迪进行了残暴统治，可是学生们还是要学一些颂扬比利时的歌曲，而老师们也都很向往到Iburaya去。到了高中，历史课教授的内容也很不全面，完全没有对“图西族”和“胡图族”的解释，也没提到那些德奥后来自己才搞明白的问题。德奥后来知道胡图族差不多占布隆迪总人口的85％，图西族占13％至14％左右。过去几十年，布隆迪的军队和政府一直是由图西族的大人物在统治，胡图族虽然进行了多次严重的暴动，可是都被军队以更为残酷的行动镇压下去。终于在1972年，血腥的大屠杀爆发，那时德奥还是个孩童。现在德奥才知道，他做医生的伯伯就是在那年被杀害的。当时，胡图族的民兵砍断了伯伯的手脚，然后在红喀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