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医院调查事实。”
直觉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律师。
他显然是在推托的说辞一下就把我激怒了，几个月来的不痛快一下子让我爆发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深受侮辱！
我拍案而起，说：“你是律师，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是律师？”我拿起一支笔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说：“你把你的名字和职位写下来，否则我绝对不和你谈。”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显然被我的激动情绪吓坏了，他抖抖索索地在纸上写下了“苗运平”和“公司法务”共七个字。
之前陈幼玲女士给我们的电话和种种温情的表现难道都是假的吗？陈女士不是在电话中已经跟我们“确认”了我们在蜀国演义的就餐事实了吗？
我觉得人格倍受侮辱，我已经根本不愿意和这样没有诚信的人继续交谈下去。我大声地下起了“逐客令”，士可杀不可辱！我无法忍受他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赔付到底”，私底下却对患者耍起这样卑劣的手段。
见我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也在同样生气的太太尽力压制自己问对方：“那么你们餐厅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查清楚我们的用餐记录呢？”
苗运平嗫嚅了半天，嘴里掉出一句话：“六天吧，给我们六天时间。”这显然是拖延之计；因为马上就要“国庆长假”了，他估计我们不会继续在北京呆下去，所以用“六天”时间来继续他的“拖延战术”。查一查电话订座、消费水单的数据需要六个工作日吗？我提出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以提高查证效率的建议，对方没有接纳。
23。蜀 国 变 脸（2）
正当我太太继续用温婉态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时，在房间里的我已经完全无法忍受这样的人留在自己的视线和听力范围之内，我大声地下起了逐客令。
我们随即决定，国庆长假就在北京过，本来我们是要回广州和家人一起过中秋节的。我们就耐心地等这六天！
我们三个人在北京每天的花销不少，而我们没有带足够的钱，正在打算让家人给我们汇钱时，知道我在北京索赔的一位温州同乡给我们一家人提供了一套酒店式公寓套房，先不说省了多少钱，那设备齐全的厨房结结实实地打消了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恐惧和忧虑。
大陆国庆节前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蜀国演义再次“临时召开记者会”，该次事件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定性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更注意到报纸上提到“蜀国演义酒楼临时召开记者会，公布对福寿螺事件住院患者的赔偿方案。但美籍华人与台湾同胞的赔偿方案将作为另案处理。对于赔偿过程中双方无法就赔偿数额和具体赔偿时间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酒楼同意接受消费者协会等公正第三方的调解。”
对于我来讲，“美籍华人”也好，“台湾同胞”也好，这些受害的消费者和国内的受害消费者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力。所谓的“另案处理”是要给我们这些境外人士“优待”吗？这种受到区别对待的感觉并不能让我产生什么优越感，反而我觉得极其不舒服。而且我注意到，一直没有吭声的“消费者协会”给拉进来了。
为了散心，我和太太带上窝窝头去了住处附近的天坛公园，窝窝头玩得非常高兴。看着天坛下她幼小的身躯，我的内心却有着太多的感慨。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及为百姓祈丰年之处。大陆人口众多，民以食为天，能够养活这么多人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下，我似乎能够体会到历朝历代有做为君王祭天时的虔诚。
纵然北京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可以去看，我们都没有心情走动。国庆节的七天长假内，多亏了阳光骨髓库的诸多志愿者老战友们，他们轮番前来我们的住处陪伴我们，他们的到来让陷入不快的我重新振作了起来。我决定怎么也要讨回一个说法！
10月3日，我太太再次致电陈女士，陈女士在电话里非常为难地告诉我太太这件事情已经转由一位姓田的同事处理，请我们直接和这位田先生联系。（直到事后我们才得知因为瞿传刚对陈女士“偏袒”受害消费者有很大意见，陈女士已经带着整个赔付工作小组愤然辞职。）
田先生告诉我们，公司负责计算机的员工还在放假，要我们再等几天再和他联系。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次致电蜀国演义，田先生告诉我们他也辞职了。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已经被踢来踢去成了皮球。蜀国演义究竟还要如何演义？他们会销毁可以作为证据的记录吗？
10月11日，索赔未果的我们黯然离开了北京。
这时候，蜀国演义在媒体上公布的“患者赔偿方案”称：
对于已经确诊但没有酒楼就餐票据、也没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在酒楼用餐的住院患者，原则上不予赔偿。另外，对患者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费赔偿和后期治疗费“蜀国演义”也提出了明确的标准。预计赔偿总额将超过100万元。
没过多久，这个100万元的数字在媒体上变成了150万元。但是到底有哪些患者实际上得到了赔偿，我们无从得知。
这种受到巨大伤害之外又被加以侮辱戏弄的经历让我们觉得除了提起诉讼或者由“消费者协会进行调解”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多日来，目睹蜀国演义在媒体和公众前面的“种种表演”，让人不禁感叹那确实就是一场成功的“危机公关处理”过程。
也是据后来媒体记者告诉我们，北京市卫生局的相关领导到蜀国演义餐厅“检查工作”时，曾“亲切”地慰问了蜀国演义的老板和员工们。如果真是这样，对新闻媒体有“行政干预能力”的政府部门（北京市卫生局等）显然出于某种目的在庇护蜀国演义。
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们更加告诉我，瞿传刚已经逐一宴请了相关媒体的负责人，接下来媒体对蜀国演义的报导一定会“高抬贵手”了。
但毕竟这些来自于媒体朋友们的消息无法得到证实，我也只是当作道听途说。
蜀国演义餐厅的前后不一态度如同这家餐厅里提供的“川剧变脸”表演般让人眼花撩乱，我清晰意识到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种种利益纠葛，接下来的“维权路”会非常艰难。
但我不愿意相信一次影响如此巨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善后处理”竟然会出现这样不可预期的变故，我也不愿意相信人性可以丑陋到这样的地步。
26。因 病 而 生 的 大 医 网
住院的经历让我对国内所谓的“医源性疾病”和“食源性疾病”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些不断爆发出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其实源于公众没有能够及时“获得正确信息”的管道。
就在我住院的时候，中国爆发了“欣弗”事件，“欣弗”几乎和“幸福”同音，却实实在在地让许多家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并失去了幸福。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欣弗”注*，医学名称叫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不少患者在使用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根据官方消息，截至2006年8月7日，全国范围已经有10余省份报告了81例，其中3人不幸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仅仅是得了感冒的六岁女童。
卫生部“紧急”叫停了这种危害范围极广的药物，但一切都仅仅是亡羊补牢。“欣弗事件”实际上还只是国内存在质量问题的数不胜数的医疗用品中的冰山一角，出问题的还有各种给孩子注射的疫苗。
回想起自己住院期间注入身体的种种药物，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安全的？是否有一些药物会对我的身体产生慢性的毒害作用？
我只觉得汗毛直竖，那种后怕无从说起。
就在我从北京回到广州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又爆发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小学生群体中毒事件。数百名小学生在食用了“课间餐”中的变质红豆糕之后出现群体中毒现象。
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我个人的经历或只是“运气”实在不好，但接二连三的事件都发生在自己身边，这样的频率实在有些太高了！
我觉得新闻媒体隔靴搔痒的报导并不能够引起人们长期的重视，社会是否需要一个更加快速传播消息的专业管道？此起彼“未伏”的各种恶性事件让我觉得除了事后应该追究重大事件的各个责任方之外，能否在酿成重大事件之前有更好的信息管道提供给公众呢？
我想到了传播最快速的网络。
我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共鸣，一次朋友朋友聚会上，有朋友提到愿意一起提供资金和技术，由我主导一个能够传播正确医疗信息的公益网站，这个想法让饱受误诊之苦的我马上就热血沸腾起来，我们很快就一拍即合。
网站架构的设计上，我们想到了维基（wikipedia）功能，我们希望能够首先发起更具热情和社会公益心的专业人士和医学生在我们的网站上书写“百科全书”般的医学知识词条。我们的计划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广州医学院校同学们的热情响应。
2006年12月17日，我担任CEO的大医网在广州问世。
大医网成立之后，我们邀请了多位专家担任我们的顾问，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詹希美教授自然是高级顾问之一。
此后，我多次以活教材形式出现在詹教授讲授“广州管圆线虫”的课堂上，还站上了广东省疾控中心为全省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举办的“广东省广州管圆线虫预防培训班”的讲台。
2006年12月19日，受詹希美教授邀请，在广州三寓宾馆参加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主办的培训讲座时发表讲话。
大医网在面世之后，很快就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位受益者。这位受益者在餐厅里食用过淡水鱼生之后身体逐渐出现各种不适表现，神经系统严重受损，辗转多家医院依然无法确诊。患者的子女在网上把相关的病症和检查资料公布出来，也马上通过我的“关系”得到了詹希美教授和纪爱萍大夫等寄生虫病专家的诊断和用药建议后，服用了足够剂量的“肠虫清”，症状不再加重了。同时患者的儿子经血液检查发现嗜酸性粒细胞的比例超标，果断地服用了“肠虫清”几天后，他的症状消失。
这次救助网友的成功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大医网的前途辉煌，我们一无合法的“融资”管道，仅仅是靠自己有限的资金投入；二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网站根本没有采访权。想要取得采访权要经过太多根本无法过关的审批手续。这个公益网站的将来让我自己都感觉到异常迷茫。
大医网提出了“大医医国，先觉觉民”的口号，可我总觉得头绪极乱，到底哪里才是“医国”的源头？“觉民”又到底怎么个“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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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难道一切都只是为了“求报偿”？（1）
按照朱伯伯的建议，虽然我们只向法院提出了三十余万人民币的人身损害赔偿金，我居然成了此次事件中“索赔金额”最高的受害者。
即使法院最后判定我胜诉，这区区三十余万的人民币不但根本不能抵销我患病以来造成的种种经济损失，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后遗症，在我的起诉内容中，我根本也还没有提及。再说，即便胜诉，也不见得能够按照我们要求的赔偿额得到足额赔偿。
我只愿意以国内居民的标准在中国的法律范围内讨回应有的公道。
无疑，我成了百般推卸责任的蜀国演义要集中火力“打击消灭”的诉讼对手。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和家人目瞪口呆，也让一直相信我们能够讨回公道的亲友们无法相信。
2007年1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我的案子将与2007年2月1日在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
我和我的代理律师朱伯伯以及他的助手一行三人在开庭前两天到达了北京，谢律师亲自到机场迎接了我们。
在第一次开庭前的两天时间里，谢律师安排我和集体维权的其中十多位患者在谢律师的律师事务所见了一次面。
病友们在大病初愈之后大多数都必须重新面对生活秩序的调整，打官司并非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如此影响巨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害者，也必须耐下性子整理起诉所必须的相关证据。
国内的《消法》并不能让受害者们因此“发财”，也没有“重重惩戒肇事商家”的相关法令，更多的受害者们之所以愿意挤出时间打官司，原因只是在索赔的过程里受到了蜀国演义的刁难和羞辱。由于相关法规的限制，好几位患者对蜀国演义餐厅所提出的赔偿金要求仅仅是一两万人民币。
我经历过繁琐的证据整理过程，我非常清楚谢律师和所有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们想要为这个拥有二十多人的“维权集体”讨响应得的公道必须付出多大的时间和精力代价。
而谢律师自己本身和我们一样，她也还是个大病未愈的患者。她要整理二十多份诉讼文件，要和二十多位受害者保持沟通联系，这样的工作量不难想象，就连一个健康人也难以做到。
我想，是她心里的正义感支撑着她。和大家见面后，我很强烈地感受到“集体维权”的不易和谢律师在其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这个看来文弱安静的温州姑娘显然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批受害者们公认的最合适的维权领袖。
我和代理律师的到达吸引了大批的媒体记者，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法制报导》节目也派出了资深记者李瑾洁前来做专题采访。
这位年轻的女记者曾经跑遍大江南北，采访过许多重大事件，言谈举止间，新闻人视“扒粪”为职业荣耀的正义感流露无遗。她见了面就鼓励我，告诉我这个官司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
近年的中国，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依然在尽自己所能地揭露和报导一些社会阴暗面。但通常这些有良知的记者要冒很大的险，也要面对地方保护主义者设置的种种阻挠；有时候甚至会受到严重人身伤害。
但无论如何，我总算见到了最能够代表官方态度的CCTV，如此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ＣＣＴＶ能够关注此事，说明政府高层还是希望妥善解决这个事件。
对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们保持高度同情心的的李记者告诉我和谢律师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9。难道一切都只是为了“求报偿”？（2）
她说她从“内部消息管道”得知，那位一直在国内新闻媒体上频频以“中国消费者维权第一人”出现的邱宝昌律师，将会代表蜀国演义餐厅出现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她说她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一度以为我们找了这位知名的“消费者维权律师”代理我们的官司，她原本正打算采访一下这位“维权专家”。
应该说在人类主宰的地球上，只有从动物园逃出来的可能会伤人的猛兽可以无需通过法庭审判就被射杀（我相信动物保护者们不见得同意我的这个假设。），除此之外，即便是罪证确凿的杀人狂魔也应该拥有辩护律师，这是任何一个公民所应该拥有的权利，蜀国演义董事长瞿传刚决不例外。
但我无法从心理上接受这个身上笼罩着各种“消费者维权英雄”光环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主任”居然站在了受害消费者的对立面。
在开庭之前，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愤怒和不解，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个曾被我私下敬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