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所以，你要是听说某部电影有了问题，千万不要诧异。我们这代人，在猜疑的年代长大，难免会落下毛病，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这样才显出自己能来，这是很不好的。但你若说，我这篇短文隐含了某些用意，我要承认，你说对了，不是胡乱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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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6月7日《戏剧电影报》。发表时题目为“从北国江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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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老片新拍
听说最近影视圈里兴起了一阵重拍旧片的浪潮，把一批旧电影重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包括《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等。现在《野火春风斗古城》已经拍了出来，正在电视上演着。我看了几眼，虽然不能说全无优点，但也没什么新意。联想到前不久看到一些忠实于原著的历史剧，我怀疑一些电视剧编导正在走一条程式化的老路，正向传统京剧的方向发展。笔者绝不是京剧迷，但认识一位京剧迷。二十年前我当学徒工时，有位老师傅告诉我说，在老北平，他每天晚上都到戏园子坐坐。一出《长坂坡》不知看了多少遍，“谁的赵云”他都看过。对此需要详加解释：过去所有的武生大概都在《长坂坡》里
演过赵云，而我师傅则看过一切武生演的赵云。因为还不是所有的男演员都演过杨晓冬，也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演过银环，现
我们还不能说谁的杨晓冬、谁的银环都看过。但是事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杨晓冬和银环正在多起来。而且我们也不妨未雨绸缪，把这件事提前说上一说。
老实说，老片新拍（或者老戏重拍）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在美国时看过一部《疤脸人》，是大明星艾尔·帕西诺主演的彩色片。片尾忽然冒出一个字幕：以前有过一部电影《疤脸人》，然后就演了旧《疤脸人》的几个片断。从这几个片断就可以看出，虽然新旧《疤脸人》是同一个故事，但不是同一部电影。我们还知道影片《乱》翻新了莎翁的名剧，至于《战争与和平》，不知被重拍了多少遍。一个导演对老故事有了崭新的体会，就可以重拍，保证观众有一个全新的《疤脸人》或《战争与和平》就是，而且这也是对过去导演的挑战。必须指出，就是这样的老戏重拍，我也不喜欢。但这种老片重拍和我们看到的连续剧还不是一回事。我看到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不仅忠实于小说原著，而且也忠实于老的黑白片，观后感就是让我把早已熟悉的东西过上一遍——就如我师傅每晚在戏园子里把《长坂坡》过一遍。前些时候有些历史连续剧，也是把旧小说搬上荧屏，也是让大家把旧有的东西过一遍。同是过一遍，现在的连续剧和传统京剧不能比。众所
周知，京剧是高度完美的程式化表演。连续剧里程式是有的，完美则说不上。我认为，现在中国人里有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一种是旧的，在传统社会和传统戏剧影响下形成的，那就是只喜欢重温旧的东西；另一种是新的，受现代影视影响形成的，只喜欢欣赏新东西。按前一种趣味来看现在的连续剧，大体上还能满意，只是觉得它程式化的程度不够。举例来说，现在连续剧里的银环，和老电影里的银环，长相不一样，表演也不一样，这就使人糊涂。最好勾勾脸，按同一种程式来表演。当然，既已有了程式，编导就是多余的。传统的京剧班子里就没有编导的地位。不过，养几个闲人观众也不反对。若按后一种趣味来看连续剧，就会说：这叫什么？照抄些旧东西，难道编导的艺术工作就是这样的吗？
但后一种观众是需要编导的，只是嫌他没把工作做好。总而言之，老戏新拍使编导处于一种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前一种观众要你的戏，但不要你这个人；后一种观众要你这个人，不要你的戏。换言之，在前一种观众面前，你是尸位素餐地鬼混着；在后一种观众面前，你是不称职或不敬业的编导。照我看来，老戏重拍真是不必要。我有一个做导演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做编导的苦处，好多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样一说，我倒是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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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第12期《演艺圈》杂志。
欣赏经典
有个美国外交官，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待了十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看过三百遍《天鹅湖》。即使在芭蕾舞剧中《天鹅湖》是无可争辩的经典之作，看三百遍也太多了。但身为外交官，有些应酬是推不掉的，所以这个戏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看到后来很有点吃不消。我猜想，头几十次去看《天鹅湖》，这个美国人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优美的音乐，看到的是前苏联艺术家优美的表演，此人认真地欣赏着，不时热烈地鼓掌。看到一百遍之后，观感就会有所不同，此时他只能听到一些乐器在响着，看到一些人在舞台上跑动，自己也变成木木痴痴的了。看到二百遍之后，观感又会有所不同。音乐一响，大幕拉开，他眼前是一片白色的虚空——他被这个戏魇住了。此时他两眼发直，脸上挂着呆滞的傻笑，像一条冬眠的鳄鱼——松弛的肌肉支持不住下巴，就像冲上沙滩的登陆艇那样，他的嘴打开了，大滴大滴的哈喇子从嘴角滚落，掉在膝头。就这样如痴如醉，直到全剧演完，演员谢幕已毕，有人把舞台的电闸拉掉，他才觉得眼前一黑。这时他赶紧一个大嘴巴把自己打醒，回家去了。后来他拿到调令离开前苏联时，如释重负地说道：这回可好了，可以不看《天鹅湖》了。
如你所知，该外交官看《天鹅湖》的情形都是我的猜测——说实在的，他流了哈喇子也不会写进回忆录里——但我以为，对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一般人的欣赏总停留在第一阶段，但有些人的欣赏能达到第二阶段。比方说，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戏霸就是这样责备一位演员：“别人的”霸王出台都走六步，你怎么走了四步？在实验室里，一位物理学家也会这样大惑不解地问一个物体：别的东西在真空里下落，加速度都是一个g，你怎么会是两个g？在实验室里，物理过程要有再现性，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所以不能有以两个g下落的物体。艺术上的经典作品也应有再现性，比方说《天鹅湖》，这个舞剧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为了让后人欣赏到前人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它只能照老样子一遍遍地演。
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当然，不管是品还是饮驴，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在这个方面，没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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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里，我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打开收音机是这些东西，看个电影也是这些东西。插队时，只要听到广播里音乐一响，不管轮到了沙奶奶还是李铁梅，我们张嘴就唱；不管是轮到了吴琼花还是洪常青，我们抬腿就跳。路边地头的水牛看到我们有此举动，怀疑对它有所不利，连忙扬起尾巴就逃。假如有人说我唱得跳得不够好，在感情上我还难以接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换言之，是我存在的方式，我不过是嚷了一声，跳了一个高，有什么好不好的？打个比方来说，犁田的水牛在拔足狂奔时，总要把尾巴像面小旗子一样扬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点不雅，但它只会这种跑法。我在地头要活动一下筋骨，就是一个倒踢紫金冠——我就会这一种踢法，别的踢法我还不会哪。连这都要说不好，岂不是说，我该死掉？根据这种情形，我认为自己对八个样板戏的欣赏早已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欣赏的，但这些戏的艺术成就如何，我确实是不知道。莫斯科歌舞剧院演出的《天鹅湖》的艺术水平如何，那位美国外交官也不会知道。你要是问他这个问题，他只会傻呵呵地笑着，你说好，他也说好，你说不好，他也说不好……
在一生的黄金时代里，我们没有欣赏到别的东西，只看了八个戏。现在有人说，这些戏都是伟大的作品，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以便流传到千秋万代。这对我倒是种安慰——如前所述，这些戏到底有多好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但我也有点怀疑，怎么我碰到的全是经典？就说《红色娘子军》吧，作曲的杜鸣心先生显然是位优秀的作曲家，但他毕竟不是柴可夫斯基……芭蕾和京剧我不懂，但概率论我是懂的。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居然个个是经典，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当然，你要说它们都是经典，我也无法反对，因为对这些戏我早就失去了评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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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6期《华人文化世界》杂志。
好人电影
我在国外时看过一部歌颂好人好事的电影，片名就叫《好人先生》。现在我们这里正好提倡拍这样的电影。俗话说得好，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好人先生》里，也许可以找出可供借鉴的地方。这位好人先生是个意大利人，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比我矮一个头，头顶秃光光的，在电影院里工作。和一切好人一样，他的长相一般，但他的天性就是助人为乐，不管谁需要帮助，他马上就出现在那人身旁，也不说什么豪言壮语，挽起袖子就开始工作。
影片一开始时，他在帮助一位失业青年。这位青年有表演天才，只可惜没有演出的机会。好人先生要帮他的忙，就去找夜总会的老板。他到了人家那里也不说话，先帮老板擦桌扫地。老板知道他的意思，就说：你不要这样。我不能叫某某到我这里演出——我的生意不坏，弄个棒槌来出洋相，这不是毁我的生意吗？好人也不说话，接着帮老板干活，天天如此，终于叫老板不好意思了，说道：好吧，叫你那个人来吧，只准演一晚上。好人还是没说话。当晚他把那位青年送来了——顺便说一句，好人有一辆汽车，非常之小，样子也很古怪，像个垃圾箱的模样，我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把那青年送到夜总会的后门，陪他到了后台，此时电影已经演了老半天了，好人还没说一句话呢。我一边看一边想：真可惜，这么好的人是个哑巴。然后，那位青年的演出大获成功。好人在后台看他谢幕，忽然说了一句：新的明星诞生了。然后就开车走了。我看到这里非常感动，而且也挺高兴：好人不是哑巴。我们的电影里，好人满嘴豪言壮语，效果倒未必好。
在那部电影里，好人开着他那辆古怪汽车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那部电影头绪繁多，有二十条以上的线索，这是因为他在帮助二十个以上的人。有时你简直看不出他在干什么。比方说，他抽出大量的时间来陪一位年轻的单身母亲。这位女士非常的可爱，我觉得他对她有意思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好人是光棍一条，有个伴也没什么不好。走到大庭广众之中，他老请唱歌给他听——她的嗓子非常之好，但不喜欢在生人面前歌唱，但终于拗不过好人。终于有一回，在一个大商场里放声歌唱起来，简直就像天使在歌唱。大家停下来听，给她鼓掌，她也陶醉在歌唱之中——这时候好人又跑了。人家唱得这么好，他也不听。这时我忽然想到：这个女人原来心理是有问题的，既孤僻，又悲观，好人帮助她克服了心理危机——他其实并不想听她唱歌，不过是做件好事而已。好人做好事，做得让你不知是在干啥，这样可以制造悬念——这是一种电影技法，警匪片常用，好人片里也用得上。
《好人先生》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像这类影片总是有点沉闷。这部电影也有这个缺点。这电影我讲不全，因为中间睡着了几次，每次都是我老婆掐醒的。平时我睡觉不打呼噜，可那回打得很响，还是在电影院里，所以她不掐也不行——影片结尾并不沉闷：好人遇上了一个特殊的求助者——一个四五十岁的寡妇。这女人一看就很刻薄古板，身上穿着黑色的丧服，非常不讨人喜欢。她把好人叫到家里来，直截了当地说：我要你每月到我这里来两次，每月第一个星期一和第三个星期一，晚上八点来，和我Zuo爱。你要对我非常温柔——你不能穿现在穿的茄克衫，要穿西服打领带，还要洒香水。你在我这里洗澡，但是要自带毛巾和浴衣……嘀里嘟噜说了一大堆，全是不合理的要求，简直要把人的肺气炸——看起来，和那寡妇Zuo爱比到车站卸几车皮煤还要累。就我个人来说，我宁愿去车站卸煤。你猜好人怎么着？他默默地听完了，起身吻了寡妇一下，说：到下个星期一还有三天。就去忙他的事了。这就是好人真正令人感动之处：他帮助别人是天性使然，只要能帮人干点事，他就非常高兴，不管这事是什么，只要是好事他都做。这种境界非常的高，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然了，因为国情不同，我们的好人不一定也要和寡妇Zuo爱……
这部电影的结尾是：好人从寡妇那里出来，开车到另一处做好事，半路上出了车祸，被卡车撞了，好人也就死了。好人总是没好报，这世界上一切好人电影都是这么结束的。我们的电影也是这样，所以就用不着借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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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12月6日《戏剧电影报》。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都市言情剧《情殇》，感到这个戏还有些长处。摄影、用光都颇考究，演员的表演也不坏，除主题歌难听，没有太不好的地方。当然，这是把它放在“都市言情剧”这一消闲艺术门类内去看，放到整个艺术的领域里评论，就难免有些苛评——现在我就准备给它点苛评。我觉得自己是文化人，作为此类人士，我已经犯下了两样滔天大罪：第一，我不该看电视剧，这种东西俗得很；第二，我不该给电视剧写评论。看了恶俗的都市言情剧，再写这篇评论文章，我就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子，有了吃豆子的恶行，从此要被学院拒之于门外。所幸我还有先例可引：毛姆先生是个正经作家，但他也看侦探小说，而且写过评论侦探小说的文章。毛姆先生使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被原谅。当然，是被文化人原谅，不是被言情剧作者原谅——苛刻地评论人家，还想被原谅，显得太虚伪。
毛姆是这样评论侦探小说的：此类小说自爱伦坡以来，人才辈出，培养出一大批狡猾的观众，也把自己推入了难堪之境。举例来说，一旦侦探小说里出现一位和蔼可亲、与世无争的老先生时，狡猾的观众们就马上指出：杀人的凶手就是他！此类情形也发生在我们身边，言情剧的作者也处于难堪的境地。这两年都市言情剧看多了，我们正在变得狡猾：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温柔、漂亮的女主角林幻，我马上就知道她将在这部戏里大受摧残——否则她就不必这样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