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掌叫绝。
炎樱还很勇敢，作风大胆，这表现在她的作文和说话上——中国人有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于是炎樱在作文里写：“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让看卷子的教授大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
她的大胆更表现在行为上，或者说，是心态上。欧战爆发，香港被轰炸，飞机在天上呜呜地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一颗炸弹下来，大家都惊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樱一样地开心，兴致勃勃，自得其乐，不仅偷偷跑去城里看五彩卡通电影，回来又独自跑到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让舍监极为惊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樱，舍监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张爱玲听着炎樱的歌声，无法不心折。
炎樱是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然而她又并不是“遗世独立”的“独”，而是“独树一帜”的“独”。
两个很“独”的人走在一起，就变成了“双”，所以张爱玲后来写了《双声》——她们俩走在一起，一个高而窈窕，是“鹭鸶”；一个矮而腴丽，像“香扇坠儿”。从外形上已经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说起话来，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学岁月（5）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总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尽量给她，张爱玲对炎樱便是这样。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别无所有，于是为她写了许多文字，还画了许多画。
有一张炎樱穿衬裙的肖像画，被一个俄国老师看到了，十分欣赏，一定要张爱玲卖给他，答应给五块钱，看到她们两个面有难色，又赶紧解释：“五元，不加画框。”
那期间张爱玲画了许多画，由炎樱着色，她们合作得亲密无间——这种合作后来一直持续到回上海，炎樱替她设计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后来又替胡兰成的杂志《苦竹》设计封面。
在香港求学期间，她又重新拿起画笔来，替房东太太、烫发的少奶奶、有传染病的*画素描，画了许多杂乱重叠的人头，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觉得以后再也不会画出这样好的画来了——她的悲观的心态就像她最喜欢的那幅高庚的名画《永远不再》，总是每每看见好的事物便觉得这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稍纵即逝、永远不再的。一面在画，一面已经担心自己会江郎才尽，失去作画的能力。
有一幅画，炎樱给上了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爱玲尤其喜欢，说是有古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意味。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出口——她母亲一生中最喜爱的颜色，便是蓝与绿。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调是蓝与绿；母亲在她四岁时第一次离开中国去留洋，也是穿着蓝绿的衣裳。
那是母亲的颜色，母亲的神情——每当炎樱为她的画上色的时候，便是张爱玲最爱她的时候。她看着炎樱，看她专注地为画稿着色，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想着那遥远的遥远的母亲。
一个爱画的人，对颜色是敏感的，连带地也注定会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时，母亲就曾与她有过一项协议：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买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学，那便只好先顾学费。
张爱玲十分痛苦于这项选择，因为结果是不需要犹豫的，犹豫的只是过程——她当然会选择升学，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来了香港后，她发奋用功，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奖金25英镑，在当时的香港，这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爱玲自觉为母亲省了一点钱，而且也要奖励自己一下，便大胆地挥霍一次，买了衣料自己设计服装，随心所欲地做了几件奇装异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里，有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像汗衫一样钻进钻出，领子矮得几乎没有，下面还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那大胆的设计，连炎樱看了也惊叹不俗。
炎樱也是喜欢自己设计服装的，找出母亲的一条紫红色的大围巾，把两头铰下来缝成一件毛线背心，宽肩，掐腰，齐腰一排三四寸长的同色同线的流苏，随着她的走动一步一摇，更像一枚小巧灵活的香扇坠儿了。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一起去中环天星码头青鸟咖啡馆买“司空”，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比蛋糕还细润，轻清而不油腻，一次买半打，两个人分着吃；一起去看卡通电影，去浅水湾看“野火花”，在月光下散步，自得其乐而相依相伴、相得益彰着。
3
香港求学三年里，张爱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在放暑假时，炎樱不等她便独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种被世人遗弃的孤单感，大哭起来；而最开心的一次，当是与母亲的团聚——也是在暑假，1941年夏天，黄逸梵与几个上海牌友一同来香港小住，宿在浅水湾饭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学岁月（6）
张爱玲一有时间便去看她，从此浅水湾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闭上眼，路线便清晰，梦里也走不错。
——乘车出市区，沿路经过黄土崖红土崖，渐渐地光景明媚，水静风清，许多游山的车子掠过她乘的车，游人的手里抱着满怀的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花瓣与笑语。
下了车，走上极宽的石阶，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有两幢黄色房子，那便是浅水湾饭店。报出母亲的房号，仆欧们领着她沿碎石小径走过昏黄的饭厅，经过昏黄的穿堂，上二层楼，一转弯，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是母亲黄逸梵和她的美国男朋友维基斯托夫。
黄逸梵穿着西洋蓬裙子，梳着美丽的头发，周旋于一班华美蕴藉的客人之间，走到哪里，哪里便笑声四起；她和维基挽臂从浅水湾沙滩上走过，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着洋伞，说着流利的英语，宛如画中人，又像电影画报；也有的时候，是爱玲陪着母亲，她们挽着手臂，缓缓地散步，谈笑。一如她八岁那年，母亲第一次从国外回上海——只可惜，浅水湾不是家。
时间对于黄逸梵好像不起作用，从那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而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风情万种。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母亲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对于黄逸梵来说，缠足之辱大概是一生中最疼痛的记忆，所以她很喜欢到处飞。一双金莲，走遍千山万水，仿佛在向命运宣战。
然而她又无法违背她的出身，不管她怎么痛恨那古老的传统也好，她一生的活计还是依靠祖先留下来的那点古董——卖了一辈子的古董。
逸梵是庶出。父系三代单传，到了她父亲黄宗炎这一代，婚后无所出，于是在长沙乡下买了个姨太太为自己传宗接代，这便是她母亲——典型的买卖婚姻。
黄宗炎曾在科举考试中举，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出任广西盐法道道台。上任一年即因瘴气病亡，年仅30岁。不久，姨太太在南京临盆，大夫人十分紧张——如果是女儿，黄家的香火便要断了。黄逸梵生下来，众人大惊，幸而接生婆说：“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原来是双胞胎，且是龙凤胎。这便是黄逸梵的兄弟黄定柱。
生母二十多岁就去世了。黄逸梵同弟弟由大夫人带大，自幼仰人鼻息，小心承欢，时时记着嫡母（大夫人）的恩德。她一直都想远离那生活。
——通常婚姻是改变女子人生的最重要举措，然而她的婚姻又是这样失败。
大夫人1922年在上海过世。黄逸梵同弟弟把财产分了，黄定柱要了房产地产，黄逸梵则分了些古董。每次回国再出国，就带走一两箱。
她几次尝试独立，做生意，可是一直不大成功。总是要借着卖古董来翻身，重新开始。
我想，每卖去一箱古董，她应当都是十分自责而悲哀的罢，因为居然没有别的办法过活。她那么厌恶她的丈夫张廷重，可是却同他一样地坐吃山空，他们两个，都避不开自己的出身。即使她去了外国，远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于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远不肯放过她。
这一次的母女分离，爱玲没有哭。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也习惯了漂泊，这是命运。
从四岁第一次看着蓝绿色的母亲去法国，到后来她自己颠沛流离大半生，她的生命仿佛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来组成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学岁月（7）
离别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个人到了最后总是要告别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多做几次，或者少做几次，有多少不同呢？
在告别母亲之后不久，张爱玲又面临了另一次离别——并不太伤感，因为那要分别的人其实并不大亲近——就是她的监护人李开第。
他要离开香港去重庆，所以转托了另一个朋友照顾爱玲，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因此就住在那宿舍里。
——我一直猜，不知道和《第二炉香》里的罗杰安白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一点影子呢？
在小说里，罗杰是一个40岁的大学教授，教了15年的化学物理，做了四年的理科主任与舍监，就住在学生宿舍附近，便于照应，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因为娶了一个不知性为何物的纯洁女子而被误会，被不由分说地冠上*的名字，最后郁闷地开煤气自杀了。
小说里关于校园和宿舍生活的描写、学生们利用舍监疏防出去跳舞、对舍监的取笑等等，显见是取材于张爱玲在港大的生活，让我不由得犯了对号联想症。
可惜没找到任何资料证明这些妄猜，也许有人考据过，谁知道呢？我连“影树”也没找到，更遑论罗杰教授了。
这位现实里的工程师、港大老师、男生宿舍的舍监、李开第的朋友、张爱玲的监护人是福建人，国语不太纯熟，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时，打量了她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爱玲略愣了愣，反应过来，自己先笑了：“鹭鸶。”
“对了。”那舍监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对于母亲曾经去过香港与自己相聚的这一段往事，张爱玲后来极少提及。她一生的文字里，更是从没提过母亲有男朋友，是张子静的*让我们窥知了真相：
“另外我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好像叫维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见过母亲这男友的，但她从没对我说过，也没在文章里提起。……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才知她去印度，做过尼赫鲁姊姊的秘书。”（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别处（比如表哥）听来的，就是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早已记忆不清，很多时间与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黄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后文接着便是1946年回国，使我一直错以为这期间张爱玲与母亲是不可能见面的。
然而也曾产生过一次怀疑，就是张爱玲1976年出版散文集《张看》时在自序里写过——她在港大时，有一次炎樱说她爸爸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请看电影，拉着爱玲一起去。那朋友是个帕西人，原本只买了两张票预备自己和炎樱看的，见到张爱玲，立刻窘起来，把票塞在炎樱手里，又将一包煎面包一并塞给她们，便转过身匆匆地走了。爱玲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电影，不知所云，吃着面包，也如同嚼蜡。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学岁月（8）
后来炎樱给她讲起了那帕西人的故事，说她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邻居麦唐纳太太，嫁过几次，有许多孩子，同这帕西人认识，闹着要给他做媒，硬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他。帕西人也愿意，可是宓妮不愿意，宓妮那时只15岁，还在读书。她妈妈骑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过去。22岁就离了。
爱玲立刻想起妈妈来——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可能就离了婚。
后来她终于见到了那个宓妮，是在一间广东茶楼，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做陪。第一次吃到搁糖的*茶，清苦、甜香。她看着宓妮，想着她和妈妈相同的身世，不自觉地从她的脸上读到了妈妈的轮廓，一样的高鼻深目，薄嘴唇。她着迷地看着，十分倾慕，一顿饭吃完了，仍然觉得像。
她写道：“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当时我觉得奇怪，炎樱是什么时候见到她母亲的呢？直到看了1984年8月3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见到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才恍然大悟——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这里藏头露尾地写着“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这“几个牌友”里必也有那位男朋友；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1939年——当然也有可能她1939年去新加坡，又回来了，这年又去。不过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容易，应该不会在短期内来来去去。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爱玲记错时间，因为下意识地绝记忆。
张爱玲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有两种可能，最合理的一种自然是古老礼仪中，子女对母亲的情事自当三缄其口，非礼勿言；另一种猜测则是张爱玲在骨子里大概还是认定从一而终这件事，所以她一方面赞成母亲离婚，另一方面却又不以母亲的男朋友为然，为了回避这个，甚至连母亲赴港小住这段事也不提。
然而大家闺秀的矜持，理当如此。倒是张子静多年后揭穿这件事，虽然对后世“张迷”的考证有益，却似乎是不大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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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张爱玲的文字来形容张爱玲的文风，最好的比喻莫过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华美的袍”，而且是真丝的华袍，她的文字就有这样的柔美，切肤之感；“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笔下的人生，琐屑的真实的烦恼，同样有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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