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公安局报了案，说是“阶级敌人陷害红色革命造反领导干部”。公安局的人查了好多天，也没找到肇事者，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70年，城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胡泊本属于独生子女，按规定可以留城。可因为父亲的问题，还是要下乡。母亲默默地为儿子收拾了行装。胡泊和李长胜、金大章一起下乡去了。那个小村，离天河有六百多里。临行前，母亲让金大章、李长胜多照顾小弟弟胡泊，金大章和李长胜说：“阿姨，您放心吧！”
下乡后，胡泊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村里的农民和知青们并没有歧视他。加上有金大章、李长胜兄长般的呵护，胡泊感到在农村反而比在城市里自由多了。
他在村里极其秘密地谈过一段非常短暂却又是刻骨铭心的恋爱。那叫不叫恋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那个无比可爱的农村姑娘雪儿，却无可奈何地嫁到另一座大山深处去了。那件事，过了十几年他才告诉了李长胜。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年，李长胜当了铁道兵，走了。又过一年，金大章也回天河就了业。胡泊在村里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底才回城。但回城后，却因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安排工作。胡泊为了生活，就到建筑队去当临时工，推沙子、水泥、红砖，后来因活太苦，收入不多，而他身体又不太壮，就不干了。一天，他联系了一个家电维修部，要去当个临时维修工，父亲却因一朝被“电”咬，十年怕“触电”，坚决不让他干。胡泊只好答应不去了。直到1980年，造反派头头孟司令因打砸抢迫害老干部，加上强Jian女工给判了十二年徒刑。胡泊又陪父母多次上访，有关部门才给胡泊父亲平了反，并把胡泊安排到一家区办的勺星商店当了工人。可父亲平反后不久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间。父亲的死对胡泊的刺激很大。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就经常头痛。为了防止母亲担忧，就悄悄地吃止痛片。但就在这时，母亲因积劳成疾，又思念丈夫，患了心脏病，在丈夫去世后不到一年，也在一天夜里悄悄地走了。母亲的死对胡泊的打击更大。他的头痛病又犯了，而且比原先还重，一个月没能起床。后来，胡泊翻来覆去地琢磨，父亲母亲在最艰难的年月里都熬过来了，怎么反而没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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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心情在别处（41）
他也曾想过复习功课参加高考的。他不想在商店当一辈子搬运工。特别是店里那个五十多岁外号烂地瓜的老经理，对他非常的呲毛。他早就不想在勺星商店干了。可一拿起书本，脑袋就疼、就晕，试了好多次，都无法战胜那个可恶的头痛病。他这才声声哀叹，这辈子完了！
店里有个叫曹双的营业员，比他大几岁，长得黑黑的瘦瘦的，人愣精愣精，外号黑泥鳅，也有叫他曹泥鳅的。这人很适应气候，觉悟得早，从80年代中期就“亦工亦商”，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了病假外出跑买卖。家里早实现了电器化，还给闺女买上了钢琴。他就悄悄地劝胡泊不要一棵树上吊死，趁年轻干点儿能挣大钱或能干一番大事业的行当。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泊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张举办摄影培训班的告示，心中一动，就报了名，每天晚上去听课。刚听了三天，就把积存的几百元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去买了一架海鸥相机。边听课，边练摄影，又跟个老师学暗室技术。几个月之后，把家里的那半间房也改建成了个小暗室。当他冲洗出自己拍的第一张黑白照片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呵！画面上是一只在初春的河水中游动的小鸭子。起了个名字，叫《天河水暖它先知》。过了几天，又试探着把照片寄给了《天河日报》，没想到十几天之后竟发了出来。这一下，大大激发了他的摄影热情。半年下来，他已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了十二幅照片。后来的几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寄出去发表了一百多张，还得了一个市影展奖，一个省级刊物的奖，加入了市摄影家协会。成功的喜悦使他的头痛病竟也悄悄地隐退了。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抄下了安徒生童话中的一段话：“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幸福！”
也就在这时，一个23岁的女孩悄悄地走进了他33岁的生活。
第 六 章
韩立冬的出现，如一池死水中投下了一枚沉重的石子，在玉儿心中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以往，她一直是认了命。人这一辈子的命运，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人这一辈子很难预测自己有什么吉凶祸福。研究了十几年《易经》的罗老师，还预测玉儿绝对能考上大学，甚至可以当研究生的。可到头来，却是作为一件礼物，一个人质，与来永和来家当官的父母的权势做了一次交换。自己也就只能逆来顺受，给来永当一辈子洗衣做饭的佣人和供他玩弄发泄的工具了。
真应了三猛的骂。
一年过去了，玉儿的肚子平平的。
两年过去了，玉儿的肚子还是没鼓起来。
来永倒不太急，守着这么个美人儿，得趁她年轻娇嫩尽情地享受几年。可来永的父母却沉不住气了。老来头是独子。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指望玉儿给生个孙子接续香火呢。为了怀上个孩子，为了怀上个高质量的孩子，当然是男孩，来永戒了烟，还戒了半年酒。选择了两个人的最佳时间段去怀。可怀了好多次，直至又过去了一年，玉儿仍没有一点儿怀孕的迹象。来永的母亲急了，找了辆奥迪车拉了玉儿，去平川地区医院请妇科专家检查。查了一天，医生说玉儿没毛病。来永母亲还不甘心，过了一个月，又拉玉儿去查，还是没查出毛病来。来永母亲就又让儿子去查，儿子只说没有问题，就是不去。原来来永心里有数。他跟春光宾馆那个“赛金花”胡搞的工夫，“赛金花”不知怎的怀过一次孕，说是来永的，到医院去流过产。那个事儿，把来永的胆都吓破了。
三年、四年、五年过去了，玉儿就是没给来家怀上一个娃。
来永的不少同学同龄人的孩子都八九岁、十一二岁了，有的同学还生了两个。来永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加上外界，特别是百货商场的那几个快嘴娘儿们，飞短流长地，更使他气恼。有的说，女人太漂亮了反而不能生孩子。你看西施、貂蝉多么美，中国古代有名的美人，你听说过她们的儿女是谁吗？有的说老来两口子太霸道，不积德，这是老天爷的报应。有的传说来永是个骡子，他的那些个生命的种子全都是秕谷。小香瓜则悄悄地对孙经理说，玉儿跟来永的八字相克，来永即使是个健全的男人，那些长尾巴的小蝌蚪到了玉儿身体里，也得让一种什么液体给杀死。
来永气得火冒三丈，回到家大骂玉儿是养了个母狗不下崽。玉儿挨了骂不吭声，暗想你们来家活该！谁让你们稀罕我呢。你现在不要我了，跟我离婚，我才高兴呢。
可来永却从不提离婚的事。倒不全是他贪恋玉儿的美色，因玉儿打跟了他从来没冲他笑过，他打心底里就烦了、够了。常常骂玉儿是“冷血动物、泥胎”。他最大的顾虑是怕离婚影响了自己的高升。来永才34岁，已当了两年多副局长。眼下正局长已48岁，顶多再干三四年就得退居二线，或上人大、政协。这局长的椅子就等着他去坐。干上了局长，以后还可以争取当个副县长或者副县级呢。离婚？他可不干那个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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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心情在别处（42）
玉儿想了两天，那只紫红绒绒盒里的手表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铮铮铮铮地走了两天。送还是不送，她一直在犹豫。
她也有点儿预感，自己这样跟韩立冬交往下去，会不会出点儿什么事。她甚至感到县商业局的那座楼就是一片雷区，每踏一步都有可能踩着一枚地雷，引起轰隆一声巨响，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她回味起韩立冬的每一个动作，说每一句话时的语气，以及瞧着自己时的神态、举止，心里已暗暗有了些感觉。
尽管那座大楼似乎是一座弹药库，可她还是有些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趁财务室里只她一人，拿起话筒，按动了早已背过的那六个号码。
话筒里刚鸣响了一下，她的心就急促地跳起来，响了第二下，心跳得更厉害了，就像有一只小老鼠在不住地往上蹦。她不由自主地用左手使劲按住了那个咚咚跳荡的地方。但话筒里嘟——嘟——地响着，没人接。又打手机，却是关着。过了一个多小时再拨办公室，还是没人接。直到快下班的11点半，又拨，以为还是没人，不料话筒里却咯儿响了一声，接着是一个熟悉的、浑厚的男中音：“喂！”
一时，她怔住了，以至想马上放下话筒。她觉得，再往前迈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了。话筒里又“喂”了一声，问：“哪里？”
她仍没有吭声。兴许韩立冬听出了她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脏咚咚的狂跳声，突然说：“说话呀！我猜出你是谁了。”
她禁不住“呃”了一声，说：“您、您猜出我是谁了？”
韩立冬听她的声音有些异样，问：“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玉儿慌乱地说：“没，没什么事，没什么。”
韩立冬那边有人，显然说话不方便，就说：“过一会儿，我给你打，好不好？”
玉儿说：“好。”
十几分钟之后，韩立冬的电话来了，问：“这几天，挺好吧？”
玉儿的心略平静了些，一手撩撩头发，说：“挺好。”
韩立冬突然又问了一句：“是有点儿事吧？”
玉儿说：“秀娟让我感谢您。”
韩立冬说：“你不是已经谢我了吗？”
玉儿说：“不是，是秀娟让我带给您一点儿东西。”
韩立冬问：“什么东西？”
玉儿说：“嗯……”她突然鼓起了勇气，“我想当面交给您。”
韩立冬说：“我中午有客人，要陪客人吃饭。这样吧，下午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玉儿说：“好。”又问，“几点？”
韩立冬说：“3点左右吧，好，3点！”
中午，玉儿提前了半个小时去上班，到了商场后边的旁门前，下了车子，正要进门，旁边却走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苗姐！”
玉儿定睛一看，这不是广东的那家南天香日化公司的业务员老汤吗？
“噢，汤经理呀？你又来了？”
老汤带着笑容的脸上满是无可奈何：“来了四天了。每天都找孙经理，想结一下账，可孙经理老说没钱。”
钱，还是有的。玉儿心中最有数了。这是孙经理的老战术，货款能拖就拖。
“那，你不叫小香……给孙经理去说说？”一时，玉儿竟想不起小香瓜的大名来了。
老汤压低了声儿：“小香姐去跟孙经理说了好几次，可孙经理就是不点头。再说，小香姐为离婚找朋友这事儿，闹得挺厉害的，给孙经理惹了不少麻烦。孙经理正烦她呢。”又说，“给孙经理送东西吧，她坚决不要。她是个太太，又不能给她送小姐。唉呀，这事儿，真愁坏了我啦！我在这儿住着，天天睡不着觉呵！再要不回这笔货款，公司经理该解聘我了！我的工资、差旅费，全都包括在这里边呢！还有，我八十多岁的老娘病了，躺在医院里，我都没法尽尽孝心。”说着，这个大男人的泪都流下来了。
虽说玉儿也知道这些南方商人挺精明，甚至是挺狡诈的。有不少还是骗子。孙经理就上过好几次骗子的当。可看老汤可怜兮兮的，不觉动了恻隐之心，就说：“这样吧，上了班，我帮你问一下孙经理。”
“那可太感谢您了，苗姐！”
玉儿去了办公室，掩上门，碰上锁，开了抽屉上的锁，把那只装石英表的红绒绒盒放进自己棕色的小挎包里。再去打开门锁，把门虚掩着。又拿起桌子上的一本大美人封面的杂志来看，却怎么也看不下去。百无聊赖地熬到2点10分，就去找孙经理。说：“大姐，南天香日化老汤的那笔货款，您看，能不能给他结了。我看那人挺那个的。”
孙经理斜眼瞅瞅她：“他又找你攻关去了？让那个小子请了一顿，又陪你跳了半夜舞？哎，可别耐不住，中了美男计呵！”
玉儿红了脸，说：“大姐，我能看上他？就是看上了，我有那个胆儿？”
孙经理说：“那好吧！看在妹妹你的面子上，就先给他一万。”
玉儿说：“大姐，我看就都给他算了。他来几趟也不容易，每一趟光路费就得花上六七百。他说还得回去伺候80岁的病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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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心情在别处（43）
孙经理想了想，说：“那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那就都给他结了。”
玉儿忙到商场门口去找老汤，却没了人影儿。当她回到财务室时，老汤却急匆匆地赶来了。他双手抱拳，刚要说感谢的话，玉儿忙对他使了个眼色，很麻利地给他结了账。老汤装上那张38000元的现金汇票，只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走了。
心七上八下地乱跳着，等到下午4点多，韩立冬的电话也没来。玉儿就想，这个人是怎么的？忘了？喝多了醉到宾馆里睡着了？还是陪客人出去了？
这时，老刘在一旁翻报纸，还不时地跟玉儿说几句国内外新闻。
玉儿心不在焉地跟他聊着。出纳员小李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下午又没来，也不知上哪儿去了。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玉儿生怕老刘先接了，忙伸手拿起话筒来。“喂，是我，听出来了吧？你现在出来一下，在商场后边沉荷湾旁的那条小路上等我，我开车过去，是辆深蓝色的捷达。五六分钟就到。”说罢，不容玉儿说什么，就扣了。
玉儿犹豫了一下，还是从椅子背上取下挂着的小皮包，对老刘说：“刘老师，我出去有点事儿。”老刘正戴着老花镜看新闻，头也没抬，说：“去吧。”
沉荷湾边，芦苇高高的，湾边的路上空无一人，只从苇丛中传来几声水鸟的脆鸣。西边驶来一辆深蓝色的轿车，车子在她身边停下，左侧后边的车门打开了，就听一个男中音说：“快上来！”
进了车，玉儿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忘了带上车门。韩立冬说：“带好门子。”玉儿还是没反应。韩立冬欠起身子，朝后伸过手去，拉过车门“叭”地带上，车子“嗖”地一声驶向前方，拐了个弯，驶过望荷桥，又上了一条较宽的路，三拐两拐，驶出了县城。
玉儿没有说话，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也没看韩立冬。公路两旁的麦田已变得绿黄，再过几天就该收麦子了。玉儿想得请几天假回家帮爹和娘去忙忙麦收。车子向南驶出去五六里地，又拐向东，再行驶两三里，上了一座立着个“苦水河东大桥”石碑的桥。
过了桥，拐弯，驶上了茂密的刺槐紫穗槐掩映着的河堤，往前开了二百多米。槐树把车子几乎全遮在了里边。韩立冬停了车，前后看看，没有车，也没有一个行人。两人一时都没说话。
一条宽阔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