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校长资格最老，要交一万一千多元。
工龄稍短的孙四海也要交七八千元。
邓有米一直在心里算账。好不容易算清楚，他将脚一跺，骂了一句粗话，说将自己这些年当民办教师的全部所得加起来，还不够交这笔钱。好在邓有米省吃俭用，当民办教师的工资和补助从未花过一分。妻子成菊种地和搞多种经营赚的小钱，也基本上存了起来，再找亲戚借一点，能凑足一万之数。
邓有米将自己的账反反复复地算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余校长对孙四海和邓有米说：“虽然过去两次的转正机会，我们三个像三国演义的刘关张那样共进退。这一次情况不同，政策摆在那里，人人都有份。去教育局交钱，用不着三个人一起去。应该像发展党员那样，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孙四海也说：“既然邓老师筹到钱了，放在家里反而不安全，干脆先去县里将钱交了，顺便给我们探探路。”
邓有米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将自己的课托给余校长和孙四海，将一包钱捆在腰间，拉上成菊做保镖。搭三轮车下山去了。
因为怕余校长他们惦记，成菊想在县城看一看，邓有米不同意，交完钱，拿到收据，就往回赶。天刚黑，他们就回到界岭小学，将县教育局的盛况，向余校长和孙四海讲了一遍。
邓有米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同行，一个县就有这么多民办教师，全中国的民办教师数量就可想而知了。来的人虽多，交钱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人，说是来做政策咨询，也有请愿的意思。说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当民办教师的时间越长，越是交不起工龄钱，大家都觉得应当按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付工龄钱才合理。最早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四元钱工资，而且一直拿了将近十年，现在算工龄钱，一个月就要交几十元，连教育局的人都说不合理。二十几年了，他们的工资才涨到七十元左右，还是由村委会和教育站各发一半。可问题是民办教师转正后，必须进社会保险这个“笼子”，而进“笼子”的规矩，就是中南海的人也没法改变。
邓有米在教育局见到了张英才。张英才虽然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抽空对他说，这件事不可能再有转折了。张英才的意思是叫余校长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将这笔钱交上，交了钱，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张英才还说，已经有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肥肉了，有几个民办教师交不起这笔钱，就有可能便宜几个乌龟王八蛋！
这番话让大家想起张英才上次回界岭小学时的表情。或许那时候张英才就晓得这鬼政策了，才在心里替他们难受。谈到下一步该如何办，余校长和孙四海都不做声，但让人觉得他俩已心中有数了。
说起来真快，才一个月，黄会计来送工资时，就将邓有米和万站长一起，列在公办教师的工资单上。邓有米签字领钱时，双手情不自禁地抖动。黄会计笑着说。他发了几天工资，没见到一个民办教师不激动。难得受宠，针鼻大小的一点好事，就激动得要患心脏病了。黄会计又提醒余校长和孙四海快点到县里去交钱，若不交钱，名字上不了工资表不说，一过期限，有可能连收条都不让写了。
余校长不同他说这些，只问万站长在不在家。听说万站长又带李芳去省城医院做放疗去了，余校长轻轻地啊了一声。黄会计敏感地告诉他，万站长的本钱被李芳的病掏空了，如今是寅吃卯粮，就连李芳送给他的那辆摩托车也折价卖了。真想借钱，最好到没有民办教师的城里去找亲戚熟人。乡下有钱的人本来就少，突然间这么多民办教师要转正。有点闲钱的人家，早被捷足先登的人借空了。黄会计还说，全乡的民办教师中，除了界岭小学的三位，其余的人都找他借过钱，弄得他夜里都不敢开灯，听到有人敲门就心生烦躁。余校长说，自己只是问问，好久没看到万站长，有些想念。
因为余校长和孙四海还没办好手续，邓有米不好太高兴。但他一定要让成菊好好享受一下，便趁着周末再次去县城：用领到的第一笔公办教师工资，给成菊买了一枚金戒指。
天气很冷，但阳光很好。戴上金戒指的成菊，执意要到大大小小的村子里走一走。成菊的手粗糙得像是红豆杉的皮，食指上的金戒指在晴空中一闪一闪十分夺目。看到的人没有不羡慕的，都说她跟着邓有米过了二十多年苦日子，一夜之间就彻底翻身了。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村长余实的妻子。因为成菊的金戒指，与她那戴了几年的金戒指一模一样。
正像俗话所说，成菊真的是睡着后笑醒了。邓有米领了第二个月的工资了，成菊还是有事没事就在那里痴笑。下来巡诊的乡卫生所所长看过后，怀疑她患了癔症。吃了一瓶谷维素片也不见效，邓有米急了，害怕乐极生悲，就想学万站长，送成菊到省城医院去诊治。蓝小梅拦住他，说是自己有个办法可以试试。那天，蓝小梅请成菊吃饭，见成菊又在那里痴笑，她上前去贴着她的耳朵大声呵斥她：如果再得意忘形，就将邓有米的公办教师资格作废！成菊吓得全身发抖，将一大杯酒当成白开水倒进嘴里，不省人事地躺了一天一夜，醒来后便恢复到往日的样子。
最着急的人是万站长。
从省城回来后，万站长不顾自己累得也像得了癌症，三天两头往界岭小学跑，见面就问筹款进
度。实际上，只要一看课程安排就知道，按兵不动的余校长和孙四海，除了上课哪儿也没去。说起来，他俩的想法基本相同，就算有人答应借钱，以界岭的情况，能拿出二三十元四五十元就相当不错了，相对于需要交付的款项，无异于杯水车薪。
万站长每次来，都要单独同蓝小梅商量一阵。那天，蓝小梅突然不辞而别，再回来时，就望着余校长伤心落泪。原来蓝小梅去县里，要蓝飞想办法筹点钱。蓝飞也没办法，县团委的同事都很年轻，几乎没有积蓄，自己又刚刚有了女朋友，每月开销大得不得了，接下来就要筹钱买房子准备结婚。蓝飞建议，将家里的房子抵押给银行，换些贷款，或者干脆将房子卖了。真的做起来，才发现蓝飞的方法根本行不通。蓝家的房屋太旧了，银行不愿抵押，也没有人肯出价购买。
那一天，像要落雪了。
突然出现的万站长，带来乡法律事务所的谢律师。
万站长说了来意，将余校长吓了一跳。邓有米的胆子比较大，虽然有些担心，还是同意万站长的做法。于是，万站长就带着律师去找村长余实，将这些年余校长他们垫付学校校舍维修费的明细账摊在桌上，希望村委会如数偿还，否则就向法院起诉。
村长余实哈哈大笑，钱是村委会欠的，又不是他个人欠的，他希望万站长去告状，更希望这事闹到报纸和电视上去。村长余实一向称呼万站长，这一次却叫他老万，提醒他不要将个人感情带到工作上，要以平常心来分析这件事。在界岭小学的问题上，村委会尽了力，那些民办教师才能坚持下来。至于垫付的维修费，谁晓得是用在教室上，还是用在老师的住房上。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村里搞工作，又没有财政拨款，很多事情是分不清公与私的。像望天小学，至今还在破庙里上课，也没有谁说过要维修。界岭小学的房子虽然破点，四壁都是砖做的，上面盖的也是瓦，就是不维修也冻不死人。有人要将界岭小学当典型，给管事的人脸上贴金。村委会又没有财政拨款，一分一厘的收入，都是从老百姓手指缝里抠来的。他还说，自己越来越觉得，这个村长当得太不要脸了。叶泰安大张旗鼓搞竞选，好不容易当上村长，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不干了。不晓得内情的人说是受排挤，其实是因为他没当过村长，觉得自己的脸皮很重要。他不同，当了多年村长，已经没脸了，无所谓要脸不要脸。真要告状，不用法官判，他就认输，将老会计的账本交出来，让有本事的人去欠账的人家收钱就是。到了那一步，只怕全世界都会笑话，大吃大喝，盖高楼大厦，坐高级轿车的政府，居然状告穷得叮当响的农民。
村长余实当即让老会计拿出账本给万站长看，又拿出村委会会议记录，上面记得很清楚，近几次会上，村长余实每次都在强调教育优先，只要有一分钱，也要将学校的问题考虑进来。万站长明白，老会计的账是真的，会议记录是假的。各个村都在这样做，将编好的会议记录，按各行各业各整一套。哪一行来检查，就用哪一本来对付。各自心知肚明，又顾及了各自的面子。
说到最后。村长余实使出杀手锏，要万站长帮忙。请有关部门批准砍一棵红豆杉，卖出钱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还举了几个例子，说别的村就是如此应付实在过不去的难关。万站长没有料到村长余实会使出这个招，一时间，十八般武艺都失去用途。
讨债的事情没办好不说，倒过来还欠村长余实一个人情。
临走时，村长余实旧话重提，要万站长无论如何将捐建的教学楼交由村里来做，村里赚了钱，就可以投资到学校里。还说，村里这就去给砌匠们办手续，也成立一支建筑队，到时候该签合同就签合同，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该承担的全都承担，只希望万站长到时候在县团委方书记面前多多美言。
回到界岭小学。见余校长他们还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万站长忍不住警告他们，盼了半辈子，想了半辈子，好不容易等到最后的转正机会，千万别让几个臭钱打倒了爬不起来。余校长和孙四海有苦难言，不是自己不想办法，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乡里就一家农业银行，大家都跑去贷款，弄得人家见到民办教师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躲进窝里，用香油拌芝麻也引诱不出来。他俩很想说，早知今日，当初也学邓有米，一件衣服穿十年，省下钱来买个公办教师。可这话却说不出口，因为他们做不到。孙四海不能不照顾王小兰和李子，余校长除了妻儿之外，还有住在他家的那些学生，每次领到工资，或多或少总要买点肉，给学生们改善一下伙食。
万站长天黑之前必须赶回家，刚刚做完放疗的李芳需要他的照料。万站长没有摩托车骑了。他将摩托车卖给了黄会计。别人只肯给五折的价钱。黄会计却同意六点五折接手。卖摩托车的钱，也只能够支付下一次放疗的费用。
听到远处有轰隆隆的机器声，邓有米就陪万站长和谢律师到路口拦三轮车。
刚站定，村长余实就和李家表哥结伴过来了，说是到乡里去咨询如何成立建筑队。见万站长一副不想同他说话的样子，村长余实就同谢律师搭腔。他很诚恳地问，听说建筑行业里，每项工程都有一定的回扣。谢律师办过这方面的案子，自然清楚，这一行里的潜规则，回扣最少也有百分之五，最多可达百分之二十，只要手脚干净，基本上还是被认可的。村长余实追问。为什么建筑业可以如此特别。谢律师说，建筑业是特殊行业，乡下动土盖间新屋，都要请远亲近邻喝喜酒，工程越大这种特殊性就越明显。
邓有米听了这番话，悄悄地看了万站长几眼。
万站长像是不在意，其实也在静静地听着。
28
元旦之前，县团委正式通知，为界岭小学新建教学楼的捐款已到账，可以按计划动工了。万站长将余校长和邓有米叫到教育站，然后和专门下来落实此事的蓝飞一起拍板决定，将新建教学楼的事。改交邓有米负责。这也符合惯例，基建的事总是由副手管，而且邓有米又是公办教师，对纪律的约束性更为敏感。而且，余校长娶了蓝小梅，作为儿子的蓝飞，不能与继父发生经济上的直接往来。直系亲属回避，也是一种惯例。邓有米刚成为项目负责人，万站长就要他拿出主意，此项工程是交给乡建筑公司，还是交给刚成立的界岭村建筑队。邓有米想看万站长的眼色，万站长却不让他看，低着头，一心一意地看那些摆在桌上的文件。
邓有米没办法，只好咬牙说：“还是交给界岭村建筑队比较方便。”
“错了。”万站长站起来，在屋里转着圈，“余实赶紧成立建筑队，明摆着是冲着这项工程来的。你也不想想，他们白手起家，连只吊葫芦都没有，就等着用盖楼房的钱去添置设备。这些人从未搞过大工程，一个人就是一处穷窟窿，得花多少钱才能让他们吃个半饱。”
邓有米喃喃地说：“我还以为熟人好说话。”
“你要是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这一次是蓝飞站起来表示反对，“余实这样的老油条，为什么会长年累月对你们几个不冷不热。甚至对我大打出手？根本原因是老村长去世时流传的所谓政治遗嘱。其中说，叶泰安之后让孙四海当村长。要是你们三位不团结，余实早就会对孙四海单独下手了。因为你们很团结，所以他就和学校对着干了。”
邓有米被这番话说得毫毛都竖了起来。
好在他明白，蓝飞是在记恨村长余实当初的那记耳光。
万站长和余校长也不同意蓝飞的说法。村长余实虽然有防范之心，以孙四海的清高孤傲，帮助叶泰安修改竞选的演讲稿已经是极限了，这一点想必村长余实比谁都清楚。
大家一边讨论。一边说些看似无关的闲话，然后一致同意。教学楼工程交由乡建筑公司承担。具体合同，由邓有米负责签订。余校长觉得奇怪，如此大事万站长和蓝飞应当出现在现场才是，让这辈子只签过工资表的邓有米独自面对，万一出了事该如何是好。见余校长担心，万站长和蓝飞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安慰他说，这种事其实很简单，将房子盖好，可以使用就行。房子这东西不能掺假，十岁的孩子也能看出优劣。如果不行，就不付钱。
万站长和蓝飞不仅自己不肯陪邓有米，也不让余校长去。
邓有米突然显得有胆有识，独自同乡建筑公司的人接触几次，就将合同签了下来。
冬天的界岭气温太低。一直等到春天来了，外面不再结冰后教学楼才正式奠基。
这期间全乡的民办教师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交了工龄钱，成了公办教师。万站长已经习惯蓝小梅嫁给余校长的事实了，又像从前那样，有事没事都要到界岭小学看看。
过年之前，张英才也来过两次，他在为余校长和孙四海着急。虽然离交工龄钱的最后期限还很远，可他知道，实在交不出这笔钱的人，就是再给十年时间，也还是没有办法。张英才不像万站长沉得住气，头一次来，他什么也没说。下次再来，他就忍不住问蓝小梅，余校长心里到底作何盘算。蓝小梅倒过来问他，难道上面真的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就因为这该死的钱，将教了半辈子书的老师撵出校门？张英才让她想想界岭村的余实，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能如此无情无义，别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能看出来张英才在替自己着急。孙四海也倒过来劝他。
要说着急，孙四海比谁都着急，硬是烧得嘴里满是燎泡，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溃疡。熬到年关，那些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到学校来看孩子时，都说现在的老板越来越卑鄙，辛辛苦苦干一年，能拿到一半工钱就算不错，年后去复工，能不能发另一半，还是未知数。这样说话，意思很明白，就是防止别人开口借钱。幸亏孙四海没有找人借钱的念头，不然嘴里会生出更多的溃疡与燎泡。当老师的向学生家长借钱，不用说失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