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晓得。”张英才一听声音不对，转身看时，才知道走近他的不是余校长，而是叶碧秋。“我见过你和她牵手的样子。”
“她很漂亮，也很有艺术气质。”
叶碧秋问：“你为什么不丢一下硬币呢？”
张英才说：“我中了界岭小学的毒。余校长、邓老师、孙老师，还有你爸你妈和你外公，全都不丢硬币。所以，我也不丢硬币了。”
“要是不丢硬币，怎么晓得别人还爱不爱你？”
叶碧秋告诉张英才，那次见到他和姚燕牵着手后，自己也丢过硬币，丢了几次，正反两面平分秋色，决定性的最后一次，那枚硬币掉进路边的水沟里。张英才开心地笑起来。笑完了才说，他现在有点想丢硬币了。说着就要叶碧秋将手摊开。他做出往空中抛了一下的样子，然后将自己的手覆在叶碧秋的手心上。
叶碧秋觉得手心里有东西，抬起来一看，真是一枚硬币。
“你想猜正面，还是猜反面？”
张英才摇摇头，他不想说这枚硬币的来历。
“凡事一到界岭，就变得既是正面，也是反面。你怎么猜？”
“其实，只要男人主动点，根本不用猜。”
叶碧秋用很小的声音问张英才，想不想看她给自己买的婚纱。叶碧秋下了车，就赶着投票，到现在还没回家，行李都在李子那里。界岭的春夜已经不算太冷了，这种气候，让张英才轻易地产生各种回想。他问叶碧秋还记不记得，自己初来时，她父亲说过的话。叶碧秋没有害羞，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已经满十八岁了，可以做父亲说的那些事了。
身后的屋子里，传出蓝飞找张英才喝酒的声音。
余校长说，叶碧秋一路奔波太辛苦，张英才送她回家去了。
张英才回到自己屋里，打开尘封很久的凤凰琴。弹起几乎可以成为界岭小学校歌的那首乐曲。叶碧秋没有跟过去。她从孙四海专门为李子腾出来的那间小房里，取出自己的行李，再往张英才的屋子走去时，心里怦怦地跳得很厉害。余校长他们都在张英才的窗外站着，像旗杆下面的那块大石头那样，默默地听着凤凰琴声。
叶碧秋鼓起勇气走进去，问张英才能不能将自己的行李放在他屋里。她想说的其实是另一种意思，但到底是青春少女，因为羞涩，迅速补上了一句掩饰的话，她说：这间屋子本来就是给外面来的老师住的，等她拿到大学文凭，再回来当老师时，也应该算是半个外来者。听说叶碧秋想当老师，张英才点点头。至于是因为觉得她很适合当界岭小学的老师，还是同意她将行李放在自己屋里，他自己也不清楚。叶碧秋却懂了，脸庞变得绯红，嘴唇更是红得晶莹剔透。
这时，屋后曾遭雷暴轰击的石峰上，传来一声长长的嚎叫。
张英才也听到了，他放下凤凰琴，走到窗边，看到许多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听到狼叫没有。孙四海反问他，是不是确信界岭有狼在活动。张英才轻轻一笑，信手在凤凰琴上从低音到高音，按了一遍音阶；然后，又从高音到低音，按了一遍。
2009…4…22于东湖
原书责编 杨 柳
铭记灰色生活中的民间英雄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的写照。
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上海文化是中国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称海派文化。新时期以来，不少上海作家、特别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说成名，王小鹰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新作长篇小说《》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地域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从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于乡村，平原不同于山区，发达地区不同于偏远地区。同为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又各有不同的个性。每个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等基础原因，还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这种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生活在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中的李凝眉和吴秀英虽然身份是主仆，但若论生存智慧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同样精彩，从不同方面呈现了上海的文化生存方式。吴秀英在盈虚坊先做奶妈，后做钟点工，就工作性质而言都是帮佣。与其他体力劳动相比，帮佣的工作环境相当特殊，他们进入别人的家庭。面对别人的家庭人际关系，有时甚至要进入这种人际关系。他们的服务既要周到细致，又要内外有别。这是上海对这一行业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文化要求。作为一个外来人，吴秀英在工作实践中很快领悟并认同了这一要求，成为别人眼中勤劳、善良、本分的帮佣。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脚，并逐渐扎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儿许飞红日后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征。她绝对是那种“拎得清”的人物。能把人生收支账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为了得到冯景初，她接纳了来历不明的冯畹丁；为了保住守宫，她抢先让吴阿姨一家住进客厅。她大事不糊涂，严格要求冯景初与常衡步划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连辞退奶妈也做得仁至义尽，滴水不漏。不过，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吗？
地域文化的基础标志则在方言。文化是一种交际沟通的形式，语言是它最细微的表达方式，方言则是地域文化最细微的表达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方言有无数种，文字却只有一种。而且许多方言没有相对应的文字。对于中国方言区的大部分作家来说，语言与文字的这种隔阂就成了写作过程中巨大的障碍。在写作过程中，他们首先要把方言转换成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文字，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损失殆尽。如果使用方言写作，又会使方言区以外的读者难以理解——特别是北方语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话、广东话，外来人基本无法听懂——同样无法传递地域文化的韵味。这种两难选择长期困扰着方言区作家的写作，而《》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小说叙述语言基本采用普通话，而人物语言则尽可能多地运用方言，特别是已经比较广泛传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狲”、“蛮灵光”、“勿入调”、“啥辰光”、“不作兴”、“等一歇歇工夫”，“这点点事体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滩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里边的事拿到弄堂里去练舌头的”，“万一事体弄穿绷，真就没有落场势了”。还有一些是具有浓郁上海地域语言结构特点的语言，比如“外人不好劝的”，“我好回去了吧”。再有就是一些民间俗语，比如“你就连皮搭骨一道说出来”，“不要看他脑门宽大，却是只实心高庄馒头，任你再新鲜的馅子也塞不进去了”，“你心好，前世修来今世福。你这个千金多少出挑呀”。其中也包括吴阿姨常说的那些老古闲话，诸如“受人滴水，报之涌泉”，“欲求于人，必先下之”，“莫道闲话是闲话，往往事从闲话出”，“巧作不如诚拙”，“你这才是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呢”。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既营造了浓郁的上海方言风味，又是绝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接受的。
一片民居古宅，两栋花园洋房，三户烟火人家。王小鹰以此为经纬编织出了大上海里弄里六七十年的社会变迁，塑造了三代不同阶层、不同形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将方言融入小说的成功尝试。成为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的呈现。
不应被遗忘的人群
在今日中国，一切都迅猛发展，各行各业的人们眼睛盯着“前沿”，目标追逐“高端”，那些沉寂在“前沿”之后、“高端”之下的群体鲜有人过问。就拿教育来说，升学率、高考“状元”、著名教授、博导等等，抢占着这一领域的高地，民办教师，早已是个无人问津的人群。刘醒龙再次提起这个特殊的群体，显然与“飞速发展”的当代教育相隔甚远。然而，他却坚持通过自己的小说告诉人们。大厦之下的泥土仍然非常珍贵。长篇小说《天行者》再写民办教师，既是对他从前被人叫好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续写，更是他始终念念不忘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群。民办教师，这个在今天已经很难记起的群体，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当中扔然发挥着难得的力量。
在“民办大学”作为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四处出现的情形下，刘醒龙却想告诉人们，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寄生”的“民办教师”仍然具有坚定的存在理由。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使他们的命运真正发生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存更加艰难了。小说的中心人物张英才，可以说是无数民办教师中的典型代表。他是高考中的失败者，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当一名民办教师的安排，而且是到界岭这样一个鸟都飞不进的山窝里，他的努力目标就是要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小说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不断的叙写。围绕在张英才周围的各色人等，无一不是为界岭的教育“突破”做努力的人，从乡教育站长到村长，从小学校长到普通的村民，人人都在为这个“突破”尽心竭力。这是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这是一种不需要动员的动力，所有的恩怨都可以在教育“突破”这个命题下冰释。
小说还描写了为乡村教育的改变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民办教师，写了为了把民办教师让给别人的英雄“壮举”。为了塑造这群人，刘醒龙已经把笔力推到极致。小说还有一个从始至终的意象，这就是每天都在界岭村校高高升起的国旗，那面旗帜在作家描写的背景下显得有几分悲壮，更有的一种信念的执著。我想，这样一种主题推动，足以称得上“感动中国”这个词了。的确，我们从那样的人物里见到过张英才式的身影，小说人物张英才是带着这个群体的命运感来到这个前台的，而且这种命运感通过作家对人物人生轨迹一波三折的描写突显出来了。当老民办教师明爱芬病死在工作岗位，一生的“转正”梦想无法实现时，当张英才带着悲壮的感情离开界岭村时，那种悲凉中的悲壮，人物形象的质感可以让人真切地感受到。
那只被刘醒龙珍爱长久的凤凰琴，是小说里另一个穿缀式的意象，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