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学名李尧枚，字卜贤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唤他李卜贤，学名倒鲜为人知。我母亲在家里有时也叫他“老果”。学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十六字排列命名的。父辈就以“道”字排始，别加一字必从水，故我父亲名“道河”，叔父们分别名“道溥、道洋、道沛、道鸿”。连在浙江嘉兴原籍的本族人的这一辈也叫“道”什么的。到过四川，后在上海报馆工作过的玉书大叔，就名“道澄”。一九二三年，三、四哥相偕来上海，这位本族大叔还带他们去嘉兴塘汇镇看望四伯祖，瞻仰祠堂。前些日子去医院探望四哥，他还跟我讲起往事，说我三姐还曾拜玉书大叔做过干父。我们这一辈弟兄全按“尧”字排名，另字从木。我们五弟兄就被命名为“尧枚、尧林、尧棠、尧椽、尧集。”下一辈按“国”字排，另字从火，大哥的五个孩子分别叫“国煜、国炜、国炯、国瑩、国煇”。由此可见封建大家庭的子孙连取个名字都定下这么样的规矩，旧礼教的虚礼繁文可想而知。故使得四哥从小就产生反感，极不习惯，总是设法躲避和抗拒。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旧社会、旧礼教、旧制度的极端憎恨与反对。不过这命名的框框早就给冲破了。四哥和我的孩子命名就没照老规矩办事。这是我那死去的祖父万万没料到的。毕竟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旧的要灭亡，新的要萌生。
大哥出生在一###七年，足足大我二十岁。他去世时，我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少年。那是一九三一年的一个春天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家突然发生这意外的情景。时间已经不算早了，我正站在堂屋前的阶沿上，眼见大人们从大哥住房（他住在左厢房）里进进出出，表情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母亲和嫂嫂不断呼唤着大哥的名字，还着急地说：“这个样子叫人咋个办！”据说大哥睡到现在还不醒，怎么叫也叫不醒，不知出了什么事。之后要我马上去请张伯馨来诊视。张是位开业的私人西医，原先在法国领事馆为祝武烈（中名译音）医官（也就是小说《春》里面替海儿治病的那个外国人）任翻译。祝回国后，张就自己申请开业行医，跟大哥是朋友，有时我们家的人生病，也请他看看病，因之同我家很熟。我家那时早搬出老公馆，住在桂王桥西街七家巷口，是租的一座公馆大厅以内的正院，与二叔一房合住。大厅外还有两个小院，住的一家姓王、一家姓吴。张的诊所（也是他的家）在双栅子，相距两三条街。我立即小跑奔赴张处。张见我气喘吁吁，一副紧张的样子，问明情况后还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先回家，我带上药箱马上即到。”果然，我前脚跑回家报信，接着张也就来到。经他仔细检查、灌药施救，又打强心针，可大哥依旧沉睡如故，未见醒转。张忙了好一阵子，最后终于摊开双手说：“发觉太晚，无法抢救，完了。”断言大哥定是睡前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物，才是这样。
大哥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服用大量药物以毒杀自己，不说当时我这个少年不明白，就是母亲、嫂嫂也弄不清楚。连他究竟吃的什么毒药也不知道，没留下一点痕迹。直到后来找出了他留下的遗书，方知他早就萌有死念，遗书都写了三次，撕去了三次，第四次方成。可见他那一阵子内心的苦痛到了何等的程度。现今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顾全个人面子，白白牺牲了自己不说（死时才三十四岁呀！），还给活着的亲人们留下痛苦，损失与灾难。母亲同样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一个绅士家庭的面子，不失体面地先办了大哥的丧事，还请旧日在四川做过提学使、三代世交方旭（鹤斋）老先生亲临“点主”。方有挽联：“含愤一朝亡，两地招魂居隔巷；吊丧三代共，八旬挥泪哭通家。”方家离我家不远。时年八十，安徽桐城人也。并倾家荡产尽我们所有了清他留下的债务。以至后来我家的生活主要靠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的三哥按月接济。三哥毅然决然承担下这副重担，就此把他累苦了。抗战刚胜利他就因病衰竭而孤寂地死在上海，巴金有怀念文讲得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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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大哥（2）
在《做大哥的人》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在大哥的遗书里也说他发现一家人养命根源因银行倒闭而化成了水之后，清理往来账单，一时情急，把全部单据撕成粉碎，抛弃到废纸篓内，等到第二天，清醒过来，想起再去找回，废纸篓已被佣人打扫屋子清理掉了。完了，这一切全完了。大哥的自杀当然不是由于‘痰病’的突发所致。但因刺激过大一时神经错乱撕毁了所有单据，因而使他更钻进牛角尖，难以转过弯来，我想也可算促使他自杀的死因之一吧。大哥有过“痰病”，这在我家里和至亲中都知道，我也听大人讲起过。但一直没亲眼见过，因为他不常发。记忆中仅有这样的三次印象：一是爷爷死后我们小孩们常聚在那间空着的上房里玩捉迷藏什么的。有一段时间里每天傍晚，大哥总是把长袍扎起，带领我们这些小弟弟妹妹们以双手着地弯着腰，在屋内爬行，往返多次，说这是健身运动；后两次都发生在我家吃午饭时，他突然针对母亲发起脾气来，一次还有客人（舅母或姨妈来我家作客）在，弄得场面十分尴尬；另一次是我们一房人在上房窗前阶沿上吃饭，不知为什么事，又同母亲争执起来，他突然立起身子就把饭桌推翻，大家还不及阻拦，菜饭业已倒地，碗盘尽碎，大家连忙避开，佣人们马上前来打扫收捡。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应该说这样的事发生在旧礼教的封建家庭里是反常的。我想也该是“痰病”的一种表现吧，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了。
大哥之死自然给我家带来悲痛与损失，有好长一段时间内日子真不好过。这且不说，也非三言两语道得清。不少亲戚朋友一提起他的死也为之惋惜不已，好像他们也失去了什么似的，就连街坊近邻，包括那摆花生橘子卖的小摊贩，串街走巷、提篮叫卖香油卤兔玫瑰大头菜的小生意人也出声叹息：“你家的大少爷真是个好人，多可惜！”因为他不单是个亲戚朋友认为的“能人”，更是个“好人”。对人宽厚、热情、大方、乐于助人，既无架子，又爱面子。别人有求于他，无不慨然应允，有时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使别人为难或过不去。事情到了他的手里总是给安排得巴巴式式，面面光生，皆大欢喜。亲戚中一应红白喜事没有不找他帮忙、安排或主持的。真可称为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能干人。比如说：我有个表姐要订婚了，男方是在北平念过大学的，提出不喜欢旧的那套仪式，希望采取新式方式。舅父母感到遇上了难题，立即找去大哥商量，并委托他全权主办。男家跟我二叔是朋友，在成都也有点儿名气。我清楚记得订婚礼是在成都提督街海国春西餐馆举行的。订婚男女并排立在大餐桌前，上边站着的是证婚人（当地名人）、双方主婚人、介绍人（也就是媒人），还要当场讲话，订婚人要交换戒指，不摆圆桌面的酒席，宾主全对坐在长桌前用刀叉吃西餐。妙！在我们亲戚中真要算做引人议论纷纷的新鲜事儿。要知道那是在风气闭塞的内地的二十年代呵。
大哥自小就很聪慧，长大了又这么能干。听母亲说当时成都著名中医沈绍九老先生就喜欢他，愿意收他做关门弟子，可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拜沈老为师，却交上了个懂西医的朋友，也许他认为西医新、比较科学。还私下里买了不少有关西医的书来自学，自备了一些西医常用药，还学会了打针。遇上周围熟人患了小毛小病，就主动送药医治，别人也十分乐从，因为往往颇为见效，特别是左邻右舍的贫苦的人更为感激。可这回他用药自杀，就使得别人难以发觉，到时连真正医生也束手无策了。好事竟变成坏事。
大哥应该说是我们这一辈接受新思潮的启蒙人，他买了不少新书报带回家给大家看，四哥在回忆录中早有记述。后来（那时三、四哥已去上海）不仅帮助堂兄弟和表弟妹们成立一个读书会，送给他们不少新书刊，有时还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个学会叫“驰驱学会”，设在高姓姨母家。高家在鼓楼南街有所大公馆，姨父还是个古书版本收藏家，早已去世。我陈家外婆舅父母们也住在那儿。学会中人还不少，都是年岁相差不大的亲戚中年轻人。学会办有一刊物叫《驰驱》。姨表兄高惠生写得一手颇为好看、别致的钢笔字，刊物多由他编排缮写。他们常有聚会讨论，偶尔也聚餐，有次我嫂嫂的侄儿张鹏就吃得酩酊大醉，人事不醒给人抬送回家，引起家人的抱怨与不满。我记得有一次随母亲去外婆家玩，近晚前他们在堂屋内上演了一幕新剧，大哥竟然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时髦女郎，高表哥饰的一位贤妻，临时把我也拉入剧中去做“她”的娃儿。真有趣，至今记忆犹新。看客自然是舅母姨妈和亲友们。那天晚上十分热闹，可能是因为一个表姐即将出嫁，特为之作出的纪念性演出。
我记忆中的大哥（3）
大哥是在爱的环境中长大的，自幼过着被宠爱的少爷生活，到了成人，结婚做事，一切都由上辈人安排、操办，不用自己操心。尽管不久父亲死去，我们这房的事务全由他承担，可那时祖父还在，经济条件又好，穿吃不愁，玩乐自在，加上自己还在商业场事务所做师爷，每月也有二十多元的收入，花销根本不成问题。家出名门，到处受人尊敬，但花钱素来大方，慢慢手也就用散了。每逢商场中的店家到了什么新货，或见到了时髦的新鲜玩意儿，总喜欢买回家，送人或留着自用。有的店家还不用付现款，立有折子、户头，逢年过节或一定时间再结账付款。不习武术（大哥幼年时跟三叔保镖学过耍刀、打拳）了，来个运动健身。我家是旧式公馆，一进大门有个全用大石板铺砌成的大空坝子，他也买了个皮球来踢踢，还备有网球拍，房间内更有样式新奇的木制体操用具。一九二九年他带同七哥（三叔的儿子）一道去上海看望四哥，回来时更带了不少东西，单是送给自家人和亲戚的各式各样的皮鞋就装了一口箱子，还有不少衣料和其他东西。带回了两架钢针、钻石针两用的新式方形盒式留声机，近百张唱片，诸如胜利、高亭、蓓开三大唱片公司灌制的京戏、大鼓各名家的唱段，流行歌曲等等，加上大大小小外国音乐唱片。这些东西最受欢迎，给家里平添了不少热闹。我因此从中学会了哼京戏，记得不少唱段，像余叔岩的《珠帘赛》、言菊朋的《汾河湾》、夏山楼主演的《武家坡》等等。他死后唱机连同唱片全部折钱抵还部分欠债给一个亲戚了。使我不胜惋惜。
从上海回来后大哥也改穿起洋服来了，更表面地新式化了。西装是在成都北新街一家叫“恒谦”的西服店定做的。夏季里身着太阳呢上装，白色大翻领衬衫，下穿白法兰绒起蓝色小方格的长裤，白帆布皮鞋，头戴法式白色面盆帽，有时还特别手拿一根“司提克”。他个子不高，身材匀称，面貌清秀。鼻子楞楞的。出门之前先在堂屋内大穿衣镜前整容一番，真算得个一表人才的十足漂亮绅士。
我出世时，没见到父亲，他去世了刚两月。到懂事起，方知大哥才是我们一家之主，对内对外都听他的。有时连我母亲也要让之三分，尊重他的意见。在旧社会封建大家庭里她毕竟是个“女流”，不晓外情，又是个后母。加上“长兄似父”的明训，我对大哥从小就怀有一种敬畏之感。应该说他对我们小弟弟们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仍照老规矩行事，必须先在我家书房读上几年古书。原来任教的是我们的汤姓大舅公，太老了。就多方托人聘得一位比较严厉负责的中年人来任教席。我硬是由大哥领着走进书房，在照有红色蜡烛、系有红色桌围的大方桌上摆设着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前行过大礼，再向新教书先生叩头跪拜。因之我进新式学校也较迟，还是屡向母亲提出要求，拖延好久才取得大哥的同意，并作了从小学高一念起不许中途跳级，要循序而渐进的规定。头两年上学都有堂弟的老家人陪送，中午持饭折去一家指定的饭铺吃一餐，自己身上不许带有零钱。调皮的堂弟深感不自由。想起有一次我初中毕业的小哥哥，同朋友在外玩，深夜方归，事前没跟家里人讲过。大哥问他去哪儿了，他不直说，撒了个谎，说去看戏了，经大哥一问，问出了漏洞，他转不过弯来，死不承认。大哥因而生气，怕他在外交上不好的朋友，遂手执鸡毛帚，拖住他到堂屋父亲的神主牌前，叫他跪下说清楚，否则按家法从事，要替父亲教训他。后来经母亲从旁一再劝导，他才说出原来是同一个朋友到弹子房打台球去了。当时真把我吓得胆战心惊，深深感到大哥这位长兄的严厉一面。
大哥喜爱京戏，自从春熙路新建了个春熙大舞台（据说是凤祥银楼的老板投资兴办的，他就常去那儿看京戏，家里还备有一把京胡放着。有时我们也常跟着他去看戏，往往一家人都去。他在遗嘱上还说过生日那天特别请全家人去看戏。我还记得，有回白天跟他一道去青年会新民电影院看电影，片名《马介甫》，是据聊斋上故事改编的。我们坐的是楼上正厅包厢第一排，我刚拔过牙，把头枕在他大腿上横躺在椅上，从栏杆空隙看出去，慢慢睡着了，流出一滩口水湿了他的衣衫。他也没怪我。他从上海回来也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生胶底的皮鞋，后来还替我跟堂弟一样做了一套西装，去吃一家亲戚的喜酒。这使我感到他做长兄的仁爱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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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大哥（4）
从上海回来后又曾跟亲友合伙开办过一家书店，取名启明书店，专卖当时上海一些新书店出版的新小说。最初设在昌福馆内，好像就在原陈郁庵办的华阳书报处原址，后改迁到祠堂街离少城公园不远的一处街面房。祠堂街那时有好几家书店。堂兄七哥担任经理，没开设两年就关闭了，我家因而分得不少书，而这些书在三十年代前期白色恐怖下不少都变成禁书，怕惹祸，我母亲不止一次地命我们烧毁了不少，那时大哥已经去世了。
四哥在回忆大哥的文章里曾分析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一个两重人格的人。”还说：“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我幻想要是大哥不那么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不那么顾全绅士家庭的面子和架子，逐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紧缩开支，特别是大分家以后，从老公馆搬出来，独自一房过活开始，量入为出，不再去敷衍别人，迁就别人，即使经济上遇到那灾难（指银行倒闭），也还是有法子可想，仍然可以活下去，穷一点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顶多跟有钱的亲戚少往来一些就是了。他死后我们不照样活了下来。根本用不着去维护那虚伪的旧礼教的那一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