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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嫂活到一九八〇年才去世，时年八十又二。一九七八年我因公回川，还见到她，后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的孩子们而今全工作得很好，生活得很好，有的还离退休了。连孙儿女们也有了下一代，有的更远去国外攻读专业。他在旧社会未得实现的理想，新中国中他的孙儿女倒并不困难地就出了国。大哥如在九泉有知，也该会满意地笑了，会承认自己软弱，悔不该服下毒药为旧思想旧生活所迫害。岂不冤乎，悲乎？
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我和巴老的交往（1）
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五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镛的子孙）叫的。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的同班同学。四川人说：幺房出老辈子。
一九二三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一九四一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买邮票，我从小喜欢集邮。一九四二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这是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毫没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做“诚实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至于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无论靠边站、被夺权、关“牛棚”、被批斗、进干校，交待自己的问题或给别人写材料，我从没说过假话，并为此挨“造反派”打过。
从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给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直到一九五五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见。我那时二十六岁，以成人的资格开始与他交往。这以后的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无论巴老来北京开会，或我去上海出差，我们都能见面。巴老给我有五十多封信，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六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重新通信联系。一九七三年春，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利用只凭一张单程票就可报销来回车票的规定，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这次会面，除我与老伴暗中策划，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据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宣称是来上海看眼病的，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医院看病，挂号证保存至今。
在上海只有三天时间，我又同巴老睡一张大床。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巴老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觉时打鼾，原想等巴老睡着了我再睡。可是他睡着以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次见面，我不敢深谈，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离开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时回到那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大雨去车站，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我和巴老的交往（2）
作家李累看了我写的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巴老在信上给我说：“‘四人帮’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张、姚，倘使他们不倒，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接着又盼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期间，我和巴老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互相抢着说话，直到九姑妈一再催促才上床。
八十年代后期，当巴老因为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时候，他曾希望我退下来帮他做点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他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可是我又当选为省政协秘书长，以致巴老感到“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这也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如果我久没去上海，巴老会惦记我。一九###年七月，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我仍在医院，大约###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发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这一生，巴老为我付出很多，我为巴老做得很少。我写过一篇名为《不知如何弥补》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内疚。从一九七二年起，巴老给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记者问我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说“身份”带来什么，就是让我接受许多重复的采访，浪费一些时间；让我损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收不回来。
巴老一贯重视做人，对此我有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汇集了我所写巴老的散文和日记。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写在这本书上了。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我们的小林、小棠至今没写过巴老，其实他们比我感受更多更深。一九八一年，我用笔名写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上海的《儿童文学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怕“露馅”，不敢写。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全文，并把笔名换成本名，在姓名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颇为尴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没有瞎吹，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本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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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1）
巴老很看重做人。一九四一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一九九三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家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一九七三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它印证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给巴老加上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书”。巴老的家几度被抄，六、七间书房被封，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稿费存款被冻结，只能领取生活费。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巴老的夫人萧珊在磨难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见萧珊妈妈全身盖着白布床单，巴老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尽管我们不敢深谈，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以后知道，巴老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症，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万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八十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我多次劝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而他一再强调：“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还为此辩论。我说“人有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他已做了很大的贡献，即使不能工作，他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说冰心健在对他就是力量，但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献给他热爱的读者。当我六十岁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时，他笑着对我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启示和鼓励。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他历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领取工资。“文革”中被冻结的存款，其实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冻后，仅一九八二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币十五万元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当时，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却亲自到邮局寄还费用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财富”是大量藏书，多次分别捐给国家图书馆。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说这些，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经过认真的反思，坚持独立思考和主张讲真话。“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仍有不是运动的运动。巴老不唯上，不随声附和。在讲假话成风的年代，巴老主张大家讲真话。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在我们的交谈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长官点名。他说：“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主张不写“文革”，巴老写信给这位高官，说自己是这个主张的受害者（因为受这个主张的影响，巴老发表在香港报纸的一篇涉及到“文革”的文章被删节）。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2）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一九八八年冬，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四是巴老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书，不收稿费。一九八一年，出版社拟用巴老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巴老就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一九九四年，四川省作家协会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来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巴老还反对出他的日记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一九九一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