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沈阳解放
我回葫芦岛后过了一天，到30日上午，蒋介石又派了一 架飞机到锦西机场，带来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到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我当时就乘飞机前往，还未到沈阳上空，王叔铭从空中来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我的别号）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不久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然回葫芦岛。”
我接到王的电话后心中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急行撤退，一旦被人民解放军攻击，想撤也不可能安全撤退，就决定先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回葫芦岛。约12时多到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介石披一件黑斗篷，满面通红，准备上机走。我向他敬一个礼，他很惊异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到。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告诉我沈阳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要事请示，所以来的。”蒋介石迟疑了一下说：“到里面去谈。”一同到空军作战室后，蒋到地图前面，问：“沈阳情况如何？”我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窘态毕露一句话也未说。我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我说完，他就问：“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我说：“不清楚”。这时，王叔铭也下了飞机来到作战室，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就向外走，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这时已到飞机附近，我推了王叔铭一下上前去，王说：“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于是蒋向南京飞去，我飞返葫芦岛。
我回到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的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我即同侯镜如等到机场接卫。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他的飞机上挤满了赵家骧、董文琦等东北高级官员。
卫到葫芦岛后饮食不宁，坐卧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奉蒋介石命令到北平居祝在葫芦岛时，卫、赵同我三个人一 起有时谈天，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只要他到那里指挥，就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我觉得卫似乎怕蒋介石追究失败的责任，就说：“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他（指蒋介石）自己命我亲自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要追究失败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
11月1日前后，我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大意说：据周福成来电话，卫立煌于30日逃走。他现在正调整部署，竭力奋战，孤守沈阳待援。要我相机策应周福成的战斗。卫是蒋介石叫他到葫芦岛的，东北蒋军主力已经被消灭干净，蒋介石最后还将这一电报转来，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如何的心机了。
他又于11月26日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这就是蒋介石的指挥道德。
另据留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一日晚来电说：“周福成降敌”。其实周并未奋战，也未降敌，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只有二○七师戴朴顽强抵抗到11月2日，也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仅戴本人化装只身逃走。
至此沈阳全部解放。
七、营、葫撤逃
蒋介石在10月27日即对我说马上调船来撤退营口的部队，可是大约到10月31日晚上才来了海军的一艘登陆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并亲来同我决定撤退的办法。桂永清表示很负责的样子，亲率重庆号前往营口指挥撤退，但一直到2日这只登陆艇仍停止营口以外未入港。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将营口包围，并对营口撤逃的五十二军攻击极为猛烈。该军军长刘玉章连电告急，并说船已到营口外海上一天多为什么不进港。我打电报给桂永清，桂复电说“船已进口，正在亲自掩护撤退中”，事实上到3日晚上才将后来的招商局一只登陆艇及另一只小商船驶入营口港。刘玉章见船少人多，分批撤退，残留部队必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一次撤退又不可能，而当晚不撤也必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于是他决心将车辆、马匹、轻重等一齐丢掉，用所有弹药集中火力向人民解放军反扑，掩护撤退。可是只有两只船，把人堆起来也装不了近两万人，最后连同在营口的民船也只装了一万五千左右人。有一只小火轮已因载重过量陷于河底不能开动，人民解放军的炮弹落在轮上，起火焚烧（有的说是机器加足码力也开不动被烧掉的）。官兵及船上人员争先恐后纷纷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的又不知多少。据乘船逃回来的官兵说，有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海军又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用炮打死不少。官兵痛骂：“蒋介石桂永清无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一个军就这样的仅以一只船撤逃几千人。而海军的登陆艇则怕被人民解放军打沉，始终未驶进营口港内。桂永清回葫芦岛后还吹说：“这次营口撤退，‘共匪’追得很凶，一直追到海边，不是海军掩护的话，五十 二军会全军覆殁……”意思要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表扬他的“功劳”。
当刘玉章最后用所有火力掩护撤逃时，人民解放军则对五十二军的攻击暂时停止。我向蒋介石谎报说：“五十二军将敌人击退，可能安全撤退”。蒋还复电奖励刘玉章，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营口击退共匪，歼匪数千人”。
当11月2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后，我的心里诚慌诚恐，怕人民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使东北仅余的蒋军也无法安全撤退。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脱离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上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势将无法撤退。大家议论之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在散会后还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等到什么时候？”我同他握着手说：“不要急，老兄！一个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这一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
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压力，所以我就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为蒋介石作最后垂死的挣扎。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两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及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及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
在这期间，我交代工兵参谋王传德（圣？）计划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等，并接见过锦西发电厂厂长等负责人，指示他们必须彻底破坏。关于葫芦岛的自来水塔及码头等与桂永清协定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
蒋介石还令我在葫芦岛布置了一部特务电台，妄图在蒋军撤退后继续对人民做侦察破坏工作；并规定这个特务电台同我直接联络，报告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调动情况。可是我从葫芦岛撤退后，再未得到这个电台的报告。
在蒋军撤退的这几天，葫芦岛的蒋军恐慌不安，怕人民解放军一来，无法逃命。锦西、葫芦岛的后勤机关以及行政人员尤为恐慌，这个来说有重要机器奉到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先撤退，那个来说他有档案文件必须让他先走。整天一群一 群地拥挤到边区司令部门口争吵不休。所幸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发动攻击，给予蒋军一条逃命的生路。可是我仍然怕泄露机密，被人民解放军牵住逃不掉，下令时声东击西，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人民解放军搜索攻击，给后方部队的命令说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葫芦岛码头上，再给上船的命令。到11月8日上午最后一批船到齐，我才由锦西机场同空军地勤人员一道逃到北平。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册P800—82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