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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这里仍然住大集体宿舍，作息时间表仍旧十分紧张。在随后的一年中，学生专门接受实际训练，不学政治课。他们遵守保密规定，绝不向亲友泄露学校的名字、位置等，通信全用掩护地址。
在列宁技术学校，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体育锻炼。这种训练类似于一些国家训练突击队员。男女学生都要经过艰苦的磨练，爬陡坡、登峭壁，翻越艰难的障碍物，从高处往下跳，跨越沼泽地、河流和崎岖的地带，负重爬屋顶、攀登险要的山路，在碎石子路上长途步行等。
体育训练之后，学生开始学习自卫武术，以便在任何危险处境中能够保护自己。这门功课要进行两周，每天训练6个小时。接着是学习使用武器，如手枪、步枪、冲锋枪等，为期一周。因为学生都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其成绩很少有达不到优秀的。除射击外，学生们还要学习使用各种爆炸物，为期5周，主要是学习如何炸毁桥梁、建筑物和其他重要目标，如何自制炸弹、埋设定时炸弹，以及如何寻找埋藏的定时炸弹和饵雷。此间，还学习开锁、打开保险库门、打开防盗保险箱。最后，学习如何把微小但是威力强大的爆炸品藏在香烟盒、打火机、钢笔、火柴盒以及其他日用品中间。
基础课程学完后，学生们开始接受专门辅导和实际活动训练。不过中间还要学习一门课程，即如何在饮料、巧克力和饭菜、香烟中放入麻醉剂或毒药。这要求他们必须了解各种麻醉药的性能、时效等。学生们还必须学会窃听电话，即：如何使用高功率的“随身窃听器”。此外，还要用一个月时间，学习如何录下窃听的电话和其他的谈话，如何“窜改”录音。经过训练的学员能将录音窜改得很好，以致使原意完全改变，即使是专家，也发现不了什么破绽。特工们常用此手段讹诈受害人，迫使其充当情报员，同时也用此手段搞宣传活动。苏联特工广泛使用随身窃听器和间谍钢丝录音机，以便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
列宁技术学校最重要的训练科目，是操作手提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照相。学生们不但要练习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收发电报，而且还要学会使用特殊装置，以便将通话时间缩减到只有几秒钟，这种闪电般的速度，可以使得外国反间谍机构无法找到发报的地方。他们还练习编电码和译电码，用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防止把外国情报机关的假电报当作总部发来的电报。他们熟记各种呼叫信号和指示信号，还练习修理小型但功率强大的远程无线电收发报机；学会拆卸和重装发报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找出机器的任何毛病来。
一年训练期的最后阶段是用来练习照相、不露马脚地冲洗和润色照片。学生们必须精通绘制蓝图、技术图纸和地图，还要学习把照片微缩成可以藏在明信片邮票下面的微粒。他们使用各种类型的缩微照相机，这样当自己的相机损坏时，就不会误事。
最后的考试要进行整整的一周时间，据学校的记录，受满12个月训练的学生，都能顺利通过考试。但是，即使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也不能保证可以自动进入苏联特务机关。学校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特务机关的选择单位才能根据考试成绩和教员们关于每个学生每周进展的情况报告做出决定。在特务机关进行反复的研究期间，学生们被送到高加索山区的一个疗养中心度假1个月。极个别被淘汰的学生，在假期结束时会接到通知，要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等待分配，其中绝大多数都被提升为党的领导干部。
那些被认为适合到国外工作的学生，被分配到莫斯科特务机关总部“量才录用”，而些被认为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学生，都被送到克格勃总部。
苏联培养特务或间谍的学校还有很多，著名的如：加克齐纳间谍学校、普拉霍夫卡学校、斯捷普纳亚学校、沃斯托奇纳亚学校、诺瓦亚学校、索尤兹纳亚学校等等。其中，加克齐纳间谍学校是最大、最重要的，它主要是培养高级或超级间谍，学制在10年以上，目的是将学生变成“地地道道”的外国人，以便从事特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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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国使馆的监视与渗透
克格勃在全世界范围内日夜不停地对所有重要的外国大使馆进行监视和渗透，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例行工作。
1952年，修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时，墙内安装了44只窃听器，其上都有巧妙的掩蔽物，以防被美国安全官员定期进行的电子扫描发现。后来，克格勃又安排了许多窃听器，其数目数以百计。虽然美国人先后找到一些，但远远不能搜尽。多年以后，美国人修葺大使馆时，吃惊地发现，大楼最上边两层的墙内装有不少窃听器，且都伪装得十分巧妙，因其与墙面的接触点是木质的，因而逃脱了美国人的侦测达数十年之久。这其间，美国使馆与本国政府间的往来电函都被窃听，其后果和损失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只得重选地址，新建了驻苏大使馆，以期彻底摆脱克格勃的窃听。不过，克格勃还是有办法，它使用一种新型窃听装置，是将激光束射在使馆内重要房间的玻璃上，特务们坐在几公里外的汽车内部可以窃听屋内的谈话。
1964年9月初，德国专家赫斯特·施维尔克曼专程来到莫斯科清除克格勃设在西德大使馆中的窃听器。他每发现一个窃听器，就给它加上大量的电压，这样窃听人的耳朵就会特别难受。他还发现了克格勃秘密地安装在一架特制的机器上的精巧的电子装置。这架机器的作用是把打好的文书自动译成密码，通过电传打字发到波恩去；而这个附加的电子装置在这些文书打出来但尚未译成密码时就把它们播送出去了。因此，克格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能读到从大使馆发出的极机密的通信。尤其是通过对原本和密码本的比较，克格勃能够识破整个密码系统。
1965年8月6日早晨，气极败坏的克格勃对正在莫斯科郊外参观的施维尔克曼下了毒手。当时他忽然感到臀部特别疼痛，美国大使馆的医生诊断，他曾被注射侵蚀肌肉的氮化芥子气。这是一种致命的毒气，西方医学家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保住这位专家的生命。被激怒的西德政府宣布，在此事圆满解决之前，决不邀请赫鲁晓夫访德。这样，早就希望通过与西德订立一个重要的贸易协定，以便提高威望、摆脱严重政治危机的赫鲁晓夫，失去了挽救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不久就被狼狈地赶下了台。
1969年3月的一天早晨，一个美国安全官员用特制的无线电监听器，在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进行例行检查时，听到两个熟悉的声音在坦率地谈论公事。他吃惊地发现，其中一个竟是该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这位安全官员马上冲进办公室，递给那位外交官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走出办公室再继续谈话，但是注意你说话的内容。你的话正在被播送出去。”可是，当他们转移到另一间屋子后，那位外交官的谈话仍被继续播送。安全官员立刻明白，窃听器肯定在外交官的随身衣物里，然而之后无论怎样搜查，也查不出来。最后，他用手势示意外交官将鞋子脱下来，称了重量后又加以检查，终于在左鞋的后跟发现了秘密。原来，几天前，使馆的一个女佣人曾拿这双鞋去修理。没想到在“修理”期间，鞋跟被挖空了，里面装上一只一两多重的强力窃听器，并留有一个小孔作为窃听器的出音口；另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小孔藏着一根小针，女佣人通过拨一下这根针，就可以在晚上将窃听器关掉，而在早晨再将它打开。
克格勃在对外国使馆进行监听的同时，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打进使馆内部。通常作法是，先以色情引诱，或者设圈套使特定的对象陷入一种难堪的境界，如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同性恋等，然后用有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胁迫对方下水，为自己服务。其对法国使馆的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195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尤里·瓦西列维奇·克罗特科夫奉上司指示：必须收买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而且上司明确表示：这是最高领导赫鲁晓夫的命令。
早在二战初期，德让还是戴高乐自由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时，克格勃就开始搜集他的材料。去年底，德让和他的妻子玛丽·克莱尔到达莫斯科后，克格勃就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寓所和大使馆内都有秘密的窃听器。苏联外交部介绍给这位法国大使的俄国司机是一个优秀的克格勃情报员，德让夫人的贴身侍女也不例外。在外交招待会上，被介绍给他们的苏联官员也是克格勃的官员。克格勃经过仔细调查，没有发现他有丝毫不忠于法国的倾向，但是却了解到这位56岁的法国大使很好色，于是就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克格勃上校库纳文指示克罗特科夫，专门对付德让夫人，必须控制她，使她成为我们的人，并且务必把她弄上床；同时指派莫斯科有名的美男子、歌唱家沙·奥尔洛夫，去勾引法国使馆空军副武官路易·吉博的妻子吉内特·吉博。大约两个月前，奥尔洛夫和化名卡列林的克格勃中尉鲍里斯·切尔卡申，装作度假的单身汉，奉命到黑海的某疗养地跟踪一群法国妇女。在那里，切尔卡申“偶然地”遇到了德让夫人，回到莫斯科后，他俩又常在官场见面。这时，克格勃指示他邀请她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玩，以便克罗特科夫能与她相识。德让夫人与丈夫商量后，接受了邀请，并表示要带吉博夫人和另一随员的女儿同行。
库纳文和克罗特夫为这次出游作了十分周密的计划，征用了民警的一艘高功率警艇。在游玩的过程中，奥尔洛夫向吉博夫人大献殷勤，克罗特科夫却主要与德让夫人交谈。他们一起游泳、野餐、玩得非常尽兴，最后德让夫人郑重邀请他们参加法国的国庆招待会。除切尔卡申因为在巴黎时已被怀疑是克格勃人员而婉言谢绝外，克罗特科夫和奥尔洛夫都欣然答应。在国庆招待会上，德让夫人立刻把这两个人介绍给大使，大使立即用流畅的俄语对他们表示欢迎。
随着克罗特科夫和德让夫人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克格勃开始精心布置，准备在秋天开辟对付德让的第二条战线。这是原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首先是要让全面负责这一行动的第二总局头目奥·米·格里巴诺夫中将，打进法国大使馆的社交圈子里去。为了把德让夫妇骗进某种交往里去，格里巴诺夫冒充是苏联政府的重要官员奥·米·戈尔布诺夫。他还让克格勃少校维拉·伊凡诺维娜·安德列耶娃装扮成自己的妻子，然后设计出一套非常复杂的计划，准备通过他“妻子”的关系结识德让夫妇，以便使他们的接触看起来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克格勃的特聘情报员、著名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夫妇，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介绍维拉是：“戈尔布诺娃夫人。文化部翻译，部长会议的一位重要官员的妻子。”维拉颇有贵妇人气派，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德让夫妇最愿意结识戈尔布诺夫这样的“要人”，因而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戈尔布诺夫夫妇的邀请。
为了招待大使，克格勃征用并装修了一所宽敞的公寓作为戈尔布诺夫的寓所。而且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还把城外的一处较大的别墅借给格里巴诺夫。现在这处别墅成为一群欢乐的客人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戈尔布诺夫夫妇让德让夫妇置身于一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官员们”组成的和谐的圈子里，实际上，这些都是克格勃的特工和帮手。有时格里巴诺夫也把一些可能对大使有用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他，维拉则借机将大使夫人拉到郊外去看看乡间景色，使她逐渐习惯于和丈夫分开活动。
1958年初，格里巴诺夫决定利用克罗特科夫和德让夫人之间的友谊，让克罗特科夫安排诱骗德让的工作。格里巴诺夫选中已经离婚寡居的女演员莉佳·霍凡斯卡娅来担任这项任务。她30多岁，长着圆溜溜的大眼睛，非常有魅力，格里巴诺夫利用法国人要求改进两国文化关系的愿望，安排她慢慢与德让接近。他“请求”文化部举办一次《吉赛尔》芭蕾舞影片专场放映会，邀请大使参加，以便让他与苏联电影界人士见面。克罗特科夫奉命主持仪式，并安排客人名单，名单上将莉佳列为翻译。在会场上，刚理过发并洒了香水的莉佳坐在德让身边，有几次轻轻地靠在他身上，或侧头低声评论时，把头发拂在他的脸上。但是，影片放映完后，她又根据克罗特科夫的意见，专心致志地为大使夫人当翻译。
3天后，克罗特科夫给德让夫人打电话，邀请她的丈夫参加星期五的宴会。德让夫人不知是计，欣然应允。为此，克格勃包下了布拉格饭店的主要餐厅。虽然晚会的目的是为莉佳提供进一步勾引大使的机会，可库纳文和克罗特科夫却又另外找了两个姑娘供大使选择。她们都不满30岁，满头金发，非常漂亮。
宴会前半小时，库纳文把克格勃官员部署在整个大饭店里来窃听餐厅的一切，并保证宴会不受干扰。三位姑娘全都容光焕发。这天晚上，德让大使玩得很愉快，因此邀请大家下周到大使馆吃饭。大使馆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德让夫妇非常随便，和蔼可亲，心情十分愉快。他们还领客人们参观了整个大使馆。喝酒时，德让对那几个女人都表示了好感。
此后不久，维拉邀请德让夫人一起去郊游。克罗特科夫于是给大使打电话，请他去参加一个曾留学法国的格鲁吉亚画家的画展。很快，德让就乘着克格勃司机驾驶的大使馆雪佛兰汽车来到展览会场。在和克罗特科夫及莉佳相见后，他自觉地让她担任翻译。当德让离开时，莉佳说：“大使先生，请您把我顺便带到我的寓所，是不是太麻烦您了？”大使回答说：“我将感到很荣幸。”下车时，莉佳似乎突发奇想地说：“请进去喝杯咖啡，看看一个平常的苏联妇女是怎样生活的，好吗？”
当德让从莉佳的住处出来时，已是将近两小时之后了。莉佳马上向库纳文报告：她与大使已经发生了性关系，库纳文听后欣喜异常，他指示莉佳：“逐步地建立关系，暂时还不要显得他随时都可以接近你。”克格勃眼下还不想借此讹诈德让，因而要他们暂时继续保持关系，并让德让尽管放心大胆地干。莉佳渐渐地和大使夫妇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1958年5月，克格勃认为戴高乐任法国总理已成定局，而德让作为戴高乐的亲信，必将被提升到一个极有权势的政府职位。库纳文兴奋地说：“这件事一直是很重要的，现在它的重要性更增加了十倍。”他随后决定：“把莉佳从这一行动中撤出来，因为她没有丈夫，前丈夫在巴黎又很有名，无法讹诈德让。莉佳奉命告诉德让，她将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为一部影片摄外景。格里巴诺夫从大使曾见过的女演员中，选定洛拉来代替莉佳。洛拉是个漂亮的、毫无顾忌的野姑娘，没有在首都居住的许可证，更没有一间合法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