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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为东盟各国国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巨额援助，最终“获得了关键时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评”。日本提供的ODA、贸易、直接投资等帮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实现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确实使得日本实现了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
国际贡献
战后日本在“国际协调”的框架内，本着“三原则”展开的外交，始终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定位为对外政策的目标。1971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是一份探讨国家利益的指针性文件，该蓝皮书指出：“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背后依靠着亚洲及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提倡“不仅不要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要加强与各国之间和谐的相互合作关系，寻找彼此利益的综合均衡点，扩大长期、大局的国家利益”。时隔10年后，1982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同样指出，“既然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跟日本有关系，那么如何承担任务，是需要我们思考并落到实处的”，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短期看也许有可能受到痛苦或牺牲，但这是为确保长期性的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价”，理解“分担国际责任和日本社会的国际化”之间的联系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课题。
回顾战后日本走过的轨迹，在实现奇迹般的复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社会对日本成为亚洲先进工业国家的期待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日本人的“国际主义”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经不允许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拉开距离，享受“一国繁荣主义”了。
为了实现如此转换，在具体政策上，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采取了“振兴出口，开拓海外市场”（岸信介）、“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佐藤荣作）。而到了７０年代，这些政策进一步持续，明确表示日本应“从扩大自由贸易的立场，与保护主义作斗争”（佐藤荣作），“积极推进GATT”（田中角荣），并采取“自律而主动扩大进口，开放市场”（福田赳夫）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铃木善幸），在“把开放的市场提供给世界，从国际贡献的角度上讲是必要的”（中曾根康弘）的认识下，实行结构改革或规制缓和等政策。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也曾经提出，“维持发展自由贸易体制”、“增加进口”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2）
于是，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准的日本，改善并扩充“既是世界的要求，也是日本的国际责任”—— ODA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义务。日本政府认识到，ＯＤＡ必须是“有助于加强受益国真正经济社会基础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贸易振兴”。到了９０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ＯＤＡ供应国。
“协调”与“自主”
一方面是对战前一意孤行的单边政策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是战后向日本国民鼓吹 “自立”原则的当然结果，“协调”与“自主”的调和始终是日本历任首相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
对于这个问题，佐藤首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1965年，他提出“增进自主外交，充分追求日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一定要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把国际协调作为基础。希望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正面主张日本正确的利益，并承担起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一论述的内涵是，国家利益并不与“协调”相对立，而是存在于“协调”之中。同时，“协调”也不意味着“追随”，通过主张“正确的利益”，能够同时实现“自主”与“协调”，并获得国家利益。
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准确辨析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利益”，而日本如何率先提倡这些利益，取决于政治和外交的质量。佐藤首相提倡的“正确的利益”指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利益”，那是与国际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利益相吻合的利益。要实现如此崇高的利益，对内日本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以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谐共处为前提，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对外，要展开以协调为手段的外交。只有如此，才能推进“自主外交”，并“充分追求国家利益”。
总而言之，区别“协调”与“追随”，弄清“自主”与“协调”之间关系的基准有两个。首先是利益是否“正确”，其次是如何“自主”地判断“协调”。把“协调”等同于“追随”的判断是过于简单而肤浅的。作为理性的主体，主动判断“协调”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它完全可以是“自主”的。“协调”和“自主”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倘若忽视“自主”和“协调”的关系，“自主”就只好变成独断、自私、孤立的产物，甚至可能再一次造成类似战前退出国际联盟或陆军失控那样的严重危机。三木首相指出：“此时此刻，日本需要自主外交。但它绝对不是把反对等同于自主，把协调等同于追随。自主地决定协调性政策也是自主的外交（１９７６年）。”此外，福田首相也曾经明确提出“协调与团结才是国际社会的行动原理”，并发出警告“狭隘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世界性混乱”（1978年）。
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必须在“协调”和“自主”之间寻求平衡，把二者割裂开来是片面的。
展开多元性、自主性外交
战后的国际协调外交归根结底是“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成员，与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协调、合作”。根据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外交三原则”，除与“自由民主国家协调”以外，还强调日本是“亚洲的一员”，从中也能够看出，所谓“协调”主要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展开的。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如潜在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日本虽然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很重要，欢迎促进贸易”，但它毕竟是“在东西关系的大局下调整并处理”的，因此不得不“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建立友好关系”，在“考虑到自由民主阵营成员的立场的前提下，以自主的判断落实”。因此，战后日本的外交任务，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协调为基调，以“亚洲成员”身份展开的“自主外交”，并试图避免受到“对美追随”的指责。 。。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3）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日本不得不与西方国家保持团结一致，从而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利益。如果影响了“欧美日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自主外交肯定没有可行性，更不会得到西方的允许。因此，日本对亚洲外交方针的转折，是在亚洲政治蓝图出现巨变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当时中苏矛盾激化，面对苏联威胁的中国与渴望从越南战争的困境中实现“体面撤离”的美国之间关系迅速发展，这恰恰给日本外交带来了转折点。
１９６９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佐藤首相指出，在决定一国实力的各种要素中，军事力量以外要素的比重逐步上升，并发表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各国的自主性增强，不仅需要军事均衡，还需要摸索更多元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日本提升了“自主设定目标”的“自立”意识，提出“自主的和平努力”和“在自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由《日美安保条约》来加以弥补”这一有条件的自主防卫姿态。
１９７０年２月，美国提出的“尼克松主义”在要求其同盟国为自卫而努力的同时，也表明了“不向亚洲发生的战争派遣地面部队”的立场，并为“打开”对华关系向中国发出了信号。由于中苏关系在1969年恶化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中国积极回应了这一信号。１９７１年基辛格闪电式访问中国，第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实现从“对立”到“对话”的转变，促进了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接着，“中美和解”这一战略环境的剧变促使苏联与美国展开了更多的对话。结果，美苏关系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取得了进展。这些变化解放了中日关系，在１９７２年９月田中首相访华并发表了《中日共同声明》，定下了“巩固中日永远的友好关系的基础”的方针。
除此之外，以中美和解为契机的“美苏缓和”的进展促进了日本外交的多元化。日苏关系进入了“能够奠定发展基础”，“为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而努力”的时代。为促进“日本安定的大前提条件”即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加强美日、中日、苏日、韩日、东盟各国、太平洋诸国的关系，推进与印度###诸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与朝鲜的往来”，使自主—多元性外交在质和量双重层面上把日本外交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国际协调、相互依存、“国际利益”
战后的日本从战败国的阴影之下走出来，在回归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美国。尤其是在冷战形势下，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确保安全，实际上是日本唯一现实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很难完全贯彻政治上的“自主”。不过，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种环境排除了军国主义，使日本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应该说那是一种高明的做法。
日本在没有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结果实现了被称为“获得了历史性的”的高速增长。1964年，日本成为第一个加入“富国俱乐部”——国际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ＯＥＣＤ）的亚洲国家。随后，成为亚洲唯一参加1975年开始的七国首脑会议（峰会）的成员。
不过，回避了军事或理念差异，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日本，仍然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反感。经济至上主义使日本被批判为“经济动物”，在田中首相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当地民众“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的不满或批判”导致了对日抗议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针对这一情况，田中首相在访问前夕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到，“国际政治经过权力与对立的时代已进入对话与协调的时代”，日本“在维持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下，将为国际协调展开积极的外交政策”。回国后，他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对于国际协调的意义也做出如下表述，表明日本已经改进了利己主义姿态，将追求与亚洲各国长期、互惠的关系。 。 想看书来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4）
“正确把握国际协调的含义，并把它反映在国家的政策和每一个国民的行动上，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日本不存在民族对立或宗教、语言上的斗争，因而能成功地把那些精力放在战后的复兴和建设上。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在世界各国当中非常具有优势。另外，也不得不承认在国际协调外交上，需要我们认真反省，主动去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战后不久，从荒废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未能克服的，甚至有意重拾起来的追求封闭的国家利益的姿态，不仅已经在国际上行不通，甚至可能造成某些灾难。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倾听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正当批判，改进不足，在对外交往上，全力以赴维持和促进长期的互惠交流关系。只有如此，日本才能不至于陷入自我满足的境地，成为亚洲国家的好朋友，分享亚洲的喜怒哀乐，为确立亚洲永久的和平作出贡献。”
之后的三木首相在1975年提出“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的基本目标”，但不应将其“解释为短暂狭隘的内涵”，认为“国家利益往往被理解为排除国际协调的，单方面主张的利己利益，但如今在相互依存已变得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如此狭隘的国家利益论是不成立的”，他还一再向国民宣传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1977~1978年，福田首相积极展开高举“协调与团结”的外交大旗，在对东南亚诸国进行历史访问的时候，指出应“尽量去构筑心连心的信赖关系”。福田首相发表的对东南亚的外交哲学，后来被称为“福田主义”，至今一直是日本对东盟外交的根本基础。
回顾一下，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代表，日本对经济相互依存的意识开始有所提高，这也影响了国家利益论争的动态。
福田首相曾宣称，“世界的相互依存正在加强，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谋生是不可能的，大家互相让步、弥补，以实现各国自己的利益”，并指出了国家利益的“互补性”。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倡“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共同体”，1983年中曾根首相表示“相互依存深化的今天，世界的命运就是日本的命运”。这些都说明，日本的决策者对“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有了深刻的认识。
评价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
以上，我梳理了一下战后日本是如何对战争进行反省，积极展开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外交的。正如田中首相所说：“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平宪法，制定不依靠武力解决国际纷争的方针，坚持无核化原则，对于和平国家的生存来说”是“正确的道路”。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战后的日本外交。日本在战后奇迹般的复兴和发展无疑是这一外交的成果。中曾根首相曾经表示说，“战后日本的４０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在日本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值得国人自豪的时代”。其实，世界也对通过战后２０年的奋斗发展，达到ＧＤＰ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的奇迹”刮目相看。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日本的奇迹是在“作为和平国家”的前提下实现的。中曾根首相的话也指出了现实：“战后日本的繁荣是在提倡和尊重自由、和平、民主和基本人权的现行宪法的基础上，在《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安保体制下才得以实现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5）
日本战后的成功不仅依靠每一个国民的努力，还依靠被务实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支撑的外交活动。在战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正因为日本领导人冷静而准确地把握国际社会的现实，对时代的把握以及把它反映到具体政策上的见解和领袖能力，巧妙运用如前所述的“外交三原则”展开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才使这些成功变得更加可能。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佐藤荣作首相曾感觉到“军事力量以外因素的比重正在提升”（１９７０年），他当时的见解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一潮流如今更加明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国的经济力和所谓“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曾根首相认为：“对于战争，最大的约束力量从长远看将是对人权的尊重和国内外自由的信息交流。”他以尖锐的视角，现实地预测了两年后“柏林墙”的倒塌和随后的苏东剧变以及社会主义的低潮。
纵观东亚的历史，通过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促进人员和信息等的交流，推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协调，成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务，而这也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