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东亚的历史，通过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促进人员和信息等的交流，推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协调，成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务，而这也是日本外交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
总之，我们对日本战后的外交可以作出如下评价：以日美同盟确保国家、国民的安全这一国家利益，不靠军事力量，而靠经济、ＯＤＡ等力量为东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它在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国际协调下的“自主外交”。
（3）冷战后的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在充满不安全因素的世界形势下，正在享受着自由、和平、繁荣的日本是最为幸运的国家之一”。但以１９８９年为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的讨论也相应地发生着转变。
正如某一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惯性和变化两种现象”，从历史的脉络看，1989年的确是“变化”的一年。
东欧爆发的民主化浪潮转动了历史的车轮。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倒塌，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退，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退。美苏首脑在马耳他岛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向世界宣布了冷战后新时代的到来。假如没有这件影响历史的大事发生，恐怕地中海的小岛国马耳他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当时，我在外务省正好开始担当新闻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那是亲身感受到一个接一个到来的历史“转折点”的一年。
这一年，日本昭和天皇逝世，动荡的“昭和时代”走向终结，“平成时代”开始了。从中国古代的《史记》和《诗经》获取的“平成”一词包含的是“平和而成”之意，恰恰反映了日本人在动荡的环境下对和平的新时代的愿望。
不过，随后的历史暗示，美苏两国首脑宣言开启的新时代，并不是“平和而成”的，而是混乱的时代。
冷战后混乱的世界
冷战的终结，结束了贯穿整个２０世纪的意识形态对立和世界战争恐怖，使国际政治发生了剧变，令人产生“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想法。事实是，在民主化和人权意识逐渐蔓延的同时，作为“后意识形态”的对立轴，民族、宗教问题重新“崛起”，暴力或纷争也经常发生。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把新的对立结构描述成西方基督教文明与###文明的对立，实际上，后冷战时代世界所酿成的新的不安或猜疑，甚至使我们想起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6）
在这样的情况下，21世纪到来后不久就发生的“9？11事件”，集中地表现了世界混乱的一面，打破了大家对和平时代的乐观预期。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以民航飞机为武器，袭击了拥有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和财富的超级大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震撼了全世界。
后冷战时代的对抗，以没有特定战场的“新的战争”为特征。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已经被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府VS反政府”、“民族VS异民族”、“宗教VS异宗教”等形式的纷争，以及“国家VS恐怖主义”的“非对称战争”所代替。直到今天，各国仍然没能找到防止和结束这场“新的战争”的有效方法。
“9？11事件”发生前，“美国记者之父”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和平时代的战争》一书的最后一章有这样的预言：
对于美国这一开放的社会来说，现实的危险应该是与任何国家无关的恐怖分子拿着核武器侵入美国的城市。对一个恐怖分子来说，携带核武器也许只需要用比较厚的廉价旅行箱即可。
实际上，根据当时的一条新闻报道，恐怖主义组织塔利班的确从乌克兰购买到旅行箱型的战术核武器，为准备在美国使用而储藏起来。超级大国的国民对“看不见的敌人”感到的不安是前所未有的。“9？11事件”发生两年后，在美国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与１０年前比较的世界危险度”这一话题，回答“危险减少了”的人只占总数５％，相反，回答“变得更加危险”的人数达到75％，大大超过了“9？11事件”发生前的数字（53％）。
经济领域也发生了剧变。由于交通运输、通讯手段、信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以及“柏林墙”的崩溃、“铁幕”的消失等原因，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程度也在快速推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的流通超越了国境，国家对它们的管理在自由化浪潮下几乎已经不再有效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对贫困和债务感到无能为力，世界的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大家都在不断思考贸易或援助应有的状态，有人也指出改革的必要性。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全球市场的暴力”、“数码资金的暴力”使大量享受经济成功的国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国际金融系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状况反而趋于恶化。全球化也侵蚀了地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等，自我认同意识危机及社会摩擦等也逐步浮上水面。环境、传染病、国际犯罪等问题在全球规模上扩大，并被称为“全球化的阴影”，正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全。“全球管理的失败”引起了“反全球化”浪潮，WTO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年会的主办地点经常遭到反全球化游行抗议。
１９９０年，海部俊树首相曾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总结说：“新的国际社会将会成为没有战争的、和平繁荣的世界”。但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经过10年“揭幕”的21世纪，似乎正在暗示着充满不安和憎恶的混乱时代的开始。
日本的混乱与东亚的勃兴
在世界正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成长时代因“泡沫崩溃”而结束，接着到来的是“失去的10年”，始终支撑战后复兴的经济社会系统明显走到了尽头。忽视改革经营思想、技术与体制的企业陷入破产。企业接受公共事业或政府的保护支持，安稳过日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打破封闭体制虽遭到一定的摩擦和反对，但正在成为改变日本的大潮流。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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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东亚。一方面，遗留在朝鲜半岛的“冷战后遗症”还没有被解决，不稳定、不透明的政治、安全保障形势还在持续，尤其是朝核问题正在向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投射出黑暗的阴影。另一方面，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的中国为中心，东亚经济蓬勃发展，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也在升温。
对日本外交来说，东西形势的这些新变化已经影响到与外交直接关联的日本国内政治，也将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以下部分，我将以这些问题为基轴，探讨冷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论争是如何展开的。
重视亚洲的外交与历史问题
战后的日本解决战争赔偿问题之后，本着“不威胁亚洲周边国家”的基本方针，慎重完善自卫能力，“吸取过去历史的教训，与亚洲各国之间建立包括顺畅经济关系的友好关系，支援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冷战后，日本遇到了一度隐藏在意识形态对立之后的“总结历史”的问题。宫泽首相对于“因日本的行为而遭受悲痛的”亚洲各国，曾“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遗憾”，同时表示“正视过去的事实，正确传播历史，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５０周年的１９９５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讲话，表达了与宫泽首相同样的立场：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他明确表示，“我国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作为唯一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包括追求彻底摧毁核武器以及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等在内，要积极推进国际裁军。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过去的错误，才能安慰遇难者的灵魂”。
然而，即便政府表达了上述立场，内阁成员的“不规则”发言或历史教科书问题却时常发生，并引起周边国家的批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仅在与日中、日韩关系中成为交锋的外交问题，也在国内引起了赞同与否定的对立，美国等国际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中国、韩国对日感情恶化的过程中，日本依然没能很好地克服亚洲外交的难点——历史问题。围绕历史问题的矛盾，对于高举重视亚洲外交，并把它当做对外政策的支柱，一直致力于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日本来说，不仅损害了自身形象，而且成为发展在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日益深化的对华关系的障碍。
国际支援与“人员”的贡献
日本成为经济大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其作出更多国际贡献的期待和压力，为了应付这些要求和压力，日本坚持扩大ODA计划和开放国内市场。但1990~1991年发生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以及之后的海湾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贡献的价值，并对此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受到世界严厉批判的日本，除了资金上的贡献外，开始探索人员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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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自冷战后首次实现了突破性的合作——被海部首相称为安理会“史无前例的合作关系”。在日本看来，为为实现和平，不仅要在资金、物资方面，也要在人员方面作出贡献，为此日本曾试图推动联合国制定和平支援法，但其道路并不顺利。
战后，日本曾高举联合国中心主义大旗的同时，在东西对立、联合国的维和功能僵化的格局下，依靠片面的日美同盟享受了事实上的“一国和平主义”。但在“向国际社会提出构筑新的和平秩序的深刻课题”的后冷战时代，为确保和平，日本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应该作出新的贡献。“一国和平主义”或“一国繁荣主义”已经不合时宜，日本的力量应该出现在纷争和贫困的地区，履行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义务，这是时代的要求。
不过，为了应付这一要求，日本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意识改革，促进国民性讨论和联合国维和行动（ＰＫＯ）的切实成果。在柬埔寨、戈兰高地、东帝汶等地方，日本维和活动的成功有助于获得国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虽然日本的支援活动在海湾战争中被讽刺为“自动提款机”，但随后也开始切实在维和行动中派出人员。此外，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班达亚齐，日本通过ＯＤＡ积极展开面向“落实和平”的项目等，超越传统的开发领域，把ＯＤＡ投入到促进和平的事业中。在援助伊拉克复兴问题上，小泉首相曾表示，“只作物资上的贡献，考虑到可能的危险，人员贡献将委托给其他国家。这样的做法，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是不负责任的”。
“日美安保”的新认识与东亚的稳定
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与欧洲不同，冷战结束后，也遗留了朝鲜半岛问题等“后遗症”——东亚地区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1993~1994年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考察引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1995~1996年台海局势的紧张导致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安全受到威胁。在其他地区，各国内部的矛盾或对立，特别是以民族或宗教对立为背景的地区争端不断发生。世界已经从美苏核威慑均衡的时代走向地区纷争频发的时代。如何重新认识以对苏战略为基础的两国军事同盟——日美安保体制成为焦点。综观日本国内，驻冲绳岛的美军对日本少女的暴力事件等引起日本国民对美军基地的强烈抗议，也给日美安保体制的可信性蒙上了阴影。
考虑到上述情况，日美两国1996年4月发表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其内容是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亚洲维持１０万规模的美军，在“有事态”之时，日美将具体确定有关日美共同行动的新指导方针。同时，它也包含了美国驻冲绳岛基地的整体规模缩小的内容，并表示日美共同探索基地问题。其基本认识是：美国继续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有利于安全保障、经济社会等地区利益”，“美军的存在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日美关系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轴”。２００１年发生的“9？11事件”加速了美国重新加强军备的步伐。美国为了应付伊朗、朝鲜等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或民族、宗教纷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威胁，正在全球规模上重新进行部署。特别是，恐怖主义或地区纷争经常发生的中东至朝鲜的地区被称为“不稳定之弧”，位于远东战略性位置的日本也被美国要求作出与美军重新部署相应的姿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9）
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最不确定的因素是朝鲜的动向。日本政府展开了依靠“对话与压力”的外交。可是，虽然日本向朝鲜呼吁“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最符合朝鲜的利益”，但金正日政权仍然拒绝六方会谈，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使形势更加紧张。对此，２００６年７月，日本提出的决议被安理会一致通过，国际社会对朝鲜进一步施加压力。日本应该在“对话与压力”的基本方针下，继续“与有关国家协调，有耐心地谈判”。
随后，六方会谈重新召开。2008年，各方主要围绕检验无核化的问题展开讨论。就日本政府而言，安倍、福田、麻生内阁都从全面解决人质绑架、核、导弹等问题的立场出发，为了清算不幸的过去，实现邦交正常化，不断要求朝鲜方面的行动。
在面临人质遭朝鲜绑架的问题上，日本坚持“不解决绑架问题，日朝邦交正常化是不可能的”的立场出发，引导朝鲜方面作出正面的回答，促进美国、中国等大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外交上的努力是必要的。
崛起中的中国动向对日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经济上的伙伴关系通过日本企业对华合作的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国防经费的提高和军队现代化、对外投资或援助等动态，日本也从维护透明度以及国际规则等角度促使中国作出必要的努力。我们期待着中国摆脱“###”，通过六方会谈等平台，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对日本来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应该从大局出发加强合作，以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为基础构建面向未来的关系”，而追求“为了使两国国民互惠互利，构筑战略性互惠关系”这一双赢的姿态应该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无论如何，中国的动向和与中国的关系比原来更加涉及日本的国家利益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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