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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卖得还不错，可是江浙和河南迟迟不肯结账，西西又说。
哦，我又应了一声，其实我压根就没听见她在说什么。只要望着窗外，我的脸上就会呈现出一种绝妙的表情，那是憧憬，仿佛我正在空中做着优雅的自由落体的动作……至于其他，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你不听我说的话，总盯着窗户外面干什么，外面究竟玩艺儿这么吸引你？ 西西一脸的严寒，仿佛斥打一个没完成作业的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一样。
外面有蓝天，外面有白云，外面还可以让我表演垂直降落……我说，我的表情似乎跟复写纸一样，克隆着那种我在空中做着自由落体的向往。
我的话让病房里的所有人的脸色唰地一下都变白了，包括西西，包括伯爵，也包括我邻床的病友，我从他们的眼睛里读懂了什么叫做毛骨悚然。我病友的病也很怪，他是后背上长个疖子，状似肚脐眼，所以总锅着个腰。伯爵反应最快，听说我要表演垂直降落，他赶紧把窗帘拉上了，让我再也看不到蓝天、白云和表演垂直降落的我了。
自那一天起，我无论住在那里，窗帘都挂得严严实实的。也自那一天起，我要灯总是亮着，因为我害怕阴影，那些阴影老让我联想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幽灵什么的。
真正放弃了表演垂直降落的念头，是在半个月以后。不知是医生给我的黄｜色药片起的作用，还是我疯狂地喝咖啡的缘故，总之我对窗户渐渐失去了兴趣。只是偶然地听到窗外的救护车鸣笛声，才掉过头去，扫一眼，完全属于下意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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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仿佛突然想起来似的，问西西：检查这么久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西西缄默了，她拿出厚厚一摞化验单子，验血的，验尿的，验肝功能的，除了妇产科之外，哪个科的都有，一个都不少。在每一张化验单子上，都赫然地写着红色的字：正常。
不会吧，我记得我小时候得过肝炎来着，怎么可能正常呢！我不理解。可是，在这里医生是权威，理解得要执行，不理解得也要执行。那天，医生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们这里不能收留一个不是病人的人，我只好卷铺盖，走人。
走的时候，我就像个因为犯规而被判罚出局的球员，一边让西西搀扶着走，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听听医生的那口气，就他妈的像我是在装病似的！我说。是你多心了，谁也没这么想，西西说。是啊，只有你自己这么想，伯爵也跟着说。
病友送我到了大门口，坐上了的士，病友仍然紧紧捂着他后背上的那个肚脐眼，估计是怕受风。
我是猫
离开北京是在早晨，司机说早晨高速公路清静，好跑车。既然在北京治不好我的病，那么我在这里呆着还有什么意义？倒不如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城市去。我们退了宾馆的房，退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当作办公室的那间套房。这套房每天要花八百块呢，当时西西和伯爵都嫌贵，坚持要个标准间，我说你的办公室太寒酸了，太贫下中农了，谁敢跟你打交道，更别说给你预付款了。事实证明，我是英明的，每个客户进得门来，先就被闪闪发亮的水晶吊灯、滴答作响的铜制落地钟和反映宫廷生活的贝雕屏风所吸引了，或者说是被蒙蔽了，所以当我提出订我的书要先交些订金，他们都没表示任何的异议。尽管这间套房我包了三年，而实际上我连一天也没住过，住在这里我睡不着觉。因为我是睡在棺材里长大的……我总是把我的套房让给新结识的批发商住，既是为给他们省点住宿费，也为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不用说，我的目的显然达到了。多少年以后，有人提起我，还夸我仗义。我在告别这间套房的时候，留恋地望了望那水晶吊灯，那落地钟和那屏风。
在疾驶的车上，一想起我可能会见到我曾经的妻子和有着一对长睫毛的女儿，我脸颊上的肌肉就禁不住抽搐，我不知该不该让他们见到我这张病态的脸子，想起这些，我便忧郁得不能再忧郁了。一路上，我仿佛有撒不完的尿，司机便不得不停下车，让我在公路边上卸掉膀胱里的负担，西西和伯爵怕有碍观瞻，还特意给我遮挡着。
我们书店里的那些女店员早已在我到达之前，就给我找了个安逸的住处，在一个幽静的小区。
我一进屋，她们就叽叽喳喳地告诉我，床上特意给我铺了两条褥子，让我试试舒服不。一路颠簸，我早已喘得不行了，只好一把一把地吞服速效救心丸。我对她们说我不在乎躺在哪里，也不在乎舒服不舒服，我是在棺材里长大的。
我们乡下的规矩是这样的：人一到四十岁，就开始准备棺材，而且把棺材停放在堂屋里，隔两年还要刷一遍大漆。要是谁到了岁数，没准备棺材，会叫人笑话的，就像笑话千金小姐上街没穿鞋似的。那时候，我一直睡在为奶奶准备的棺材上，因为我喜欢。三九天睡在里边，暖和；夏景天就把棺材盖翻过来，睡在凹进去的盖子上，跟一只猫似的……
对了，我好像忘了说我的书店，我的书店是专门卖旧书的，鲁迅、杨振声和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各种版本的作品应有尽有。也许就是因为书太陈旧的缘故，伯爵给我找来的店员也都很陈旧，年岁大就不说了，模样也都像濒于绝种的部落里挑选出来的爬行动物一样。不过，既然伯爵是我请到这里当经理的，自然一切都该由他，我不好指手画脚，况且伯爵经营得也不错，许多读书的、教书的和藏书的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进行了一半的生意，不能就此打住，即使是结束，也要做好善后工作，这一切只好要西西接手，只是怕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时候，我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外号叫“摇篮”的小子。一个月以前，他到北京找过我，说是他下岗了，闲散着，想给我打个杂什么的。他那恭敬和谦卑的态度，我倒没特别在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含着眼泪跟我倾诉他父亲如何瘫痪在床，而他母亲如何辛勤劳作的情景。我决定了，让摇篮来辅助西西一下。
若是问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哪一件，那么不用说，莫过于是起用摇篮这件事了——至今我还在后悔。
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以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了，可以像一个只猫似的趴在床头上翻阅那些我四处收罗来的医学书，既然医生不能给我的病下一个确诊，那么我就只好自力更生了。我要自己给自己讨个说法。这么多年来，我读书写字都是趴在床上，而不是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习惯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在写字台写过字，因为家里没有，早年是家里穷，买不起，现在倒是买得起了，可是坐在那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们通常把它叫作大脑的那个玩艺儿，一到这时候就是一片空白。我把我的这种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结果，一位大学教授读到了，给编辑来电话，偏要捐献给我一张书桌不可，希望我能够成材。
截止到目前为止，也没一个人来探视我，原因是我让西西封锁了消息，免得人家提溜着水果来看我，我连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都说不上来，尴尬。
戴帽子的狼
曾几何时，我一下子变成了这样的人：锅着腰，塌着背，走道都怕踩死蚂蚁，一切的行为准则是温良恭俭让。是的，我是变了。以前，越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偏做什么，家长不让我蹬梯爬高，我偏喜欢去三楼的楼顶去喂鸽子，老师不让跳教室的窗户，整天夏天我就没从教室正门出入过……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医书，企图从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医案中，找出一两位跟我相同或类似的同党，自小到大，我还从未这么用功过，否则我早当上班干部了，起码也弄个语文课代表干干。遗憾的是，常常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比如，附近有家川菜馆一到中午就来送餐，那是西西出差之前特意吩咐的，再比如，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定时要来出诊……
据说那是个著名得不能再著名了的老中医，找他就诊的都是著名得不能再更著名了的大人物，伯爵求了他好几次，他才肯来，而且每次都要车接车送。这还不算什么，过分的是把他从府邸接出来，他并不是直接到我这里，而是要先去著名物理学家或著名播音员家，轮流给他们做例行的体检，然后才来光顾我。
先吃一副中药吧，保管你一个疗程就能见效，他第一天来时，仅给我把了把脉，就信心十足地说，这让西西和伯爵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开的药方，我仔细地研究过，无非是人参、鹿茸、冬虫和夏草之类，服下去，不但没什么效果，反而一到夜里，就喘不上来气。西西问老中医，这是怎么回事呀？老中医摆摆手说，没什么要紧，放心吧。老中医到我这，从不落坐，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后来伯爵告诉我，老中医每次从我这走，都要赶着到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那里去，去那打桥牌。
我说过，我一到夜里就喘不上气来，有强烈的窒息感，仿佛有谁使劲地掐着我的脖子，想置我于死地。西西只好把所有的业务都交给摇篮去做，她陪着我，我一犯病，就送我往医院跑。只要到了医院，我所有的不适立刻迎刃而解，又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医生往往只给我一粒丹参滴丸就把我打发了。
回来，西西嗔怪地对我说：你看，你没什么大问题吧，都是你的精神作用。
我就讨好地冲她笑一笑，以此表示歉意，要是她不太困的话，我还会给她讲一些我小时侯的故事：我们乡下是个干旱的地方，唯一的水资源是一条浑浊的小河，土生土长的土著还好，已经适应了，而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先是因水土不服导致的上吐下泻，而后是黄疸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肝炎。奶奶吓坏了，赶紧给父亲拍了电报，叫父亲接我到城里去瞧病。我记得，父亲接我走的那天，下着小雨。父亲一直背着我走，走半道上，我要撒尿，父亲便把我放下来，他当看到我撒的尿比血都红，竟禁不住哭了起来，我用袄袖子给他擦眼泪，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件稀罕事，一只狼夹着尾巴从我们跟前跑过去，乡下荒僻，遇见狼很是寻常，不寻常的是那只狼居然戴着一顶帽子，而且是一顶老式的毡帽……
讲到这，我以为西西会笑，结果没有，再看她，她早呼呼睡去了。看来，天天这么折腾，她真是累坏了，累得连睡衣都没来得及穿。她有很多件睡衣，每件睡衣上都装饰着迪士尼的米老鼠图案，这一点跟堇子又不一样，堇子的睡衣都是白色的，一尘不染的那种。
我吻了她的脖子一下，也睡了，明天还有好几本医书等着我去啃呢，都是精装本，跟他妈的板砖一样厚，砸脑袋上能砸出个包来。
你到底找出自己的病因没有，现在？那天，昆虫带她的表妹来看我，我把自己的最新动态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昆虫倒没说什么，她表妹对我的惰性的保守疗法却颇不以为然。这一点，我从她鄙夷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
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一点点就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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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昆虫的表妹在说话以前总习惯性地用舌头去舔她带着牙箍的牙。
求之不得，你讲吧，我说。我注意到她带了个白金的订婚戒指。
要是你对自己负责任的话，就该对疾病更积极些，不能躲在房间里饱受煎熬，她说。
你的意思是……我两手抱着膝头，问了一句。透过窗上的透明纱帘，我注视着她的时候，竟产生了一种幻觉似的东西，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我要是你，我就去住院治疗，她说。
昆虫拦住她，可能他觉得她太冒昧了吧。这时候，西西回来了，她去超市采购去了，昨天我说我想吃桃子和圣代冰淇淋，她竟一下子买来那么多，多得足够十个人吃半个月的，冰箱都快被撑破了。
临走，昆虫的表妹指着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孩子跟家长上街，不小心摔倒了，要是家长又亲又抱，小孩子肯定就委屈地哭起来，相反，家长要是装作看不见，照旧往前走，小孩子也就自己爬起来，掸掉身上的尘土，追上家长——你现在就是那个小孩子。
假面人物
昆虫虽然年纪大了，但仍不失为一个美男子，他起码要比我大了两小时七分零五十三秒。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好朋友了，几乎形影不离，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小学校，就是在中学的操场边的香椿树上掏马蜂窝被蜇，也是被同一家马蜂蛰的。
我病了，而且病得莫名其妙，这么重要的八卦新闻，我要是不告诉他，他非疯了不可。所以，得赶紧告诉他。所以，他才匆匆赶来，还带来了他的表妹。他说他的表妹是最近从西南航空公司调到这边来的，随意出来转转。
大概她表妹的建议，也是随意说的吧，奇怪的是，却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不否定她滴溜溜转的深潭一般的眼珠和偏着头注意倾听的样子，以及她角度鲜明易于速写的侧影和柔软而伸展自如的后背，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大夫，您看是不是该把我的药方适当地做一些调整啊？那天，老中医再次来出诊的时候，我婉转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为什么要调整？老中医反问道。这时候我才发现老中医居然还长了一对酒窝。
记得，您说过只要吃您的中药，保管一个疗程就见效，可是现在已经吃了三个疗程了……我的问号不是体现在腔调上，而是表现在眼睛里。
你怎么可以肯定我的中药没有效用呢？老中医面无表情地说，那张脸，怎么看怎么像一块花岗岩，而且是尚未打磨的那种。
是那张花岗岩面孔促使我横下了一条心，马上去住院，马上，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于是，我在一个酸溜溜的夏天，搬进了一家有悠久历史的医院。据说，医院还是早年传教士创办的呢，湖畔的那些岸柳就是明证，它们最少也有一百岁了。
西西特意给我找了个清静的病房，两张床，酷似小旅馆里常见的那种双人间，有电视，也有电话。她把它整个包了下来。我躺下，又往嘴里吞了些速效救心丸，才可以深呼吸。
这里还住得惯吗？一个年龄跟我相仿的女人走进来，温柔地微笑着问道。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护士长。后来我也才知道她对我的那种温柔的微笑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还成，比我以前住过的病房好多了，我说。这里真不错，我甚至可以用惬意来形容它，特别是那股子浓烈的来苏水味，给我一种安全感，叫我心里踏实。
你以前也住过院吗？得的是什么病？住得是哪一家医院？一谈到病，一谈到医院，护士长立马就条件反射似地变成南丁？格尔的完美翻版了。
哦，就在前不久，我们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的观察室呆过一阵子……西西嫣然笑着解释道。
不是，不是那次，是我小时候——我小时侯在乡下得了急性肝炎，被父亲背到这个城市的医院里，可是所有的医院都拒绝接收，因为我的病太重了，肝大已经过肚脐了。长话短说吧，最后还是我父亲的上司赶到了医院，拍着胸脯说你们尽管死马当着活马医吧，救过来，算你们医术高明；救不过来，就只怪这孩子命薄。我父亲的上司是这个城市的当权派之一，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