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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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 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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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春宇名应元,时为大同巡抚,大致和居正关系不深,因此居正对他底话有些闪铄。王之诰、徐阶、李春芳和居正关系较深,这几封信,值得仔细寻味。尤其王之诰是居正底亲家,所以说话更切实。
  从居正以上,高拱、徐阶、严嵩、夏言,凡是当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有的被杀,有的儿子被杀;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杀的危险。这一个传统太危险了,时时给居正以威胁。万历五年,居正没有去位,实际也不免有些惧祸的意思。他说:“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知道这一个时期实际政治情形的人,一定明白居正不是乱说。从五年到八年,居正底政治地位更加巩固,然而居正底危险也更加扩大。一切的危险都发生在神宗身上。
  明朝的政治情形,有一点和前后不同的地方,便是没有摄政的制度。英宗九岁即位,世宗十六岁即位,神宗十岁即位,嘉宗十六岁即位,都没有摄政或是太后垂帘听政的传统。在这一群皇帝中间,世宗最能干,即位不久,大权随即到手,嘉宗是一个白痴,大权始终旁落:英宗、神宗即位时的年龄更小,当然谈不到亲政,英宗初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和神宗初期的高拱、张居正,名为内阁大学士,其实是摄政大臣,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三杨始终维持一个合作的局面。高拱、张居正当穆宗在位的时候,在最后的阶段里,已经不能并存,神宗即位以后,居正利用政治机会,撇开高拱,成为实际的独裁者,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以后居正逐渐巩固既得的政权,内而内阁、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居正推荐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给事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听居正底指挥。在神宗尚幼的时候,这个正和《古文尚书·伊训篇》所说的“百官总已以听冢宰”,《伪孔传》“伊尹刮百官,以三公摄冢宰”相合。但是现在神宗年已十八,久已超过应当亲政的时期。居正当国,便等于神宗失位,成为不能并立的形势。在这一个情态之下,居正头脑糊涂一点,便可以做王莽;气魄大一点,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个提倡忠孝的环境之下,也不容许王莽、曹操的产生。居正以忠孝自负,而忠孝自负的主张,又和专权当国的现实,不能融洽,心理遂陷于极端的矛盾状态。
  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路线。以威福奉还主上,也许神宗不至于不容自己优游林下吧!他甚至说不敢决计从此一去不返,只要稍许休息,日后在必要的时机,仍然“朝闻命而夕就道,效死疆場,亦所弗避”。(见《再乞休致疏》)这是委婉的说法,只想神宗给他一个脱身的机会。居正不是没有机权的人,但是这一次的乞休,确是出于至诚。摄政的皇帝做过八、九年,明代开国以来,四个在位的皇帝,时期都没有这样长,居正还不应当满足吗?对内对外,整个的国家上了轨道,自己去位以后,内阁里面张四维、申时行,都是自己引进的人,谅意不至于反噬。江陵的家产虽然不大,但是总算富厚了,那里有五十几岁的老妻,有儿子,还有最近新添的三、四个孙子,门庭以内,充满快乐的空气,为什么不回去?居正又曾说过:“不谷比者抗疏乞归,‘群情惊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决去于宅忧之时,而乃乞骸于即吉之后,此岂寻常大臣所为进、退者耶?顾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无知我者。兹承华翰,深获我心,但奖借过情,深用为愧耳。”(书牍十二《答宪长徐中台》)徐中台怎样“深获我心”,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从居正和他的关系而论,中台还够不上深谈,居正之言,只是一种机权。假如我们记得居正宅忧之时,神宗年十五岁;乞骸之时,神宗年十八岁:那么我们不难深获居正底用心。
  一切都看在那个小农之女底目光里。是因为她从民间出身,接近大地,所以赋有特殊的智慧,惊人的常识吗?我们不敢说。但是她能了解居正,她对神宗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这是一位随时督责,随时罚跪的母亲,连外祖父武清侯李伟都畏惧她,有一次外祖父做错事,圣母把他召进宫内,切实训戒,(见《明史》卷三〇〇《外戚传》)何况自己?”神宗又在沉思了。龙笺手敕提到圣母慈谕,实际是把居正摄政的时期,再延长十二年;也就是神宗底失位,再延长十二年。神宗说过:“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这九个字,值得仔细玩味。在虚君政治制度没有确实成立以前,这一种办法,必然会造成皇帝和首辅的决斗。残忍的女人啊!一位毛妃,造成居正和辽王宪【火节】的决斗;一位李太后,造成居正和神宗的决斗。这才是人生的不幸。居正自言“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又言“付嘱愈重,早夜兢兢,诚不知死所矣”。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他现在竟没有自全之策。‘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尽头竿究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位。
  就在八年三月,居正得到一件大喜的事,他底第三子懋修中了殿试第一人。这一次主考是内阁申时行、侍郎余有丁。在当时的情状下,首辅底儿子当然会高中的,何况懋修在兄弟中,才具较高呢?主考阅卷,拟定懋修第三,进呈御览。神宗看过以后,改为第一。这一科,居正长子敬修也成进士。居正六子: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进士,第四子简修,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
  八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奏报讨平八寨。两广的吏治,向来是一个问题:吏治不清,地方不安,人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暴动,成为相应而来的事实。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来是僮人群居的场所。隆庆年间,殷正茂进兵古田的时候,八寨先降,于是并龙哈、咘咳为十寨,立长官司。万历六年,曾经有一次动乱,两广总督凌云翼随即进兵。云翼去职以后,尧诲继任,八寨又来一次动乱。居正和尧诲讨论过几次:广右议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属本兵从其请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
  八寨之征,在两镇似不容已,本兵已复从其请。(同卷《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这都是万历七年的事。第二年八寨敉平,居正谈到两广的情况。
  八寨兵已奏捷,谅此时竣事矣。武弁游民,私买贼级,乃广中沈锢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则功赏皆实。但先年有旨,凡大举征剿,皆宪臣亲临纪功,今不知纪功是何司、道官。纪功得人,积弊乃可革也。黄总戎颇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负气。将官负气,正可驾驭而用之,固愈于颓靡、懦熟,剥削以事结纳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谕戒谕之。(书牍十二《答刘凝斋》)
  八年二月,河工勘报完成,潘季驯升工部尚书兼副都御史;这是一个崇衔,其实用不到管事。明朝有添注官,在实缺官以外,临时添设,本来是一种酬劳的意义。但是季驯在河工已久,委实需要休息了,居正想起前任两广总督凌云翼,现任南京兵部尚书,只是一个闲曹,决定派云翼总督漕运,以为代潘的地步,同时再调潘代凌,成为潘、凌对调。他分别和两人说起:两承翰教,领悉。比者平成奏绩,公之肤功,固不待言,然亦借督、漕同心之助,况河、漕归并,已有成命,则今之代江(漕运侍郎江一麟)者,亦即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复思之,莫如洋山(云翼)公为宜。此公虚豁洞达,昔在广中,仆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动有成功,则今日必能因袭旧画,以终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权重,足以镇压,二善也。留京参赞(南京兵部尚书兼参赞南京军务)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则在事诸臣,谁不奋厉?三善也。南中道近,闻命即行,不烦候代,则漕事不致妨废,且得数月与公周旋,同心计处,何事不办,四善也。公即旦夕回京,亦不过添注管事,骈枝闰位,何所用之?不如即代洋山,是身不离南中,可以镇异议,属人心,此中八座虚席,一转移间,又无妨于他日之柄用,于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虑之已熟,故违部议而请上行之。恐公不达鄙意,敢布腹心。(书牍十二《答河道潘印川》)
  向承教,粤中经理,不辞再劳,具见公忘身徇国,不胜敬仰。后思彼中事体,近已略定,好议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敛戢,而不敢复兴事端,今若无故易置,反觉多事;且瘴病之乡,亦不忍再烦也。河、漕虚席,因忆公鸿猷伟略,优游留省,无以骋才,而河、漕重任,比之东粤,尤为紧要,先朝尝特遣重臣经理;且二三年间,仆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须素有威望者继之,庶可以行仆之意而终潘之功。博求中外,无如公者,故暂借经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虚,一转移间,其事又甚易也。恐公不达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于左右,故略布区区,万望鉴谅。(同卷《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居正在政治方面的成绩,逐日进展,但是对于居正不满的呼声,仍然不断。八年三月,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匡时五要,请广取士之额,宽驿传之禁,省大辟,缓催科;最后提出言路当开。他说:近者台谏习为脂韦以希世取宠,事关军国,卷舌无声,徒摭不急之务,姑塞言责,延及数年,居然高踞卿、贰,夸耀士林矣。然此诸人岂尽奊诟无节,忍负陛下哉?亦有所惩而不敢尔!如往岁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建言远窜,至今与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自顾恤。宁自同于寒蝉也。宜特发德音,放还诸人,使天下晓然知圣天子无恶直言之意,则士皆慕意输诚,效忠于陛下矣。
  世卿此疏直指居正,当然引起居正底激怒。因此吏部尚书王国光改世卿为楚府右长史。明代王府官不易升调,一入王府,实际成为禁锢,世卿这一次调任,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处分。
  八年八月间,刑部侍郎刘一儒致书居正,讨论时政。一儒,夷陵人,是居正底亲家,居正底女儿嫁给一儒之子戡之。在新妇进门的时候,一儒看到妆奁中的珠玉锦段,盈箱满筐,连忙吩咐另行封锁,一概不许动。一儒当然有他底计算,儿妇谈不到反对。居正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不断亢进,一儒和他说:窃闻论治功者贵精明,论治体者尚浑厚。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矣。愚所过虑者,政严则苛,法密则扰,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昔皋陶以宽简赞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沦洽当代,矩矱后世,愿明公法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假如居正接受一儒底忠告,定然可以收回大部分的人心,但是居正接受这个忠告,便不是居正了。万历初年的政局,终于留下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朝廷大政,一切有居正负责,十八岁的神宗,闲得没有事做,四书五经无须再读了,他便慢慢地寻求消遣的方法。皇上所住的是乾清宫,宫里的内监大、小不等,管事的称为牌子太监。乾清宫牌子太监孙海、客用,既然负责伺候皇上,他们便逐渐引导神宗寻求娱乐。有时皇上带同太监们,短衣窄袖,一同出宫,值游竟日。怕什么?手上带的是刀杖,根本不怕什么意外。一次神宗到西城,正在喝过酒以后,醉眼蒙胧地吩咐小内监唱曲子。也许是小内监撒娇吧,偏不肯唱。这是欺君之罪,还了得!皇上有的是刀子,哗喇一声,刀子出鞘,吓得小内监直抖,旁边的人求情,经过使劲鞭挞以后,这才平了神宗之怒,但是到底还把小内监底头发割下,实行割发代首的故事。真有趣,整个的人生都戏剧化了。神宗仍在兵杖簇拥的中间,带醉回到乾清宫。
  神宗酒醒以后,冯保久已奏明慈圣太后了。慈宁宫的太监正在催促神宗前去。没奈何,去罢!慈圣太后看见神宗,喝声跪下。神宗长跪在那里,听圣母底训导。慈圣太后把神宗底过失,一五一十地数说一番。神宗无从辩护,眼泪簌簌地落下,最后他只有请求慈圣太后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慈圣这才吩咐神宗检出一本书来。重行长跪以后,皇帝打开书本一看,正是《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他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眼泪从眼眶里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令取《霍光传》入览事,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现在的霍光是张居正。但是居正恳请慈圣太后准予神宗改过,他提出这只是一时的糊涂,究竟和昌邑王不同。慈圣太后意转以后,才吩咐居正代神宗下罪己手诏,一份给太监们,一份给内阁。罪己的语句,着实委屈神宗,但是不是这样,挽回不了圣母底盛怒。居正竟写下了。(令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事,见《明纪》卷四十。《明史·冯保传》作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
  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无所不为,著降作小火者,发去孝陵种菜。尔等司礼监,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禄,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今后但有奸邪的小人,尔等司礼监并管事牌子,一同举名来奏,该衙门知道。(见奏疏九《请处治邪佞内臣疏》)
  昨朕有御笔帖子,先生看来未曾?孙海、客用,朕越思越恼,朕今又降做小火者,发去南京孝陵种菜。先生等既为辅臣,辅弼朕躬,宗庙社稷,所系非轻,焉忍坐视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等也为尧舜之臣。朕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朕悔过,迸去奸邪,先生等各要尽心辅朕。(见同卷《请汰近习疏》)
  居正和冯保商议以后,觉得孙海、客用处分嫌轻,立即上疏再求加重,充做净军,神宗当然照准。其次冯保提出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应得之罪,其他内监一概责令自陈,切实整顿。这次居正上疏,在神宗和居正的关系上,留下重大的影响:臣等恭诵纶音,不胜钦仰,不胜惶愧。仰惟皇上天挺圣资,幼而聪颖,自临御以来,讲学勤政,圣德日新,臣等每自庆幸,以为亲逢尧舜之主,庶几复见唐虞之治矣。乃数月之间,仰窥圣意所向,稍不如前,微闻宫中起居,颇失常度,臣等心切忧惶,但身隔外廷,不知内事,即有所闻,未敢轻信,而朝廷庶政,未见有阙,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讲,亦曾举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并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两章书,请皇上加意省览,盖亦阴寓讽谏之意。又数日前,曾问文书官云:“臣闻皇上夜间游行,左右近习皆持短棍兵器,此何为者?”乃文书官回说:“并无此事。”臣等亦遂以所闻为妄,不敢复言。连日因睹御笔帖子,处治孙海、客用两人,因而询访,始知此两人者,每日引诱皇上燕闲,游宴别宫,释去法服,身著窄袖小衣,长街走马,挟持刀仗,又数进奇巧戏玩之物,蛊惑上心,希图宠幸。臣等连日寝食不宁,神爽飞越,可借天生圣主,被这几个奸佞小人,引诱蛊惑,一至于此,拟俟日讲时,面奏谏劝,以尽愚忠;乃蒙圣母谆谆教戒,皇上幡然改悔,迸去奸邪,引咎自责,又宣谕臣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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