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产生的国会决议带来了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越战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就长期而言，约翰逊政府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总是援引这项决议来证明其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符合宪法规定。
国会承认这项决议赋予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巨大权力，但不认为总统有权宣战，不认为这项权力可像过去一样用来大幅度扩充驻越美军数量——从一万六千名军事顾问增至五十五万战斗部队。如果没有这项决议，在以后几年中，宣战和动用大量战斗部队也许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把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的九天视为“二十五年战争”中争论最大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并不奇怪。
三十年来，围绕下述问题，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在东京湾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如何向国会和公众报告东京湾事件的；我们向国会谋求到的对事态做出反应的权力；在以后的岁月中，两位总统属下的行政机构是如何运用这项权力的等。
主要的问题以及我的回答如下：·据报告，北越巡逻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和四日分别攻击了美国驱逐舰。真的发生过这些攻击事件吗？
回答：第一次攻击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第二次攻击似有可能，但不确定。
·当时和后来，某些国会议员和公众认为约翰逊政府故意招来这些攻击行动，意在为战争的升级寻找合理的理由，并从国会谋求到扩大战争的权力。这种观点有任何根据吗？
回答：毫无根据。
·为回应北越的攻击行动，总统命令美国海军飞机袭击了北越的四个巡逻艇基地和一个油库。这次袭击有道理吗？
回答：也许有道理。
·如果东京湾的行动没有发生，这项国会决议会被提出来并获得通过吗？
回答：基本上可以肯定会有一项决议在数周内提交给国会，而且极有可能获得通过。不过，该项决议会面临更为激烈的争论，且有可能限制总统的权力。
·约翰逊政府依据东京湾决议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包括大幅度增加军队数量）是否合法？
回答：绝对不合法。虽然该决议赋予总统足够广泛的权力以支持战争的升级，但正如我所言，国会从未打算把该决议作为采取此种行动的基础，全国人民更无此愿。
东京湾的事件涉及美国的两次行动：代号34A计划和人所共知的德索托巡逻。
正如我指出的，一九六四年一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批准中央情报局支持南越反对北越的秘密行动，密码代号为34A计划。34A计划包括两类行动：第一类，由船只和飞机投送带有天线电装备的南越特工队到北越，进行破坏活动和搜集情报；第二类，由南越人或外国雇员驾驶的快速巡逻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袭击北越海岸和岛屿上的设施。中央情报局支持南越的34A行动计划，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正如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克鲁拉克将军一样。
303委员会——如此称呼是因为委员会最初是在行政楼303室开会的——审查了秘密行动的计划安排。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动均需得到303委员会的批准。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他成员有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副国防部长（赛勒斯·R·万斯，他于一九六四年初接替了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和中央情报局负责制订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
中央情报局常被批评者称为“粗野的大象”，但我认为这是个误解。在我任职于国防部的七年中（我相信也包括在此前和此后的政府中），中央情报局的所有“秘密行动”（包括间谍行动）都是得到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或他们的代表批准的。未经批准，中央情报局无权采取行动。就我所知，该局从未擅自行动过。
德索托巡逻在目的和程序上都与34A计划大不相同。巡逻行动是配备有特殊装置的美国海军舰艇全球电子侦察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舰艇在公海上收集苏联、中国、北朝鲜和北越沿海基地发射出来的无线电和雷达讯号。这些巡逻船很像在我国沿海附近的苏联拖网渔船。在必要的情况下，我方收集的情报可用于针对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中。通常由各舰队司令——这次是由太平洋舰队司令托马斯·H·穆勒上将——决定巡逻的次数和路线，并与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审核。
虽然某些人知道34A计划和德索托巡逻计划，但其批准程序是互相独立的，所以很少有高级官员同时参与两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我们当时应该同时参与。
八月东京湾事件暴发前很久，我们了解34A行动计划的许多人都认为它们实际上毫无价值可言。派往北越的大多数南越特工人员或者被俘或者被杀，海上的袭击也无关痛痒。人们有理由问：“如果事情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实行这些行动计划呢？”那是因为南越政府认为这些行动是骚扰北越以报复河内支援越共的代价较小的手段。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夜，负有34A行动使命的几艘南越巡逻艇攻击了东京湾的两个北越岛屿，据信岛上有支援向南方渗透的活动。次日清晨，执行德索托巡逻任务的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驶抵东京湾距那两个岛屿很远的地方。两天半以后，即八月二日下午三点四十分（华盛顿时间凌晨三点四十分），马多克斯号报告说有几艘快速炮艇向其驶近，几分钟后该舰受到了鱼雷和自动武器的攻击。马多克斯号上无人伤亡，也未受任何损失。马多克斯号受到攻击是无可置疑的：船员们从甲板上取出了北越炮弹的弹片，我坚持让属下把弹片送到我的办公室以证实攻击行动确曾发生；此外，北越在其官方战史中也证实，北越方面确实下令进攻过马多克斯号。
事件发生时，马多克斯号停泊于公海，距离北越海岸超过二十五英里。
八月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总统与高级顾问们开会讨论最新的报告，考虑美国该做何反应。赛勒斯·R·万斯代表我出席会议。顾问们认为有可能是北越的一个地方指挥官而非高级官员采取了袭击行动，所以总统决定不予报复。他同意向河内发出严厉的抗议照会，并增派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继续巡逻。
当时的驻南越大使马克斯威尔·泰勒反对不予报复的决定。他在八月二日深夜致国务院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如果我们对无缘无故袭击公海上的美国驱逐舰的行动不予回击，会被人视为“美国害怕与北越人直接对抗的标志”。
第二天下午三时，迪安·腊斯克和我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介绍了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二日发生的事情。我们讲到了34A行动计划、北越对德索托巡逻舰的攻击以及总统决定不予报复的原因。虽然我未能找到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但我相信我们还强调指出，我们绝对没有故意招致北越人进攻德索托巡逻舰。我们对那些参议员说，德索托巡逻行动和34A计划都将继续进行，事实上，对北越沿海的另一次34A空袭行动此时正在进行中（当时是西贡时间八月四日凌晨）。
华盛顿时间八月四日晨七时四十分（西贡时间晚七时四十分），马多克斯号发出电报说，来自一些身份不明的船只的进攻似乎已迫在眉睫。马多克斯号的情报来自国家安全局极为机密的报告，该局截获了北越的各种命令。一小时后，马多克斯号发出电报说已与三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建立了雷达接触。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泰礼德罗加号派出战斗机援助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驱逐舰。
乌云和暴风使夜色更浓，能见度极差。此后数小时内，东京湾一直处在混乱之中。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报告说遇到了二十多枚鱼雷的攻击，他们看到了鱼雷的尾流，敌舰后舱的灯光，手电筒的亮光和自动武器开火的情景，还收到了雷达和声纳波。
由于形势紧张，赛勒斯·R·万斯和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商讨应对之策。我们都认为，如果报告属实，那就绝对有必要对第二次无缘无故地攻击予以还击。虽然我们没有接受马克斯威尔·泰勒提出的对八月二日的攻击进行报复的建议，但我们认为，对停泊在公海的美国舰艇第二次无缘无故的攻击确实发生了，所以我们很快制定了动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轰炸北越的四个巡逻艇基地和为基地供油的两个油库的计划。
上午十一时四十分，我与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以及参谋长们开会研究我们的方案。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继续讨论，午饭时又与总统、赛勒斯·R·万斯和约翰·A·麦科恩进行了讨论。
北越人对公海上的美国驱逐舰的攻击似乎很不合常理（他们这样做将使冲突升级），所以我们讨论了河内的动机。有些人认为34A行动是导致北越袭击我方舰艇的一个原因，但其他人认为34A行动效果极差，觉得这种解释难以成立。无论如何，总统认为如果第二次攻击能得到证实，即应予以迅速而有力的回击。
问题在于：第二次攻击真的发生了吗？
正如我所说的，攻击发生之时该地区的能见度极其有限，另外，第二次攻击的报告大部分是依据声纳做出的，而声纳常常是不可靠的，所以，是否真的发生了攻击，殊难确定。我因而多方努力以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按我的要求，空军中将戴维·A·伯基纳尔在火奴鲁鲁数次召见小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了解详情。
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二十七分，在马多克斯号上的德索托巡逻计划指挥官约翰·J·赫里克舰长向火奴鲁鲁和华盛顿发出了下述电讯：经检查发现，原来报告的许多接触和鱼雷攻击行动值得怀疑。反常的天气对雷达有影响，许多报告，可能是情绪激动的海军声纳兵做出的，马多克斯号上没有真正看到遭受攻击的迹象。建议在进一步采取行动前进行全面评估。
四十一分钟后，小格兰特·夏普打电话告诉戴维·A·伯基纳尔，尽管约翰·J·赫里克来了电报，但他本人“绝不怀疑”发生了第二次攻击。约翰·J·赫里克舰长在华盛顿时间下午两时四十八分发来另一份电报：“已确定真的发生过伏击。”
我亲自打了几个电话以便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由于事实真相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仍有争议，所以我想详细介绍一下我的几次对话（当时作了记录）。下午四时零八分，我通过专线电话问小格兰特·夏普将军：“最新消息是什么？”
小格兰特·夏普说：“先生，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表明确有其事……（敌方的）鱼雷快艇显然有伏击的企图。”他说：“最初确有伏击企图。”然而他也提到了“反常的雷达波”和操纵声纳的“年轻人”——他们“倾向于把任何噪音说成是鱼雷，所以，鱼雷肯定没有以前报告的那么多”。小格兰特·夏普说，特纳·乔伊号声称有三艘鱼雷快艇相撞，一艘沉没，马多克斯号则声称有一艘或两艘快艇沉没。
“难道没有任何无进攻行动的可能性吗？”我问小格兰特·夏普。他回答：“没有，我得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说：“在确定发生的事情之前，我们显然不想这么做（采取报复性的袭击行动）。
小格兰特·夏普表示同意，说他能在数小时内得到更多的情报。
下午四时四十七分，赛勒斯·R·万斯和我与参谋长们开会审核有关第二次攻击的证据。下述五项事实使我们相信确实有过攻击行动：敌方的自动武器开火时，特纳·乔伊号驱逐舰被照亮了；一艘驱逐舰看到了鱼雷艇尾座的灯光；高射炮曾向飞临该地区上空的两架美国飞机开炮射击；我们截获并破译的北越电报显示确有两艘鱼雷快艇沉没；小格兰特·夏普上将认定发生过攻击行动。下午五时二十三分，小格兰特·夏普打电话告诉戴维·A·伯基纳尔，毫无疑问发生过对驱逐舰的攻击行动。
下午六时十五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开会。我介绍了支持我们的结论的有关证据，提出了我方的应对之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同意采取行动，总统授权动用我们的海军航空兵。
晚上六时四十五分，总统、迪安·腊斯克、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任主席厄尔·G·“巴斯”·惠勒将军和我会见了国会领导人，向他们介绍那天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回击计划。在解释我们回击的理由时，迪安·腊斯克告诉国会领导人，北越已经做出了进攻公海上的我方船只的重大决定，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行动视为偶发事件，我们必须在东南亚显示美国的决心，我们有限度的反应将表明我们不想与北越开战。总统对国会领导人说他打算向国会提交一项决议，要求国会支持美国在必要时在东南亚采取战斗行动。数位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将支持这项要求。
晚上七时二十二分，泰孔德罗加号航空母舰收到了总统的空袭命令，数分钟后，第二艘航空母舰康斯特莱申号也收到了电令。华盛顿时间晚上十时四十三分，第一批飞机从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美国海军飞机对四个巡逻艇基地和一个油库总共进行了六十四架次空袭。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攻击，虽然有限度，但很适当，是对一次（或者两次）进攻美国船只事件的回击。
没过多久，关于事件本身就引起了争论。八月六日，几位参议员对我们关于事情经过的报告产生了争执。争论没有得到解决。几年后（一九六八年二月），参议院特别举行听证会以检验证据是否确凿，听证会也对政府的报告提出了质疑。
一九七二年，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认为，截获的北越电报实际上指的是八月二日的行动，而我方却把它当成了八月四日的进攻令，一九六四年中央情报局负责情报的副局长雷·S·克莱因在一九八四年会见笔者时也持这种观点。一九六四年在泰孔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担任飞行员的詹姆斯·B·斯托克代尔——他在河内的一所监狱被关了八年，后来获得了国会颁发的荣誉勋章——说，他记得八月四日他飞临两艘驱逐舰上空时没有看到任何北越的炮艇，他认为那天未发生攻击事件。
这方面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上午九时，迪安·腊斯克、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来到参议院核心会议室，坐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面前介绍八月二日和四日在东京湾发生的事件，并声援提交参众两院的国会联合决议。
迪安·腊斯克的发言是做了准备的，他一开始即强调：“促成这项决议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八月二日和八月四日北越对我国在东京湾公海上的海军舰艇发动了攻击。”他继续说，“目前的攻击……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共产党竭力征服南越……并最终征服和统治东南亚其它自由国家的一个步骤。”我接着详细介绍了两次攻击的详情，厄尔·G·“巴斯”·惠勒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赞成美国采取报复行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采取行动是适当的。
委员们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在东京湾发生了什么事？
该决议将赋予总统在该地区动用军队的权力吗？
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对我们关于东京湾事件的描述、我们的军事回应计划以及决议本身都提出了严重质疑：我坚决反对采取此项行动，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项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