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关于美国军事行动方面，我报告中的典型说法则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在反对国家被颠覆、入侵、暗中破坏等致命威胁上，南越人所采取的行动已开始起到作用了……结合他们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要求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来看，我认为，这将会改善当前的形势。
但是，要预测最终的结局，目前还为时过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正在开始起到作用。在那些受伤最严重的地区——在人民中建立了政府，南越人已开始向越共发动了攻势，镇压那里的叛乱……南越的军事部队正以更大的规模，更为频繁地向越共发动攻击……现有的迹象令人鼓舞，我们目前期望的是，继续维持这一事态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我认为，如果说时局已经扭转，或预言最终的结果，似乎仍然为时过早。但是，这一年中，进展则是极为惊人的……我们收到许多关于进展的报告，这的确令人欣喜。无论是按照南越部队与共产党入侵者伤亡人数的比例来看，或是根据其它的方法来衡量，进展都是极为明显的。
为什么对于南越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价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而通过反思却发现，那些关于军事进展的看法是过于乐观的呢？
我们的军事将领们在夏威夷和南越会议上的汇报，将构成那些军事报告的内容。每次会议上，我都要会见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罗·D·哈金斯上将。他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能言善辩，无论其外貌还是其口才，都与将军的身份极为一致。他是博学多才的马克斯威尔·泰勒的高足，尽管，他还不具有其导师的渊博学识，但却极为坦诚，具有极强的说服能力。
保罗·D·哈金斯上将和他的同伴们在报告中指出，南越的军队已经阻止了越共的进攻，并收复了农村的失地。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罗·D·哈金斯在火奴鲁鲁告诉我，“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赢家的一方，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将会看到，越共的行动逐渐走向低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绝不会相信，他和其他军官会故意误导我的思路，这与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况且，我还可从其它渠道获得信息，并可用来与军队将领的说法进行核实——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媒介机构，这里只列举三者。
导致他们过于乐观的原因来自于其它的方面。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们当时从南越人那里得到的情报是极不准确的。
南越人总是按照美国人希望听到的消息来进行汇报。就像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后来写道的那样：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大使馆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涉及……其中越共在几个省的活动情孔，以及SVN（南越）政府和越共军力的对比情况，都严重失实。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将严重失实的情报，提供给了那些下层的校级军官们……这些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制造数据”，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种程度而言，美国的司令官们也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思维之中。而且，他们——就像我一样——对这场冲突的性质也缺乏真正的认识。他们主要将其视为一场军事斗争，而事实上，这场冲突具有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
我总是急迫地要求我们的司令官们对进展——或无进展——做出估价。监测进展——我仍然认为，这是实现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越南则几乎完全失控了。将军们和我对于这一失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场没有战线的战争中，对结果的评价方法也不好掌握。军事人员们试图利用数量的方法来检测进展，诸如，敌军伤亡的人数（对尸体的清点，令人极为反感）、缴获武器的数量、俘虏的人数、飞机出动的架次等等。后来，我察觉到，这些方法中有许多并不合适，正在导致重大的失误。于是，在一些公开发表的评论中，对于军队中关于战局进展的乐观情绪，我有意识地泼了些凉水，然而，收效则是极为有限的。
到一九六二年中期时，肯尼迪政府对于越南问题的目标已十分明确，经常性的说法是：训练南越人来保卫他们自己。
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就美国训练援助的最后截止期限做出安排。我是这样来考虑此问题的：训练将达到预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将得以进行——或者，训练未获得成功，这需花费一定的时间来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计划也将需要进行调整。
未雨绸缪，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火奴鲁鲁我就问保罗·D·哈金斯上将，他认为彻底消灭越共的军事力量需要多长的时间。他的估计大致是这样的：在南越的军事力量和保安部队能够被充分调动，并在各个地区开始向越共发动决定性的行动，这种局面出现后大致需要一年。
综合了许多人的估价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分期撤离美国顾问的长期计划，其根据是，假设制服越共将需要三年时间，而到那时，我们在南越的顾问人数将会达到近一万六千名。
次年春天，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我问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在削减顾问的人数上，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回答说，如果继续取得进展，到夏天时，越共能够被从某些特殊地区清除干净的话，那么，削减一千人就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火奴鲁鲁再次见到保罗·D·哈金斯上将时，他对我说，我们在战争中仍然取得了进展。因此，我要求军队做出一个分期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在年底时，开始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
大约与此同时，一场宗教与政治危机席卷了南越。佛教僧侣对吴庭艳政权控制宗教自由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并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而吴庭艳的保安部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这一野蛮的举动招致了更为广泛的抗议活动，一些佛教的忠实信徒们甚至不惜自戕生命，采用了极其恐怖的抗议手段。我和华盛顿的其他人士均对此深感震惊，吴庭艳的统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八月底，形势仍然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按我的要求交上了撤离人员的计划。他们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危机尚未平息之前，美国的军事人员是不应该撤离的。他们建议，在十月底之前，不应就撤离计划的实施做出决定。
推迟实施该项计划的希望，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的重大分歧，他们就这一问题的看法分成了两派。在我们的使命上，双方并无分歧，均认为是，训练南越人以使其能保卫自己。但是，其中的一方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呆在南越，直到他们确实具备了这一能力，而不管这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另一方则认为，我们的训练应有一个既定的期限，期限到达后，即应撤离。倘若直到那时，南越人尚不懂得如何保卫他们自己，那么，将意味着他们是无法被训练的。这些分歧尚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直潜在地存在着，也从未被充分地讨论或解决。对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总统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来说，这些分歧将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作用。
第三章 一九六三年的寒秋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整个夏天，佛教僧侣与南越政府之间的对抗一直处于暗中积蓄的状态中，八月二十一日，政府突然采取镇压行动。在吴庭艳的批准之下，吴庭儒命令一支精锐的部队于凌晨时分袭击了佛教的寺院。他们击碎了阻挡他们前进的大门，殴打那些企图抵抗的和尚们，并将数百人关进了监牢。
吴庭艳曾亲口向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会再对佛教人士采取新的镇压行动了，然而，他却并没有信守诺言。与这种背信弃义行径出现的同时，另一方面的事情也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与巴黎的戴高乐总统有关。在初夏之时，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吴庭艳通过其兄弟吴庭儒已与河内进行了秘密的接触。戴高乐也从他在北越和南越的情报人员那里获悉了同一消息，他热衷于法国对印度支那地区再度发生影响，并认为，此时正是一个绝妙的良机。他迅速发出了呼吁，希望越南再度统一和实现中立。我们还无法证实这些谣传的真实性，但很想搞清楚，吴庭艳是否想利用此点来要挟美国，以减轻因为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我们对他所施加的压力。
吴庭艳已不会再有机会上演袭击寺院之类的惨剧了。正是在这一周，我们对于越南问题上的所有决策者——约翰·F·肯尼迪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A·麦科恩和我——统统同时离开了华盛顿，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总统正在海恩尼斯港口，而我和玛格丽特也在怀俄明州的特顿地区，进行一次短暂但又必不可少的度假。尽管，我们的住地是有电话的，但是，由于离开的时间较长，就像我平日离开华盛顿时那样，我授权我的副部长来处理一切事务。
八月二十四日，有关暴力行为的情报潮水般地向华盛顿涌来，几位留守在华盛顿的军官认为，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利用它来打击吴庭艳的统治。当天，美国已开始部署一次军事政变，我认为，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执政期间，这是关于越南问题的重大决定之一。小罗杰·希尔斯曼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他接替了W·埃夫里尔·哈里曼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小罗杰·希尔斯曼精明能干、勤于钻研、颇为健谈，是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了游击战争，并在后来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和吴庭艳在一起，我们是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的，故必须除掉他。
小罗杰·希尔斯曼给我们驻西贡的新任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起草了一份电报，这正是行动的开始。电文从一开始即对吴庭儒的行为进行的严厉的谴责：显而易见，无论是军队建议实行军事管制，还是吴庭儒欺骗他们进行了这次行动，吴庭儒都是利用他的强权去砸碎了那些庙宇……吴庭儒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一个统治者的位置上，这一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美国政府绝不能容忍权力落入吴庭儒的手中，吴庭艳必须要表明，他与吴庭儒集团没有联系，并任用合适的军政人物来取代那些人的地位。
倘若在你做出努力之后，吴庭艳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接受，那么，我们就可能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吴庭艳本身也不能被继续保留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让那些军队的要人们知道，美国已经发现，继续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支持GVN（越南政府）已无可能了，除非……立即采取有关行动（释放被捕的僧侣人士），我们认为，这是清除吴庭儒影响的必要措施。我们希望能给予吴庭艳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撤换吴庭儒及其同党，如果他执意不从，那么，我们将接受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我们对吴庭艳的支持已到此为止了。你也可以适当地选择一些军界的首脑，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政府崩溃期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直接的支持。
……与上述的行动相一致，大使和工作人员应紧急行动起来，选择各种可以替换的领袖人物，并对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撤换吴庭艳的手段和方法，拟定详细的方案。
小罗杰·希尔斯曼完成电文之后，八月二十四日，W·埃夫里尔·哈里曼批准了这一电报，他新近升任了副国务卿，主管政治事务。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立即向在海恩尼斯港口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发去了电报，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长的儿子，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文中说道，“（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和国防部正在传阅该文件……我们想知道，是否您会……阻止这一行动。”
电文的支持者们决心在当天将电报发往西贡。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找到了乔治·鲍尔，并要求他给在科德角的总统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总统回答说，如果他的高级顾问们意见一致的话，他将同意发出这份电报。乔治·鲍尔立即给在纽约的迪安·腊斯克打电话，并告诉他，总统已经表示了赞同。尽管对此事并不十分热心，但迪安·腊斯克还是批准了这一行动。与此同时，W·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寻求中央情报局的意见。由于约翰·A·麦科恩不在，他与主管该问题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进行了交谈，尽管，其并不表示乐观，但也像迪安·腊斯克一样表示了同意，因为总统已经同意这样做了。
同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也打电话给在家中的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并同样向他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看到了电文，并一致同意。
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的想法与我大致相同：我们均对吴庭艳政府日益加剧的镇压行为感到担忧，但是，我们对找到一个更满意的政权来取代它仍然没有把握。我们认为，最佳的方法是，在说服吴庭艳改弦更张上进行努力。在军事上，我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顾问人员、设备和金钱，这使我们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并且，对于我们而言，南越政局的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扬言减少对他的援助，或者真正地削减对他的援助，通过一定的时间，来使他放弃那些毁灭性的行为。
尽管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批准的程序似乎已成定局，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也只好投了赞成的一票。然而，他对此举仍然十分担忧，怀疑情报的可信性，因此，在电报发往西贡的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就给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送去了一份副本。
在我见到的人中，马克斯威尔·泰勒是军界最有头脑的地缘政治学和安全事务的顾问。他们这一代军事将领从二三十年代即投身于戎马生涯——就像我前面说道的那样，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国家对军事完全忽视了，人们对军人的态度如果不是蔑视的话，至少也是漠不关心的。马克斯威尔·泰勒是一位战争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了第101空军师，并在既定进攻日的凌晨，率领该师空降到诺曼底。他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能说六或七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和朝语，并且，他已出版了两部关于军事问题的著名专著。
小罗杰·希尔斯曼的电报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电报已被批准并发出。马克斯威尔·泰勒知道，这标志着我们对越南政策上的重大变化；此外，这一做法与他原先认为正确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反的。后来他说，如果不是那些在华盛顿的反吴庭艳小集团在高层官员缺席之时，玩弄“极其恶劣的规避花招”，这一电报是绝不可能被批准的。
总统很快就对电报的发出感到后悔了。在后来的年代里，博比·肯尼迪在一次口述历史的谈话中回忆说，他的兄弟视这一决定为一项重大的失误。博比·肯尼迪解释说：“在周末的科德角，他过于迅速地做出了这项决定——他以为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务院的人们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实上，只有留守在白宫的W·埃夫里尔·哈里曼、小罗杰·希尔斯曼和迈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