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着把妇女解放事业同孙中山的遗教联系起来：
“孙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断指出，不仅我国的男人、我国的女人也必须获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还是一位社会革命家，在妇女问题上尤其是这样。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或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为所有阶级和男女两性的自由而战斗。同他一起坐在会议桌旁的总有他的女同事，现在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上，仍然有妇女继续参加……”
她接着说：
“从整个历史看来，中国认识到它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并决心自求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钟点之前的事情。……中国的母亲们发现她们的女儿们有点怪，祖母们则把这些孙女看作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但我们年轻一点的妇女感觉到，在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们的心中也许有一种模糊的对我们的妒羡心理，以及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说的赞同。”
她把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妇女同她留过学的美国的妇女进行比较，称赞后者的“责任心、严肃性和勇敢精神”，接着说：
“但是我怀疑，美国妇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国妇女运动的规模。我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同许多妇女有过亲密的接触。我看到她们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也看到她们不断鼓动实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们所要粉碎的束缚她们的锁链，比起中国妇女身上的锁链来，恐怕还没有一半粗。……我有时觉得中国妇女要得到美国妇女已经获得的自由，恐怕要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但在结束谈话时，她表达了强烈的希望。这种情绪是当时武汉——虽然危机四伏——特别是包括宋庆龄自己在内的青年一代的主调：
“但是我错了。我们妇女身上的锁链固然沉重，但在革命的强力打击下，这些锁链今天正在破碎……中国国民革命正在为自由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从而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奴役连根拔起。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一伟大的潮流之中——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我们曾一度以为我们距离目标非常遥远，但现在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不必一定要像蜗牛一样爬行……”
接着，她再一次宣扬“国民党起草的新宪法”对妇女所作的伟大保证：
“保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在新的中国，我们妇女用不着为选举权和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为平等公正的婚姻法去斗争。结婚和离婚对男人和女人都将一样。平等的公民权利、普选权和男女相同的财产权将成为我们的革命纲领的基础，就和中国在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享有绝对主权一样。……我们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这意味着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合乎道德的。”
这些话所说的也许更多地是宋庆龄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当时武汉的现实——她很快就将知道这里隐伏着的陷断。她年轻、活泼、乐观，深深感染着西方的民主理想，并且坚信这些理想将在东方的革命中实现、甚至超过。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所写的报道中也有一篇是关于“孙中山夫人为训练女宣传工作者而创办的政治学校”的。①
①据《今天的中国妇女——中国孙中山夫人访问记》，载《现代评论》（英文），加尔各答，1927年7月。文末注明出处“柏林，中国新闻局，转自史沫特莱的德文”。由于史沫特莱当时尚未来中国，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她把这篇文章从德文翻译过来。也可能是这样：访问孙夫人的原来是一个美国人（这一点从她一再把中国妇女同美国妇女相比较显示出来），史沫特莱当时在柏林把这篇访问记译成德文，然后在印度又有人把它从德文译回英文（史沫特莱同印度保持着联系并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关系）。这篇访问记的一些具体内容在宋庆龄的《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中都有。此文载于192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广州《民国日报》（在武汉也一定同时发表），并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第16—17页）。据斯蒂芬·麦金农所著的史沫特莱的传记，在这段时期，史沫特莱在德国已听到了许多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急于在印度发表家的访问记。
章克回忆说，宋庆龄在妇女运动中的态度不只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的——这是思想的核心。她对训练班的学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对有钱的女人压迫穷苦的女人。”对于那些被卖给有钱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养媳的穷苦女孩子，她竭力声援和帮助她们；凡到妇联来求救的，她总是根据新的法律使她们得到解脱并送她们去上学。有的成为积极的革命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当她听说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坐公车到汉口最大的英商惠罗公司为她女儿购买豪华服饰却把发票交给公家付帐时，非常气愤。她发怒道，“她算什么革命党？这些人还有丝毫人格吗？”从此以后，尽管陈璧君是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妻子，并且本人也是国民党中执委，宋庆龄同她没有任何来往。
也是在武汉，宋庆龄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并成为北伐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27年5月，在河南省内发生激战时，她建立起伤兵医院并参加工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苏联妇女薇拉·维什尼亚科娃—阿基姆娃①说，从前方撤到武汉的伤兵有8，000多人，运送伤兵的列车在侧线上都停满了。
①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汉口杂忆》（英文），纽约《亚洲》杂志，1928年，第794页。
另一位苏联目击者马克·卡扎宁①记述了宋庆龄主持的义卖会。“在义卖会上出售的有吴佩孚将军逃走时留下的书画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收入用于对每天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的救护……＇买主中有＇大腹便便、仪容整洁、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国商人，这些人对古董很识货，也买得起。”这一描写反映了武汉社会的某些矛盾，新的和旧的并存，并且很快就显示出发生冲突的趋向。
①薇拉·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着《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俄文），第230页。当时阿基姆娃是中国国民革命军苏联顾问办公室一名年轻的女工作者，先在广州，后到武汉。她是一位敏感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她记下的印象保留了新鲜感和真实性。
阿基姆娃还叙述了另一种集资的办法。宋庆龄曾组织过一次晚会，到会的有武汉党政领导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在内）。表演者中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演员（包括领导人的子女）。后者中有陈友仁的两个女儿思兰和玉兰，她们是用英语演出的。思兰后来回忆道，她们异想天开，“把在伦敦学来、后来又在特立尼达‘炒冷饭’的一些圣诞节上的童话剧改头换面一番……观众对我们这两个小女孩的努力表现出高度的容忍……”
话很轻松，但形势是严峻的。陈家姐妹两人也参加了医院工作。“我们坐在过道里，制作药签和绷带……尽管设备和条件非常原始落后，这里是全省最好的一家医院。起初，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很害怕，但过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
阿基姆娃则观察到宋庆龄在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她能把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参与人道主义的工作，如伤兵救护。教会办的医院除伤兵救护外，还参加了为伤兵募捐的工作。思兰也提到，“一组美国医生和护士刚到汉口负责伤兵医院的工作。”①她还说，宋庆龄“知道怎样做最合适……（她）邀请了所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一个红十字会办的游园会，在经济上收获不小。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文森特后来回忆说，他当年曾参加这个游园会，宋的美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马克·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页。
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气度恢宏——预示着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将从事的类似工作。
在武汉的医院里，宋庆龄不但做医疗工作，还做政治工作。在一所医院里，伤兵们用手榴弹威胁医务人员，几乎闹出事来。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宋庆龄赶到医院，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同伤兵们谈话。宋庆龄说：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说明了这次北伐对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伤员们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负伤官兵听了之后，深受感动，闹事立即平息。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南京蒋介石方面派人来暗中唆使的，以打击武汉政府。邓、宋的热情和勇气帮助挫败了这一阴谋。①
①参见上引陈思兰著书，第83—84页。
（五）在武汉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汉，同在广州一样，宋庆龄常常同她在国民党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见面①。她也常同中国共产党人见面，其中有些年纪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她同孙中山在日本初结婚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其他有一些年纪较轻、但也是中共的创始人，包括有才华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为蒋介石杀害）、他的妹妹蔡畅、张太雷；还有刘少奇和苏兆征（1889年生，1929年为蒋杀害），他们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并都参与了最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另外一位有来往的共产党人谭平山，时任武汉政府农业部长。毛泽东她在广州已经认识，在武汉又有了更多来往。
①陈翥云着《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载《邓演达》，第71—76页。陈当时任总政治部卫生股股长兼农民运动讲习所医务主任。
她来往的人中还有苏联人，如鲍罗廷等。
最后，还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记者。宋庆龄在武汉一个日趋繁重的重要工作是为中国革命进行国内和国际宣传，她同革命政府办的英文日报《国民网》关系很密切。这张左派报纸最初由陈友仁创办，在军阀统治的北京出版，备受迫害，有一段时期靠一对美国夫妇威廉（比尔）和雷娜·普罗梅帮助支撑。后来，他们把报纸迁到广州，以后又迁到武汉。雷娜成了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她那时约30岁，她的父亲是芝加哥一位相当富裕的犹太人粮食经纪商，她在大学里是一个很出众的哲学系学生，她有许多朋友是激进的、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①。比尔比她大7岁，自学成才。他父亲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德国移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名路德教会的牧师，但他却成了一名左翼新闻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及其后的暴风雨年代里，他们在思想上趋于成熟。在武汉时期，他们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写道，“他们向美国发出的电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据以制止对华武装干涉。……他们两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与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动以后，他们依然维持这一左派通讯社，继续工作。”在斯特朗看来，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堪与另一美国人约翰·里德为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相媲美”②
①当本书作者有一次向廖梦醒问她母亲何香凝同宋庆龄的关系时，她马上回答说，“她们就像亲姐妹”。
②关于雷娜·普罗梅的家世和性格，资料来源除已说明者外，还有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的《中国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陈思兰前引书。
促使普罗梅夫妇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李大钊因被军阀政府通缉，避居苏联大使馆。雷娜是美国人，所以行动比较自由。她每天去苏联使馆，成为李大钊同北京的地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她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北洋军阀眼中，共产党同国民党同样“捣乱”，所以受到同样的迫害。国共两党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不仅限于在广州革命根据地，在军阀统治区的地下活动中也是如此。各处的共产党员同时都是国民党员，李大钊是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着北京的国民党组织。
在这里，人们应当看到，在那时的中国革命事务中，英文不仅是一种宣传媒介。它还是中国革命者同外国友人（包括苏联顾问）之间、以及外国友人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孙中山同列宁和“苏俄外交部的〕齐契林之间的通讯是用英文的（由此几乎可以断定这些信件最后都是由宋庆龄定稿的）。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代表们谈话也都是用英语的。他们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会谈的马林和在广州首次会见的达林、1923年会谈的越飞，当然还有担任国民党总顾问的老芝加哥人鲍罗廷，更不用说担任共产国际使节的印度人罗易了。在这些谈话中，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宋庆龄担任纪录或其他辅助工作。
在中国和俄国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里，只有极少极少几个人懂得对方的语言，所以英语——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联系纽带。英语说得很流利的有维金斯基，他在接触孙中山之前曾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列席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像鲍罗廷一样，他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参加过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国。达林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因为奉派到中国来工作，才进了一个速成班学习英语。他还讲过二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会说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俄语，另一个会说另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英语，于是这两人只能靠达林这个外国人来相互沟通，他的俄语当然没有问题，又匆匆忙忙学了点英语，所以还能勉强对付。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44页。
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来源和视角还读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瑟·兰塞姆关于1927年的汉口的一段话（这段带刺的话含有自由主义的、对帝国主义者的挖苦）：
“一位国民党创始时期就入党的党员说，‘汉口的那个小集团完全是靠英语结合在一起的。’他所说的小集团是指孙中山夫人和国民政府的四位首要部长，即：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和司法部长徐谦。他的意思也许还包括俄国顾问鲍罗廷，因为鲍同中国人交谈也用英语而不是俄语。
“这个小集团习惯于用英语相互交谈……当我们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导人都是由西方培养出来这一事实时，我们也不必有丝毫的惊异。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徒弟。……我们如果看到在泰晤士河上停泊着40艘不请自来的外国战舰，或者一个英国城市的华人居住区居民垒起了沙包和刺铁丝网，我们一定非常愤恨。所以，对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点这种骄傲的不容忍态度，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反倒应该感到得意。”
但也不要夸大，因为宋庆龄最要好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同事并不都是讲英语或受过西方教育的，只要举出何香凝和邓演达两人为例就可以了。主要是共同的革命思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但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是一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