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宋耀如转学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毕业。他靠做工念完大学，有时编织吊床出售，这种手艺是他在船上学会的。在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出身高贵的中国留学生是不会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没有这种阶级观念。他从小种过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双手，并且也喜欢劳动。
在精神上，这个壮实的客家人已在抛弃中国农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惧心理。在美国大学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戏弄新生的做法，有时用的手段相当残酷。有一次，几个老生在万圣节前夕①想吓唬这个新来的“异教徒”——这里面除欺侮新生外还带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间回来之前，在他房里挂了一些鬼怪形状的灯。他回房时猛一看到这些眼睛和嘴巴都喷火的鬼怪确实吓得全身发毛，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举起双拳向这些“妖魔”打去，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东西，就笑着走开了。等在那里看笑话的老生们先是感到失望，后来转而对他尊敬起来。以后，这成了宋耀如最喜欢讲给子女们听的故事之一，并通过这个故事使他们懂得永远不要屈从于想象中的恐慌心理。虽然他对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诚的，但他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人。
①万圣节前夕指10月31日夜晚。万圣节（又作“诸圣日”）本为基督教节日，现成为青少年儿童纵情玩闹、以恶作剧或化装素要礼物的时节。——译者
这样，到了19世纪80年代。他的个性和观点日趋复杂，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穷困的中国移民，但他突破了他们的模式，去寻求并获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不论是比年岁大的农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贵出身的新式留学生，他有一点是胜过他们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尔明顿或在纳什维尔，他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交往。
（三）民族尊严和西方教养的矛盾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走上了在19世纪的美国最能依靠自己创业的那些人的奋斗道路。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差别，那就是在他自己意识中或在别人看来，他仍然是中国人。
这些矛盾在1886年（毕业的第二年）他回国的问题上急剧地表面化了。在大学里，同学们都喜欢他。有一个美国同学回忆道，“他脑子灵，力求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英语，通常充满机智和幽默，脾气也好”。但一位虔诚的教授却找出了他的毛病：“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任何认真的兴趣。”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头头脑脑们对他的兴趣所在正是要他作为一个宗教上的改宗者去向其他的中国人传道。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他同时负责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的教会工作——坚持要把他尽快地送到上海去传教。
宋耀如自己在他的保护人卡尔的支持下却有另外的想法。他想继续去学医，然后作为一名教会医生回国。但马克谛耶不需要他作医生，也不愿意他过多地受教育或过多地美国化。他对上海的教会作了透彻的指示：“在他到中国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种‘中国佬’的味道都磨干净。”他还写道，不要让来去当教师（虽然这是早先答应过的），而是让宋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定期巡回传教士，“没有轿子就走着去”。他又进一步坚持只付给宋一个当地雇佣的中国人的工资，比一个只念过中国书的人还不如，虽然宋有一个美国大学的学位而且是从美国派下去的。马克谛耶带着一种吝啬加偏见的情绪写道，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不把宋惯坏，成为一个“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国佬，除非得到非份的报酬就不满意、不舒服……”换句话说，来不但应该被置于“中国佬”的地位，并且不许有任何“傲慢”的想法。
就这样，宋被派出去传教，每月报酬只有15美元，传教的地方是上海郊区农村，那一带的方言他还听不懂。即使他想先回一趟海南去看望十年不见的家属的请求也被专横地拒绝了。①
①后来有一年夏天他回了一趟海南。一位亲属在事隔数十年后形象地回忆道，当年因气候闷热，他常躺在家中草屋旁边棕榈树下乘凉，用一张芭蕉叶子当扇子。
但这个年轻人不是马克谛耶主教或当地教会首脑林乐知（艾伦）博士所能轻易驯服的。宋查理在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上写道，他不愿意被人看作“不忠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但他接着写道，“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将打掉目前这位上级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以及他对本地牧师的憎恶态度……他就是那个无视我一切应得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人……”
宋查理对中国人爱国心和自尊心的维护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对当时正在升级的对在美华人迫害的反应。在以前几十年间，大量华人被运送到太平洋彼岸去修筑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或开矿。现在他们被赶出一切行业，只能开洗衣作坊或种菜出卖；在许多西部城镇，他们被殴打、虐杀。
1882年，当宋查理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表决时201票赞成，37票反对，另有51人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有来开会。赞成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来自反华的西部各州，也有来自南方各州的（宋在南方念书）。
事情正好是循环了一圈。1868年，美国还需要中国劳工时，以“行动自由”是“一种人权”为名，迫使清廷取消了往海外移民的禁令（尽管绝大多数华工远涉重洋都是由于外国募工者的强迫或欺骗）。现在，时间只过了16年，最繁重的体力活（如修筑铁路）都已干完了，“行动自由”就被遗忘了，门被关上了（特别是对东方人），而对于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生活变得非常苦痛，他们只能“自愿”离去。
来在美国期间，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受气的事之外，他自己没有受什么罪。尽管有许多美国人对他友善热诚（这是他会铭记在心的），他对其他华人的悲惨遭遇是不可能视若无睹的。回到自己的国家里，他的感受也没减弱。他回国的那年，即188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反对教会的运动，以报复美国对华人的虐待。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像他们在那时习惯所做的那样，以威胁态度要求中国朝廷进行镇压。1887年，媚外惧外的清廷下令中国人须“与基督教士和睦相处”。宋查理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一个同学步惠廉的儿子詹姆斯·伯克这样写道，“美国教会称赞中国方面‘志愿’实行宗教信仰上的容忍，但美国却仍然让中国居留民去忍受暴徒们的肆虐，且不说用排华法案去羞辱中国”。①由于这些原因，“宋查理”从来没有表示过想再到国外去居住的念头。尽管他决心让他所有子女去美国上大学，他却从不鼓励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在国外定居。相反，当子女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总是想尽办法使他们了解国内的事情，有时写信、有时寄剪报去。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子女们产生对中国伟大过去的崇敬之情，为它当前所受的羞辱和所处的落后状态感到不满，并且相信只要取得进步，中国的未来仍将是伟大的。
①同注1。
他肯定是不愿意让他的后代完全变成洋人的——特别是那种挥霍成性的洋人。当他发现在某个子女身上有这样的苗头的时候，曾大发雷霆，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别送你的孩子出国。他们回来就什么都看不上眼了。……‘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要一所大一点的房子？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装修一间现代化的浴室？’听我的话：把孩子留在国内。”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38页。又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英文），第65页。
在上海，正如他同教会头头们打交道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他遇到了曾在美国见过但却以另一种更加骇人听闻的形式出现的双重标准。在这里，他没有在美国那末多的外国朋友，而外国人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更难令人容忍——因为这里究竟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虽然他不排外，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加上他渴望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平等地位，使他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促进者。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仍然保留着，但这使他只是越来越紧密地同中国的基督徒联结在一起，而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
这位年轻中国传教士在上海早年的日子是不容易熬的。他很穷，穿着从国外带回来的洋服，显得“怪模怪样”——而且这些洋服也越穿越破旧了。实际上有些中国人把他当成洋人。一外国人把我作中国人对待，而在这里，中国人却说我是个外国人”。据记载，他对美国老同学步惠廉诉苦时就是这样说的。①他布道时，别人几乎听不懂，因为这里的方言同他的海南话完全不一样。他到一个“上等家庭”去教英文，但因为他的样子同中国传统的硕学大师的形象太不一样，学生们就在背后取笑他。（他当时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后来备受西方政界和学界尊崇的中国学者和外交家胡适博士。）
①同注1。
在上海，有一件事情对他的未来起关键作用，那就是他同在波士顿碰到的两位留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保持了友好关系。他们带挈他同城里一些富裕的中国基督徒家庭相识，特别是同倪家（牛、温两人都娶了倪家的姑娘）。这个倪家同当地一个古老而独特的名门望族，即明代著名学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1562一1633年）的后裔联姻。徐光启早在1603年就接受外国耶稣会士的传教，信奉天主教。更重要的是，他是把西方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是第一个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其他西方三角学、水力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著作译成中文的人——多数情况下是同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的。他还独立写出在应用数学方面中西方法比较研究的著作。他还在他的出生地上海市郊徐家汇筹建天文台和气象台。徐家汇天文台后来享有国际声誉，几经扩建后至今仍是中国主要的天文研究中心之一。
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几乎每一代都有男人当了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改信基督教。倪桂珍的父亲是耶稣会牧师，母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徐光启的后裔，两个姐姐分别嫁给牛尚周和温秉忠。牛、温两人都觉得宋耀如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就为他们的小姨作媒。
（四）虔诚贤淑的母亲倪桂珍
倪桂珍信教虔诚，相貌平常，没有缠足——在当时可称是个新女性了。她擅长数学，会弹钢琴，懂一点英文。宋耀如当时很穷困，出身寒微，除了海南的村野上话，连中国普通话也说不好。而倪桂珍则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上海基督徒家庭，是一个有点地位又受过教育的姑娘。为什么牛、温两人觉得这两个男女青年很匹配，这就不清楚了。也许是由于宋的品格，因为除品格之外，他可以说一无所有。也许是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年轻的中国卫理公会教徒够格提亲的到底不太多。也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不多的年轻教徒中，像宋（尽管出身寒微）这样有美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更是寥寥无几了。也可能是因为倪桂珍长相平庸，又是“大脚”，①上海那些老派的家庭不会喜欢要这样的姑娘做媳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但牛、温两人一力主张来做他们的连襟，倪桂珍的父母和她本人都同意了。
①倪桂珍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写的生平事略中说，由于信仰基督教，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但詹姆斯·伯克（见前所引书）则说桂珍曾经缠足，但因此引发高烧，而且她又是第三个女儿，在家中无足轻重，所以后来就不缠了。不管怎样，她的父亲确曾鼓励和帮助她受到比同时代大多数妇女要来得多的教育。
1887年，宋耀如回到上海不过一年功夫，就同倪桂珍结婚了。宋家一位亲戚还记得倪桂珍，曾对本书作者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在另外一些书籍中，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①她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尼姆·威尔斯在倪桂珍去世后不久到达上海，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事。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②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姻生活是和美的，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三个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还有三个男孩子（子文、子良、子安）。有人说，倪桂珍“教养子女的标准是使他们有文化、靠自己，做有用、有德的人”。她生活中的宗教气氛是很浓厚的，有人引用美龄的话说，她不管做什么事情，她的母亲总要“一直为她祈祷。”③
①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24—25页。
②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回忆录。
③埃尔默·特·克拉克着《中国的蒋家》（英文），第41页。
宋耀如自己虽然是在城市中长大的，却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华南农村的生活习惯。他在上海虹口（那时虹口还是郊区农村）建起第一座住宅后，曾在屋旁照海南的老法子种菜。但几年后他在上海法租界盖的另一座房子——庆龄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却是西式的，是仿效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见过的房子盖的。“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们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甚至连屋中的摆设也是欧洲式的”。庆龄1914年经由日本返回上海后在给一个美国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为了向这个朋友保证，如到上海来看她，她家会有一切舒适的条件。“上海确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在许多方面胜过亚特兰大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①宋家的境况日渐富裕，各种新式的享受也越来越多，当时上海许多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上层家庭都是如此。
①同注14，第98页。
但在饮食方面宋查理却不同于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家庭虽已西化，饮食上还是喜欢中式，而他则已习惯于吃美国饭，而且“妈咪”（这是他对倪桂珍的称呼，原来是对朱利安·卡尔太太的爱称）也很会做。她把做美国饭的窍门和乐趣都传给了庆龄。在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庆龄有时会系上围裙，照着国外朋友寄来的新食谱试制；在北京时她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出人意料地自己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他们。在她北京的故居书架上至今仍然放着《纽约时报》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食谱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食谱，甚至有犹太食谱和在美国被称作“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菜”的食谱。
在家里，宋查理晚间喜欢给孩子们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学来的。他是很好的男中音。庆龄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也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她从不在公众面前弹）一面哼着她小时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作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同一些新的爱国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不少歌曲书，其中有《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集》（1907年印制、上有“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