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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9月8日，她出席了毛泽东、周恩来为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团体负责人举行的招待会，这些团体主要是通过保盟向解放区提供援助的。毛泽东在会上致词，感谢各方人士的援助并希望这样的援助在战后时期能够继续下去。①
①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1945年8月，庆龄同子文一道被派到莫斯科，在8月14日在那里缔结了中苏同盟。这是从1931年以来她离开中国的唯一的一次——除了去香港以外。”（中译本，第440页）他的根据是埃德蒙·克拉布着《俄国和中国》（英文），1971年出版。本书作者手头没有这本书，无从复核。不管怎样，这不是事实。
这些活动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空前地提高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盟的工作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40多天谈判，在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包括和平建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统一全国武装部队和改组政府。
在空泛的提法上，“纪要”中没有任何双方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并未取得协议——其中原由是很明显的。从国民党方面来讲，它下定决心要把中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统一”到它的统治之下。在共产党方面，它同样下定决心，决不允许重复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要保卫解放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但为了显示诚意，它同意撤出几个重要的根据地、缩编几个师。
全国人民由于渴望和平建设，对双十协定还是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事实证明这个协定是短命的。因为重要的不是纸面上的原则而是实际的行动。蒋介石的行动是部署内战。即使在谈判期间，他就向部下颁发了在十年内战期间编写的《剿匪手本》。在协定起草时，他已下令向解放区进攻；协定签字后墨迹未干，他又下令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约50万已经投降的日军奉国民党之命继续武装守备占领区或参与进攻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以，双十协定签订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军事冲突。
这时，外国干涉已如箭在弦上。9月末，也就是重庆谈判还在进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企图在山东烟台（旧名芝罘）登陆，为解放区军民所阻止。这标志着西方的“炮舰政策”时期（外国军舰在中国可以横冲直撞、毫无忌惮）的结束——至少在解放区是如此。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转而在国民党控制的天津和青岛登陆，他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像原来所计划的那样在华北登陆后对日军作战，而是阻止日军向中共领导的军队——正是它们一直在对日军浴血奋战——投降。美国陆战队在天津、青岛市外同八路军发生了冲突，并很快就同昨天的敌人（日军）共同来守卫桥梁等等重要设施。不久，美国军舰和飞机把史迪威将军当初装备训练出来作为抗日劲旅的蒋介石精锐部队，从印度运送到华北和东北，以用于内战。
在重庆，在双十协定签字前两天，即10月8日晚，发生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因意外事故被枪击重伤不治的不幸事件①。廖梦醒的父亲、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是1925年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的；她的弟弟廖承志1941年自香港脱险归来即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上饶集中营。此时又发生了这一惨剧，廖梦醒悲痛欲绝。宋庆龄同廖家有长期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她是第一个赶到医院去悼唁和慰问的。廖梦醒回忆说，宋庆龄安慰她、鼓励她并要她好好休息（梦醒在保盟工作），使她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①应邀的外国团体有美国的“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英国的“联合援华会”和“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和“世界学生救济基金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中国、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未来，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但1945年究竟不再是1927年了。国内反对内战和争取新的未来的浪潮高涨。
何香凝在1945年11月1日致函宋庆龄、孙科和宋子文，把这一反内战浪潮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信中说：
“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的临终嘱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①
①关于这次事件可参看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603—605页。
但是，蒋介石不听一切劝告，一意孤行，继续展开内战。宋子文和孙科虽然有时不同意蒋，但他们终究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层，不可能同宋庆龄、何香凝联合一致行动。但人民群众不愿意回复到过去年代的情绪开始高涨和深化，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周围——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虽然反对内战，但能够对付它并最终击败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滞留了约3个月，于1945年12月回到上海——她已睽违8年的家乡——并准备进行新的斗争。帮助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运送医疗器械及药品给解放区。1944年因与蒋的矛盾，奉调回国任美军地面部队司令，旋调第十军军长，1946年病故。立场并且可说是那个时期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第十七章 在战后的上海：1946—1949年①
（一）和平或内战
1945年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时候，她是53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年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进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遗教而奋斗也已20年了。
①本书作者这些年在美国，没有在上海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因此，不可能像上两章那样对于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和重庆两地的工作，结合亲身经历来记述，而是尽量依据那些同她直接有关的人士的记述。——本书作者
正如过去常遇到的那样，她居住地的改变同一次历史性危机的发生又是重合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有过严重的压力和紧张的时期，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由于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没有完全破裂。在即将来临的和平建国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和发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不幸局面？
大众对国内和平的希望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1945年“双十协定”而大为高涨。但事情很明显，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正在把国家引向一场新的内战，他们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远东盟军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下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缴械投降。中国大片国土是由国民党放弃给日本侵略者的，后来由中共领导的部队夺取回来并在那里奋战近10年之久。按照麦克阿瑟这道命令，在这些地区（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干线）的大部队日军是不是就必须继续对解放区的部队作战，直到久已逃遁的国民党部队重新出现，然后向它们缴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着着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谋略。美国的舰只和飞机把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许多部队有第一流的美式装备，本来是为了打日本的）纷纷北运，为内战进行部署。国民党部队开进日军盘踞的城市和交通线后，不但不令日军缴械，反而要他们继续对中共领导的部队作战并与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经“投降”的日本在华占领军总司令同村宁次为蒋介石的国防部留用，充当反共作战的顾问。在地方上，据1946年6月号《纽约客》刊载的美国作者约翰·赫西的报道，他在山西发现武装的日军部队——这已是日本宣布投降10个月之后——在当地国民党“土皇帝”阎锡山的军队中对共产党作战。他的报道中还提到美国和日本军官一起参加了一个策划反共作战的联席会议，一个参加这一会议的美国军官告诉他，这样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他们预期不用多久他们就将在一次更大的战争——对苏联的战争中并肩战斗。
大批为虎作伥的伪军直截了当地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日战争期间，蒋的部下先后有57个将领归顺于日伪政权，他们本来就有这样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打算。
就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样，为蒋介石在外国的支持下所破坏。1945年10月的“双十协定”夭折了。共产党人决心不让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变重演，准备反击。蒋介石则决心要重蹈历史覆辙，为此玩弄政治花招、进行军事镇压，无所不用其极。经过4年断断续续的谈判和十分严酷的战斗，事情才算有了分晓。
国共之间的第一回合军事冲突发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国民党眼看无力占据上风，同意实行新的停战。这段暴风雨前的宁静是由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国内，全国人民反对和厌恶内战；在国际上，胜利的各盟国之间达成谅解，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它们之中谁也不想为了中国问题而产生对抗）。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方面，他们把停火不是看作迈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赢得时间的计谋，以便在美国帮助下运输、训练和扩充军队，对共产党作最后的摊牌。
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为了实行这个协定，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并在北京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执行小组——执行部及小组均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执行小组分赴各对峙或冲突地区，执行调处工作。
即使在前线暂时平静的时候，国民党在它统治的后方地区仍加紧镇压反内战运动。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省会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特务以暴力镇压、四位西南联大学生惨遭杀害的事件。宋庆龄回到上海之后首先参加的公众活动之一就是有两万人参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会。
后来，她又参加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李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参阅第十四章），闻是著名的开明学者和诗人。这两位举国敬仰的爱国人士只因为公开主张中国在战后应实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手下暗杀。对他们的悼念活动成了对国民党暴行的抗议。
像这样的集会，宋庆龄总是亲自出席。与此适成对照，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她就不去参加（她在名义上是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对她又一次运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这次全会上把她选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关键时刻一样，她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的立场。
她在上海居留的这一时期（1945—1949年），在国内局势的发展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六、七个月，为避免或控制内战的谈判继续着（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充当表面上的调停人）；第二阶段有三年，内战猛烈进行着。
这场内战本身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最初，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攻势，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并在1947年攻占了延安，从而大事吹嘘它在全国已经获得胜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的力量发展起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踊跃参军，以保卫土地改革的果实——通过土改，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解放区扩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广泛地、巧妙地开展运动战，歼灭了国民党许多大部队（国民党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土改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要为反对土改的国民党卖命）。许多国民党士兵被俘后很快就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术兵种的士兵把技术带给了原本缺乏技术的解放军。一大批美制武器因俘获或国民党部队投降而转入解放军手中。
最后，从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然后是总反攻，大城市相继解放。
同上述历史时期中的两个阶段相应，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现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它还能给解放区送去一些医疗用品及其他救济物资。在后一阶段，这样做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动大多只能限于上海，给贫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是带着一种进步的倾向和动机。在她居沪的最后一段时间，革命已经胜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项目输送供应了。
宋庆龄在1945年底回到故乡上海时，她个人的处境在某些方面较之战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险。战前的上海有外国租界，租界当局虽然也是反动的并且常常同中国的市政府相互勾结，但多少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动余地。战后，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归国民党统治，过去的一点活动余地也没有了。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庆龄的声望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已大大提高。
至于她在上海的寓所，她发现她所喜爱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孙中山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后来她又一个人住在这里继续奋斗——已经不能居住了。她告诉友人，这座房子“已被荒废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连自来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长时间和一大笔钱。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断的决定：
“……我想还是放弃算了……住了那么多年。当然，我对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许多使我怀念的东西……但老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抓住不放又有什么用呢。”①
①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第414页。
在上海没有住所是她迟迟没有从重庆回来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战胜利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才拨给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号（当时更名“靖江路”），本来是德国人的，作为敌产没收。1948年冬，迁到前法租界霞飞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居住（当时为林森中路1804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以后，她在上海时就住在这里，直到晚年。她去世后，这里辟为“宋庆龄故居（上海）”。她和孙中山原来居住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新中国成立后已照原样修复，作为“孙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二）从保卫中国同盟到中国福利基金会
宋庆龄在战后首先关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并更改这个组织的名称。她给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说，
“我们的‘保盟’由于形势的改变现在已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尽管可怕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面前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情况很惨……人民面临着疾病和饥饿……没有希望实现经济稳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