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是她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作的。①她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建设》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历史。她写道，当时中国人民正进行“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正在为民族的复兴开辟道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文明”，而中国国民党则“妄图实现其摧毁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梦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则采取消极态度”。“这就是那些年代里中国局势的真实情况”，她继续写道，“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向世界各国透露的，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保卫中国同盟……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中国建设》，1962年第1期。载《宋庆龄选集》，第451—454页。
1949年后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真实情况；
“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建设新的生活。斗争依然是艰巨的；……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繁荣富强的未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正在成为现实”。
正是这一真实情况，《中国建设》要承担起宣传和保卫的责任，反对国内或海外任何企图加以抹杀或逆转的尝试。同时，它“坚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对那些业已取得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给以完全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一本刊物，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位参加创办工作的老人回忆道——“却不能获准在美国发行。美国政府把《中国建设》列入不准进口的出版物之列，并训令邮局和海关官员，该刊一经发现，即予销毁。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局还规定，任何订阅或购买《中国建设》的人，均须进行登记。”①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应毛泽东之邀访华、中美关系有了突破之后，《中国建设》才能正常地进入美国。
①陈翰笙着《草创、艰辛成长和发展前景》，《中国建设》英文版1982年第1期（创刊30周年纪念专号）。
宋庆龄关于新闻工作的观点——好的新闻工作应该既有真理性、又有战斗性——在1959年她给老朋友、老记者文森特·希恩的夫人的一封信①中，说得很明白：
①宋庆龄致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希恩，1959年12月2日。
“……关于报道中国的问题……像报道任何事物一样，这是（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不是任何事情都黑白分明——这是确实的。但在观察中……在概括时，人们必须有一种选择。”
换句话说，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她引用中国当代伟大作家、她的战友鲁迅作为范例。在他的晚年，尽管他有文学的天才，他的作品只能在当时受迫害的左翼圈子里出版和流传，因为他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丝毫的修正和妥协——如果他愿意，本来他是大可以这样做的。
“……有时有人以为对若干不同观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是为读者着想，实际上却只能使读者思想混乱。”
宋庆龄说，她有一个西方的作家朋友，大概为了想使她能顺利地获得更多的读者，“把我描写成一个基督教徒一改良主义者，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这）对我或对中国都既不忠实、也非友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妥协态度会将人引向何处。”她在信中还对另一位作家朋友表示担心，怕这个朋友“骑在墙上下不来了”。
她自己“不是骑墙派”，这是她在另外地方公开宣布过的。她也不喜欢她的朋友采取这种态度。这不是狭隘——没有人比她更善于在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们之间寻找哪怕是最微小的共同点。但在她看来，绝不应为了一时的相安无事而把基本的现实情况掩饰起来。从长远说来，即使为了广泛的团结，把话说清楚也要比含糊其辞好得多。
稍早一些时候，她曾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过她的见解：
“现代收集和传布新闻的设备有了高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也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浩如烟海的新闻，而不致给埋在里面，忽略了以前的一切……人类坚持不懈地谋求一个没有苦难的社会和世界……但是人类的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它趑趄、停顿，甚至挫折……不过，人类的发展遵循着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从低级的形式前进到高级的形式，从剥削制度前进到没有剥削的制度……既有真的新闻，也有所谓的新闻；既有真的历史，也有所谓的历史……真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在你发现那揭橥、保卫和促进人类事业的地方。”①
①宋庆龄着《漫谈新闻与历史》，《新观察》，1956年第23期，北京出版。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62页。
（七）维护妇女权益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宋庆龄继续深切关怀中国妇女问题。在人民胜利前的几十年中，她唤起中国妇女首先致力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作为妇女解放的前奏。现在，她号召中国妇女参加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重建工作，同时要巩固和保卫她们的平等地位——男女平等现在虽已载入法律，但仍有待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具体实现。
对于亚洲那些尚未赢得民族独立或完全独立的地方的妇女，她仍然强调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首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不过两个月就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她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当前亚洲……妇女……有着共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妇女在社会上及政治上都沦落到奴隶的地步……竭力把妇女锁在家庭工作的牢笼里，把妇女看做不配学习或工作的下等人——典型的封建与法西斯方式就是这样。”
她接着高兴地指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第六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后面，她又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使苏联妇女地位大大提高并推动全世界的妇女运动。
她对亚洲各国独立斗争中妇女所担当的英雄的角色极为钦敬，这一点在本章前一部分已经提到。一旦赢得了独立，亚洲妇女除参与国家发展的总任务外，仍然应该为妇女本身的利益而努力，如：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母亲对儿女的权利，儿童保育设施的建设，同工同酬，分娩假期工资照付，禁用童工，所有儿童均受免费义务教育，设置妇女高等教育基金。
她提出，“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完全新的‘家庭’观念。”她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近代工业……给予妇女……在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地位，并且造成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一个能产生更高的家庭方式及两性关系的经济基础。”
她指出，“首先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我们妇女的政治水平”。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懂得基本的胜利以及我们的胜利的必然性……为了要获得这些胜利，我们必须采取怎样的方法。……就能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
“第二……我‘门必须为促成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而参加有关各方面的工作。……第三……必须积极参加（在生产工作与政治活动）这些方面起领导作用的团体的工作……例如工会，也可以参加妇联或农民运动组织等。”
她说，“亚洲的妇女知识分子将是我们人民进步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她们的作用的大小决定于她们与群众接近的程度……因为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解放全亚洲。”
她又进一步指出：“妇女也可能在取得平等权上有某些进展。但是除非男子完全理解，而且坚持男女平等，否则这一切都会落空。我们妇女有事实证明，许多男子在其他事情上是进步的，甚至愿意为人民的事业冒生命的危险，但却固执他们对妇女的旧思想。”她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在妇女群众中间的政治工作包括用相当大的努力来教育男子，我们必须在党内及群众中间彻底铲除这种陈旧的当家长和主人的观念。”①
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50年代中期她在对亚洲国家的国事访问中，除了参加政府高层和对华友好团体的招待会之外，总要同当地的姐妹们相聚。在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她应邀出席了当地主要妇女组织的联合招待会，还分别出席了国会女议员和西孟加拉省女议员的招待会。她很高兴地会见了卡玛拉德维·查多帕提亚——这位印度妇女1939年曾在香港访问过宋庆龄，英国警察当时为此盯她的梢，现在在独立的印度，她担任了国家手工业局局长。宋庆龄是生产合作社的倡导者，又是编织的业余爱好者，所以对手工业是很感兴趣的。
总的说来，宋庆龄在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国事访问中，极大地有助于把妇女导入亚洲国际事务的范畴。在加尔各答，她提到妇女的潜在力量——中国和印度当时共有5亿妇女。她每到一处都强调妇女对本国和整个亚洲的重要性。在缅甸，她由缅甸已故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夫人陪同访问各地。当这两位本国革命先驱者的遗孀一再并肩出现在群众中时，人们情绪激动万分。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及以后在斯里兰卡（当时的总理是班达拉奈克夫人），妇女问题也总是她注意的重点。她在各地都要去看看为妇婴服务的一些设施，并把妇女事业同和平事业联系起来。
1955年，在一篇纪念国际母亲节的文章中，她写道：
“我们要尽力使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使我们相互间的了解和尊重更加牢固，因为友好关系对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任何战争，妇女总是最先和最沉重的受害者……如果在保卫妇女儿童的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妇女应站在阻止原子战争的最前线。”①
①《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为即将召开的世界母亲大会而作），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3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20页。
即使是在非常官式的访问中，她也从不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同中国福利会有关的事情。她常常抽出时间去考察一些同中福会设施类似的项目，学习人家的经验。对中国本国妇女，她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包括她们的健康、福利以及在政治、社会和教育上的进步。
在保健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她十分重视中福会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扩充和改善。所需费用一是来源于政府的补助，另外就是前面已提到的她所得的1951年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来保健院的新院舍就是用这笔钱兴建的。保健院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现在不仅是一所医疗机构，并已成为全国妇产科实验研究中心。
在那几年里，她为中国妇女写的文章主要有两个主题。那时新中国刚建立，仍处于再受侵略的威胁之下，所以强调要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并力求排除外来侵略威胁。她在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就指出了这两个方面：“团结起来，以整个的妇女力量，对内提早完成土改，加紧经济建设；对外摧毁帝国主义阴谋，巩固世界和平阵营。”①
①上海《解放日报》，1951年3月8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78页。
完成土改对中国妇女（同整个人口分布一样，她们有五分之四是农民）有特殊的意义。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男女平等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人权之一。土改在实现男女平等中起根本的作用，因为依法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和财物是按人分配的，不分性别。中国的农村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耕地、牲畜和农具——当时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合法主人，并且几乎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的半数。
到了1953年，外部危险已经减轻，内战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坏已大部恢复，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她讲话的重点有些变化。
在这一年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①中，她指出“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男尊女卑的观点根深蒂固，需要反复不断地教育来改正，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妇女如果不参加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作，她们的解放以及整个国家的前进都会受到影响。妇女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必须提供更多的妇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妇女的解放越是彻底，国家的力量就越是强大。
①《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1953年4月16日），《宋庆龄选集》，第326——328页。
宋庆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观点是在长期斗争中、在失败和胜利中成熟起来的，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她持一种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观点，并认为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妇女。后来这些年中，她强调妇女解放有赖于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现在，她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赖于妇女的进步。1927年在革命的武汉她曾经有过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心理，以为发布一些宣言和法令就可以万事大吉。现在她已大不相同了。她看到，即使在取得经历了长期斗争的1949年的胜利之后、在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奠定了发展基础之后，仍然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但有一点她没有改变，那就是她对已经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自傲、对长远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
在这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同何香凝一起被推选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标志着这两位国民领袖和妇女革命运动旗手自20年代以来的亲密战友情谊。
1953年底，她重访武汉，并为九女墩题诗。九女墩在武昌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传说埋葬着太平军的九位女战士。这是她一生所作有数的几首诗之一，诗中充满了激情和浓重的历史感——中国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首诗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是对革命、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厚关切的表白：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
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肯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许多人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