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①宋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6年4月14日。
＇病痛、安慰和忧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她的病痛继续折磨她，并且常常因为心境不好而加剧。
1973年年中，虽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趋于减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说，“5个多月来苦于神经性皮炎……奇痒，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说，“我的两条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缩……希望我能学会自己走到浴室里去……”，“医生要我穿钢背心（治背痛）……”①
①宋庆龄在北京致“亲爱的邻居”，1973年6月15日。
后来又添了些新的麻烦，从气管炎引发高烧，长时间卧床，到关节炎和四次摔跤受伤，其中一次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①
①同上，1973年9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3日；1975年2月4日。
但她的情绪依然是饱满的，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亲爱的邻居”，1973年3月23日。
像过去一样，她对自己健康情况的抱怨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因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气。有一次因病没能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她很沮丧。这个乐团能来北京本来使她很高兴，因为这显示出中国对外比较开放了一点，也因为她很爱古典音乐。（在“文革”初期，贝多芬也被禁，说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作用”。）
＇两个女孩子＇
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十几岁小姑娘给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减少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这两个小姑娘的父亲曾是宋庆龄的警卫员，后患了瘫痪，家里孩子太多，无法抚养。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对她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她安排她们去参军（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卫生队），但她们长大后却成为一种逐渐扩大的社会现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后来又扩大到更多的独生子女身上，成为中国在以后时期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们就缠着宋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庆龄致奥尔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袋都晕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她的活动和著作为数日增。《宋庆龄年谱》中，1976和1977年仅各有1页，但从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的记录也有6页。
这种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发，反映出她对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仍像半个世纪以来一样，丝毫没有因为近期发生的局势反复而减弱。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①中，她称颂他的优秀本质：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总理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热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她有意识地把周总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帮”的污浊作对比，她认为“四人帮”“在各方面与周总理完全不一样”
几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讯中谈到上海人民对于打倒“四人帮”的“普遍拥护”：
“毛和周的路线坚不可摧，这使我欣慰！他们两位都是如此具有远见，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帮’也休想使我们转向，哪怕只有一天！”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手迹刊于《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19。
“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人们可以看到，在根本性问题上、她把毛和周两人是不分开的。而且她的总的看法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1978年，在筹备中国福利会四十周年纪念时，她写信给一位友人①说：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3月25日。
“……40年是一个长时期，并且如果往前看的话似乎遥不可测。但几乎是一闪就过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过程在内。现在的问题是要不停顿地前进——在即将来临的巨大进步中。直到2000年！”
至于对未来的希望，她写道：
“……我很高兴，我们的内部敌人（“四人帮”）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进了。一个统一战线已成为现实，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亲眼看到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她一直认为实现四个（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是关键性的措施。这最早是由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来的，到70年代末成为一项重大国策，以2000年为重要转折点。
确实，革命和现代化是宋庆龄为国家操心的两件大事。在年轻时期的改革热情中，她曾把现代化当作头等大事，而把教育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但同孙中山一起以及她后来独立进行的斗争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认识到中国如不进行民族和社会革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革命取得了胜利，现代化才能实心实意地去进行——不是模仿西方社会而是建设一个可与西方社会匹敌并最终超越它的新社会。
（一）继续关心儿童、妇女
在宋庆龄趋于成熟的思想中，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不但在当前是分不开的，在将来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同儿童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儿童将生活在未来并创造未来。从1978年到1981年，她有25次是为儿童写作或谈到少儿工作的；有6次是为妇女写作的（内容也常常联系到儿童）。
当极左思潮片面强调政治的时候，她大声疾呼反对在儿童教育中忽视科学技术。后来盛行技术治国论调时，她又敦促对儿童进行革命理想教育。
1978年《儿童时代》复刊，她撰文祝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版……（现在）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红花又和小读者见面了。”①
①《儿童时代》1978年第1期，1978年4月1日。
为了重建儿童艺术剧院，她化了大量心血并力争使之保持原定的目标，即：用儿童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四人帮”曾妄图解散儿童艺术剧院，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她特地把寓所池塘里放养的一条大鱼，还有另外一些美味食品送给儿艺工作人员，并希望他们为儿童们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剧。两年后，她又坚决反对要把儿艺专业干部调走的建议。她说。
“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1979年2月12日给“儿艺”的信）
“儿童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1979年2月13日给“儿艺”的信）①
①宋庆龄1979年2月12日和13日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两封信，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第二信的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在她写了这两信后不久，儿童艺术剧院到北京演出由院长任德耀创作的新戏《童心》。这个剧描写一位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如何为反对“文革”摧残教育和毒害儿童而进行斗争。宋庆龄非常高兴地看了第一场演出，并写了《我看〈童心〉》一文①，文中说，“这样的戏，教师看了一定落泪，发生共鸣，要为培育四化的生力军而献身；学生看了，对比今昔，一定发奋学习，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宏伟理想。这是一出好戏。”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46页。
她对儿童文学也很关心。1978年秋天，她给全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一次集会写信说：①打倒了“四人帮”，现在是“畅所欲言”、“发挥智慧才干”、“为繁荣儿童读物迅速努力的时候”，“让百花园中少年儿童读物开得如梅花盛放。”
①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8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3页。
后来，在为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在她逝世后这一奖项以她的名字命名）所写的祝词①中，她说：
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6月1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55—356页。
“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者都是辛勤的园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亿万花朵培育得茂盛起来。……今天，百花齐放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