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者都是辛勤的园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亿万花朵培育得茂盛起来。……今天，百花齐放的方针重新得到重视和贯彻，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也随之繁荣起来了。……（要）更广泛地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宣传新风尚、好习惯、好人好事；让犯罪的儿童受到教育，去邪改正以亿万儿童从中得到思想营养，培育出更多政治好、思想好、品德高尚的新长征的小战士，使他们能够接过前辈的革命火炬，向着灿烂的新世纪勇敢前进。”
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一次年会的讲话中，她指出培育儿童的工作涉及整个社会，人人有责任关心儿童。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5页。
在1979年儿童节的一篇祝词中，她对儿童们说，我“对你们寄与殷切的希望，希望你们在各个方面都达到‘好’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的好后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接班人，新长征的好接力手。”所谓“好”，就是：“要勤奋学习……要练好身体……要成长为有教养的人”，而最要紧的是要“有远大理想、有革命志气，继承革命传统”，“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长为对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对人类的前途做出贡献的人”。①
①载《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转引自同上书，第347页。
全国各地许多学校、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化中心请她题字，她总是有求必应。
联合国决定1979年为国际儿童年，她表示热情的支持并号召加强中国少年儿童和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的友谊和团结。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6月2日。
在所有有关少年儿童或专为少年儿童而写的文字中，她强调的重点因时而异，但下面几点是经常提到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获得知识、健全体魄、尊重和热爱劳动。此外，她还常提到美学教育、尊师、讲礼貌（后两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嘲弄和抛弃，对学校教育和少年儿童危害甚大）。但她所指出的总目标是要成为合格的未来建设者。
她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仍然是为少年儿童写的，题目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①。这显然是她为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写的，但由于病情严重，所以提前在5月21日发表，8天以后她就去世了。她在这篇充满对孩子们的深情的文章中写道：
①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64页。
“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成长。对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小树，还要进行矫正、修剪。同样，社会上某些坏思想、坏作风和坏的习惯势力，也是对你们的危害和污染。”因此。你们“需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这样，你们就会……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她在晚年写得最多的主题，除少年儿童外就是妇女，共有6篇。
1978年，她为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复刊撰写贺词。（该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儿童时代》一样被停止出版。）她重申在革命和建设中妇女所起的“半边天”作用，需要有妇女自己的刊物。她希望这本刊物鼓舞妇女们的干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①
①见《中国妇女》，1978年第1期。
稍后，全国妇联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大会，她再次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在闭幕词中，她指出：“精心培养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她又号召中国妇女同世界上被压迫的妇女“团结起来，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她表示要为完成妇女的各项新任务“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8年9月18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43页。
1979年，她在《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①一文中指出。“正如康克清所说，‘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她又指出，为了使迫切要求参加工作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
①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3期。
1980年，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联欢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七十周年（有几个国家会提供国家主要建筑物来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她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大陆的妇女除了建设祖国并同各国妇女一起反对侵略、支持民族独立斗争、维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外，热切盼望台湾姐妹们回来探亲访友，共同为祖国统一而奋斗。①
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3页。
（二）“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结论
现在转而叙述主题更为广泛的活动和著作。
1979年9月她所写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①一文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时在全国发表的主要纪念文章之一。她指出：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口号是深得人心的。”
她强调必须采取步骤，为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她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时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当时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估计）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祝愿一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么正式的纪念文章，即为《中国建设》1979年10月号写的《致读者》①中，她对新中国的成就和前景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向上情绪。她写道：
①《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10期。中文稿承《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提供。
“我们的三十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一是最终推翻了曾压迫和剥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制度；一是最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中国人民苦熬了一个多世纪。最后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中国人民得以根除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国际关系方面，她接着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有这些革命和斗争的思想和榜样都帮助我们前进。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她在谈到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孙中山在1925年的遗嘱中对他四十年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的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目标在1949年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在不可能有其他关系了。……”
她最后指出：“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
1979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此，她是积极拥护的。在给友人的信①中，她说：
①指给美国理查德·杨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一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产、学术和国防现代化”。
她也尖锐地指出了她所认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们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个不合适的人去担任他（她）所担当不了的工作。”
她赞成放宽某些过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录取的新生统由国家分配到指定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往往离家很远，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没有选择的机会。“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她的总的看法是：“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缅怀英烈、先贤和战友
面对未来，她从不忘记过去。在耄耋之年，在一系列为纪念英烈的题词中，她表达了她所看到的中国百年斗争经历的意义以及她自己的倾向。
1980年是鸦片战争140周年，她为广东东莞县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题词：
“虎门是1840—1842年中国人民销毁鸦片、广州人民组织武装斗争团体如平英团等抗英的地方，当年中国人民在虎门表现的爱国精神和进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动永志不忘。”①
①影印原件载《文物天地》，1983年第1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6页。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她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一革命，也是为了向台湾当局呼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此她是完全赞成的。在她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为全民族的利益实行国共重新合作的希望。为了促进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亲人（包括妹妹美龄、蒋夫人）重聚，此事后面将作叙述。
1980年，她还主持了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的集会。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运动表示赞同。他还认为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应该允许对各种学说进行传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北大任教。
宋庆龄称赞蔡元培提倡科学和民主，主张言行一致和百家争鸣，培养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保障人权（他和好友鲁迅都是30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赞同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他对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最后指出，今天纪念蔡元培有重要意义，他的精神可以激励知识分子更加奋发图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①
①宋庆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在这一年里，她还深情地怀念她的战友鲁迅和邓演达。
关于鲁迅，她写道：①
①《序〈鲁迅画传〉》（1980年9月27日），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6日。
“鲁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笔作武器，冲锋陷阵，不屈不挠，以毕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而坚韧的斗争……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高度热情与战斗形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更好地团结，‘奋然而前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
关于邓演达，她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道：
“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①
①手迹见《邓演达文集》。参阅季方着《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载《宋庆龄纪念集》，第86—90页。
这一年的5月17日，她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刘少奇追悼会。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最大的打倒对象和牺牲者。十年前，他患肺炎，得不到治疗，凄凉地在外省的一处羁押地死去——当时为了保密，还给他用了一个假名字。现在，他的骨灰已找到并隆重地运回北京。
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回忆道：
“1980年5月12日，我动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庆龄同志写来的英文亲笔信。一开头就称‘我的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在少奇同志追悼会上，我们互相注视了短短一刻，我看到，庆龄同志的眼中又闪出我曾见到过的胜利喜悦的光亮。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贴在一起。”①
①王光美着《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1987年4月本书作者访问王光美时曾见到宋庆龄给她的一些函件，包括这封信在内。
在上一年，即1979年的4月25日，宋庆龄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田汉的追悼会。这位进步的老剧作家是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这首歌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时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从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时期开始，他就是宋庆龄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又一个牺牲者，至此始告平反昭雪。
她用花圈或挽词来悼念其他去世的友人，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茅盾（沈雁冰）——他的去世只比宋庆龄早两个月。有的是病故的，有的是在十年动乱中死去的，后者中有《中国建设》第一任社长金仲华，在上一章已介绍了她写的怀念文章。她写这篇文章时已87岁，是违背了医生嘱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