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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的回忆录①把他60年来同宋庆龄的情谊以及对她在国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结合起来，是一篇更富于私人感情色彩的文章。像他的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一样，他的一生确实是同她的一生密切相联的。他第一次同她和孙中山在一起照相时才7岁，正是1915年她和孙中山结婚的时候。（到1983年75岁时，他正有可能担当宋庆龄长期担任过的国家副主席的职位，不幸因心脏病去世。）
①《我的回忆》（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50—652页。
在那篇回忆录里，他写道，“回忆真有一大堆。儿童时代的，欧洲时代的，香港时代的，解放以后的……从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一生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而最后获得党证，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6月3日，她的遗体火化。第二天骨灰用专机送往上海，安葬在宋氏墓园。
为什么她要长眠在这里，而不是在首都某处建造宏伟墓地或者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同她的丈夫合葬？
廖承志已经说明了主要的原因，但还可以作些补充。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在第十七章中曾经提到，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旁边？她的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她身后对她的评论中，即使来自对方阵营，对她的无私忘我、绝无个人野心，也是称颂备至。旧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位英国官员恰当地称她为“始终如一的谦逊”。他很有见地，看到了宋庆龄的谦逊是同她的力量和才干溶合在一起的。他说：
“但她又能具有极大的热情……她献身于暂处于劣势的那些人的事业……有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称她是（宋氏）三姐妹中最伟大的一位。”①
①O．M．格林着《中国对其独裁者的斗争》（英文），第105页。他曾任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主编，这家报纸为英国人所有，是上海那些老资格的“中国通”的喉舌。
很久以前，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就曾这样形容宋庆龄：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她的友人路易·艾黎在最后看到她的遗容时写下的诗句①中也表述了她这两方面的品质的结合：
①路易·艾黎着《回忆与思索》，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28页。
“……那动人的美丽
……使每次同她的见面都水难忘怀
现在却已消失，代之出现的
是最后的搏斗在一个战士脸上所留下的坚毅和果断。”
她最后的遗容，正像68年前她在大学毕业时那帧照片上的容貌一样，其内在的核心是力量。
同样持久不衰的是她本质中那种感人的仁爱，她的一位同班同学曾夸张地称之为“来自内心的光耀”。60年后，一位在这充满暴风骤雨的60年中同她一直交往的华侨友人言简意赅地说，“她的为人不能再好了”。①
①本书作者1986年与艾丽斯·郭（郭宝珠）的淡话。她的家族是澳大利亚华人，曾在上海拥有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她在海外旅居多年后于80年代返回上海。已故。
现在安放在她墓园中的有一尊她的白色大理石完美雕像，它表现出她仁爱安祥的神态。这是以著名的女雕塑家张得蒂为首的五人小组的集体创作。她本人会不会同意立这样的雕像，这是很难说的，但它体现了上海及全中国人民以有这样伟大美丽的女儿为骄傲的心情。
在她身后，有许多很恰当、很能说明问题的评论。如她的老同事陈翰笙曾说，“机会主义同她无缘”。这一点她的外国女友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在较早时也说过，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投入“机会主义”怀抱时，孙夫人却从不这样做，“别人晕头转向而她从不自欺欺人、也不迷失方向。”①陈又说：“宋庆龄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我们要向她的杰出的模范行动学习，因为我们要继续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②
①海伦·福斯特·斯诺着《现代中国的妇女》（英文）。这本书有“孙逸仙夫人”一章，共40页。作者是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她的另外一些著作署她的笔名“尼姆·韦尔斯”。
②前一引语是陈翰笙口头告诉本书作者的，后一引语来自陈着《为民主的英勇战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47—48页。
要这样引用评述她的文章是没有尽头的，这些文章还都包含了许多她的言论和著作的摘录，对人极有启发。比较好的办法是回顾一下她一生中最足以表现她的品质的一些事例：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结合。这是对她的原则性和意志力的第一次考验。
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总统府时，她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救孙中山出险，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这显示出她那英勇献身的忠诚。
孙中山逝世后，她在滚滚逆流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她一再为维护原则而战斗。她顶住各种各样政治的和家庭的压力，为了同蒋介石的血腥奸诈手段篡夺国民党的行为划清界限，毅然去莫斯科。特别是，她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能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的力量，并同它站在一起——即使面临左倾分子的排斥，也不动摇。
回国以后，她自己处境险恶，但她勇敢地去保卫那些勇敢的革命者，领导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当有人被杀害、她自己也备受威胁时她毫不退缩。她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带头发起要求入狱的声援活动。
她为了建立和加强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努力，以使国家免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她卓有成效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封锁（甚至供应伤员的医疗用品也不准通过），并为这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作战最多、战果最好的人民军队，争取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为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而斗争，并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人们都记得，从1914年到1949年，她在无数次逆流中搏击前进，从不向任何问题和困难低头，而是积极勇敢地去面对它们。她的生活环境不断变换——从日本到上海，然后到广州、武汉、莫斯科和柏林，接着又回到上海，又去香港和重庆，再回到上海，每一个地方都是她进行政治或军事斗争的战场，直到革命胜利，她来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她对于许多她所熟悉和敬慕的革命同志被反动派所暗杀，感到无比的义愤和悲痛，在这些同志中有廖仲恺、李大钊、邓演达、杨杏佛。有些同志被捕，她设法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使他们得以为革命继续战斗，其中有廖承志和陈赓。
她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所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从不懈怠的、有策略的和广泛的。她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在个人方面，她谦逊、讲民主、节俭、极端诚实。她在原则问题上则坚定不移，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并且总是先公后私。
她特别关心穷人、劳苦大众、妇女和儿童——在她看来，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革命的。儿童工作在她心目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的成立使她无比欢欣鼓舞，因为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旧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黎明。在任何考验中，她对人民和他们的未来的信心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在她身上是几种文化的最优秀内涵的结合、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她对和平事业念念不忘。在青年时代，她就致力于此，虽然带着一点矇眬和浪漫。后来，作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家，她为之而奋斗；作为一个女政治家，她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和平运动。1980年一位中国教授赴美前向她辞行请教，她复信说，“把你的一份力量加入到争取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它只会带来痛苦和毁灭）的事业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加强战斗以增进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和平和进步而不是走向自我毁灭。”①
①宋庆龄致南京大学梁士纯（休伯特·S·梁）教授，1980年4月25日。梁早年曾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后积极参加中国“工合”等工作。
谁能够说这些问题和品质中有哪一种是已经过时了呢？
＇在北京故居中的怀念＇
要怀念宋庆龄并感受一下她的精神，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她在上海和北京的故居——现在都按原样保存着。两处都有她读过的书、她常常凝视的照片、她用过的物件。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各项设施是她创始和热爱的妇幼工作的最突出的范例。在北京后海北沿46号故居有关于她的一生的最完整的陈列。这里目前也是宋庆龄基金会的会址，该会在海内外资助下正开展新的儿童工作。这个基金会的研究室规模虽小，工作却很活跃，它收集有关宋庆龄的资料并开展研究。从事类似工作的还有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以及“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的研究室。
本书的一部分原稿就是作者在后海北沿46号完成的。有一些情况和材料在别处是不可能了解到的。
故居的工作人员告诉本书作者，几乎直到她病重之前，她每天都要在那很大的花园里散步。尽管她的腿不好并常会失去平衡，她总要自己走，不要任何人挽扶：“谢谢你，我自己能行。”甚至用拐杖也是很勉强的。
花匠说，他总是把新的盆花放在花园各处，以吸引她多作些运动。她有时会问：“我可以摘这朵花吗？”有一次他回答：“当然可以，这些都是您的。”她说：“可是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呀！”
花匠回忆说，“她懂养花。只要能动，她就自己种。她很会扎花束和瓶中插花。”花匠常常走在她身边或后面，万一她摔跤可以护持。有一两次她摔了交，他把她扶起来，她总要说：“我给你添麻烦了。”
她爱鸽子，每天亲自喂它们、看着它们。她会学鸽子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就都飞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几乎要被迫“处理”掉这些鸽子。但它们活下来了，她也活下来了。
她去世后，这群鸽子还留在花园里，总共有100多只，常在过道上吃食，在天空中组成美观和充满生气的队形上下翱翔。
有一天是儿童节。本书作者在写作间歇中到园中散步。平时十分清静的园中这时到处是笑着叫着的小学生，现在这里成了孩子们的天地了。（听说每逢儿童节就会有1500名小学生来参观游览。）他们荡秋千，在山坡和假山上跑来跑去，像《西游记》里孙悟空在花果山上那一群小猴似的尽情嬉戏。在古树绿荫、亭谢红柱及花坛彩色之间，小眼睛在闪着光、小辫子在快乐地晃动。
这里曾经是清朝的王府，当年在这里住着的是贵胄子弟，有师傅严格管教，为了要把他们培养成绝少数统治者的坯子，但他们因为天生是尊贵的，所以心底里看不起这些师傅——事实上对任何人都看不起。同这些贵胄子弟相比，眼前这些孩子是多么的不同！
同旧中国那些通常是满身疥癣、满脸鼻涕、面黄肌瘦的穷苦孩子相比，眼前这些孩子又是多么的不同！旧中国的穷孩子命定要为沉重的劳役、战争、卖淫、饥饿所吞噬，他们受不到教育，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永远处于绝望的境地。
在20世纪中，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尽管它目前还是面临着那么多的问题。在新世纪中，等待着这些新一代的将是怎样的未来呢？虽然未来将不会是轻松的、甚至可能是艰难的，但没有哪一代的中国儿童象今天这新一代那样具备了优良的条件去面对它。
在这样沸腾、欢乐的新生活里，安息中的宋庆龄将会感到何等忻慰呢。
译者后记
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组织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荣。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20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
爱泼斯坦在序言中说，“她（宋庆龄）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这就是这部传记的翻译工作颇为艰巨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尽管本书大量“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并且本书作者是用英文来叙述和描绘中国和宋庆龄的，读者在本书中文版里所认识的宋庆龄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有着国际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努力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实于原文。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达、雅”的要求来进行本书的翻译的，即：力求正确地、充分地、明白地、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并尽可能提高译文的文字水平。当然，这只是我为自己悬的鸽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所能说的是，我已在主客观条件和近两年时间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这方面，作者的勤奋、谦虚和一丝不苟为我树立了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因为宋庆龄的许多作品原来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当时和以后出现的中文本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文体不一、版本歧出、讹误脱漏、译名混乱等。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校核订正是目前恐无条件进行的浩繁工程。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据最有权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新的宋庆龄文集正在编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带在此说明，凡本书提到的所引用或参考的中外书籍（不包括刊物）已编成书目列于书后，所以在注释中都只写了作者和书名。
书后另一附录是人名、地名、专名的汉英对照词汇。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属于常识范围的名词如华盛顿、伦敦、《圣经》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读者查阅。许多人名的中译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广泛的或符合标准的译名，在对照词汇中列出其他我所见过的中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