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下的评说》目录
看 宏 观
◎当夏天来临时,秋天还会远吗()
◎如何使用四万亿()
◎保增长的中心是保民生()
◎别把“保八”的经念歪了()
◎民富才能国强()
◎罪不在市场()
◎警惕沉渣泛起()
◎好大的口气()
◎把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好不好()
◎重温经济独立()
◎不能以补贴促消费()
◎由谁使用外汇储备()
◎健康不能靠吃药()
◎掌握开放的节奏()
◎救经济先救信心()
◎消灭城乡差别之路()
◎能埋葬凯恩斯主义吗()
◎经济学家要学胡适()
◎中国智库缺钙()
看 事 件
◎创业板险上加险()
◎绩效工资之忧()
◎白酒该不该涨价()
◎“绿坝”为什么不受欢迎()
◎增税与禁烟()
◎再反“包办婚姻”()
◎水涨价是实践科学发展观()
◎医改重在落实()
◎芭比娃娃之路走不下去了()
◎乙肝免检与平等()
◎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对策()
◎驯洋马难()
◎股权激励水土不服()
◎在德国吃猪肉()
◎我们不能补贴富国()
◎在低成本与高科技之间()
◎政府该救民企吗()
◎机会在哪里()
◎海德堡的启示()
◎从通用破产看保护工人()
◎别迷信名牌大学()
◎跑不了的职业道德()
看 历 史
◎中国式诚信的利与弊()
◎从商与做人()
◎开放才能与时俱进()
◎有压力才有创新()
◎大灾中的晋商()
◎成功转型的宁波商帮()
◎夹缝中的粤商()
看书
◎革命尚未成功
——《中国改革30年》()
◎克鲁格曼其人其书()
◎经济增长与企业家本位
——《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
◎权力经济与资本主义不相容
——《中国经济史》()
◎重写经济学史
——《经济理论的回顾》()
◎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企业家阶层
——《跌荡一百年》和《大商人》()
◎解开斯密的中国之谜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讲道德的书为什么“火”不起来
——《道德情操论》()
◎经典永不过时
——《美国货币史(1867—1960)》()
◎“科学地”造假
——《统计数字会撒谎》()
◎别把《*》当黄书
——《食货*》()
◎文明古国的现代化历程
——《不顾诸神》()
◎学会应对“黑天鹅”
——《黑天鹅》()
◎亲历者说
——《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
真相》()
◎吃巧克力,学经济学
——《巧克力经济学》()
◎解释非理性行为
——《怪诞行为学》()
。 想看书来
《舞台下的评说》前言
世界是个大舞台,各色人等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着不同的悲喜剧,不过主旋律还是经济。我已经退休六年,也早已经离开了这个舞台。不过作为一个看客还在兴趣盎然地观看各种演出。看得多了,便有一些想法,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
尽管我早已不演出了,但看戏也难免有心潮澎湃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过六旬的人,有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深感这是一个中国历史转型的年代,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辉煌的时代有大喜亦有大悲。退下来,不去演出了,看别人演出,似乎更冷静了一点,客观了一点。总希望舞台上的演出更为精彩,所以,想把各种想法写出来,供演出者参考。
我的观剧感想包括了四部分。“看宏观”是对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一些评论与分析。我不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或参与者。对全局还是缺乏了解的,仅从自己的个人角度去领悟各种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不同的个人综合起来,就是整体的认识,个人的看法也许有偏颇之处,但说出来与大家交流,如能引发别人的一点思考,也就有用了。“看事件”是对一些事件的评论,因为自己属于百姓中的一员,所以关注的,无非是各种或大或小的事情。这些事件都与我们息息相关。“看历史”是对过去的思考,主要还是围绕我感兴趣的商帮文化问题。“看书”是一些长短不等的书评,退下来以后看书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看到好书总想向朋友推荐一下,我知道,正在演出的人很少有闲工夫读书,但愿我的书评能为他们的阅读提供一点参考。
把这些感想写成文章并集为一本书,是为了舞台上的演出更精彩。“众人拾柴火焰高”,我这也算是给舞台的演出拾一点柴吧。
这些文章主要是今年发表的,也有去年写、今年仍未过时的。我发表文章的几个主要阵地是《周末画报》、《北京晚报》、《中国新闻周刊》、《上海书评》。感谢这几位刊物的编辑林梓芳女士、吴楠先生、陈晓萍女士、张明扬先生。特别感谢我的读者,因为有他们支持,我才能退而不休。
2009年11月10日怀柔陋室
当夏天来临时,秋天还会远吗
2008年,一场寒风席卷了神州大地,衰落的秋天来临了。企业倒闭、民工返乡,经济低迷。回顾一年前,还是一派繁荣的夏天,怎么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如此巨大之变化?有论者把这种变化归咎于外部环境,是来自境外的寒风——美国金融风暴,引发了这种突变。这场寒风的确有影响,但它充其量也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给我们的经济雪上加霜,引起季节变化的还在我们这片大地上。
夏季的时间太长,也太热了,秋季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前些年的经济过热才是引起这次经济秋天的真正原因。经济过热的标准不是增长率的高低,而是潜在GDP与实际GDP的关系。潜在GDP是一个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能实现的GDP,它表明一个经济的潜力。实际GDP是实际上所生产出来的GDP。如果潜在GDP与实际GDP相等,表明一个经济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经济处于理想的正常运行状态。如果潜在GDP大于实际GDP,经济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那就是经济紧缩。但如果潜在GDP小于实际GDP,经济的发展超出了潜力,资源超利用,就会引发经济过热,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过热,首先要确定中国的潜在GDP,即中国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对于中国的潜在GDP,向来众说纷纭。但我认为,还是政府的标准正确。*总理在每年的“两会”上,都要提出增长率目标。这个目标根据的正是对潜在GDP的估算。这些年来,他提出的增长率目标从来没有超过8%。2007年尽管实际GDP增长率达到,但他仍然把2008年的增长率确定为8%。这表明中国的潜在GDP每年增长率是8%。但实际增长率,从2003起就达到了10%以上,以后逐年递增,到2008年,达到超过潜在GDP近50%的。这时连政府也认为经济是过热了。
经济是不是过热,还要看这种高于10%的增长率能否持续下去。有些经济学家预言,这种高增长率可以再维持十年,甚至二十年。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经济增长取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即社会有需求,而生产能力又充分。但从现实中看,高速增长其实已没有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支撑。
先看总需求。拉动经济的总需求指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国的消费需求一向不足。当美国的消费占总需求的68%时,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50%左右。而且,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启动消费市场,尤其是农村消费市场,但实际上总是“启”而不“动”。其根源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如今基尼系数已达,而且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每年约上升个百分点。无论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如何,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不容否定的现实。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富人的消费倾向(收入中用于支出的比例)低,穷人的消费倾向高。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消费增长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早在《通论》中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人们有钱也不敢用。这两个引起消费不足的背后原因是制度造成的。改变制度,提高消费水平并非一日之功。农民收入翻一番也要在2020年之后,那么,如何能在短期内增加消费?
过去我们的增长主要靠的是投资和出口,但投资和出口的增加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投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和城乡改造投资,在发展初期是拉动经济最主要的因素。但这种投资要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这些年我们的房地产发展太快了,这就使以后很难按这一速度继续增长。另一种投资是企业固定投资。这种投资过去也相当快,甚至形成生产能力过剩。早在几年前,发改委就认定钢铁、汽车、家电等12个行业生产能力过剩达到20%—25%。正因为投资过快,国家前几年的政策一直是控制投资过热。在经济发展初期,依靠低成本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规律。但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出口毕竟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本国工资上升、汇率上升,国外反倾销加剧时,这种出口必然难以保持高增长。
三匹拉车的马都拉不动了,经济这辆车当然要减速。与总需求相对的是,总供给也难以增加了。一方面,在高速增长中,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扬。国外有一句话是“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贵”。这买的东西主要是原材料,想想铁矿石、石油的价格上升,这些都是中国大宗进口的。原料价格上升到企业难以承受的程度,增长就无法维持原来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论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新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影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或者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当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仅仅靠投入的增加实现增长。迟早都会出现收益递减。而何时递减那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2007年,中国的增长的确是达到了极限,那个“夏天”不平凡,经济的确太热了。当然这种过热也必然反映在许多方面。首先是通胀加剧,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正是经济过热的结果。流动性过剩和原材料价格上升都是经济过热的结果。而这两者正是通胀加剧的原因。其次是股市暴涨,有亿人投身于股市,股市上升像脱缰的野马,其推动力也在于经济过热。第三是房价上涨,有些城市的房价甚至逼近或超过东京、纽约这些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城市。这当然高得不正常。最后是人民币汇率上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所有这些指标都超出了正常上升的情况,不是经济过热是什么?
经济不会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一直高速、稳定增长,总是在波浪起伏中前进的。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总会有结束的时候,无非是用什么方式结束。这正如自然界一样,夏季之后秋季和冬季肯定要来的。经济周期,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规律,任何一种经济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理由可以例外。在规律面前,我们并没有特权。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有拐点,这不是神机妙算,是常识。
我们不否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应对危机首先要从内部找原因。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内因是主要的,外因往往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句话也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问题的指南。夏天来临时,秋天便不会远了,记住这一点才能临危不惧,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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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四万亿
中央拿出四万亿刺激经济,地方政府甚至计划拿出18万亿。无论最后拿出了多少钱,重要的在于如何使其有效率。
经济学家把钱的用法分为四种:为自己用自己的钱、为自己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用自己的钱,以及为别人用别人的钱。其中效率最高的是为自己用自己的钱,效率最低的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财政支出就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支出是不可缺的,所以就要研究用什么方法来提高为别人用别人的钱的效率。
提高用钱的效率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当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个收益就不仅仅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对整个社会长期的影响。这次支出的钱有些是为民生的,如补贴低收入者或建设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收益不好计算。但还有一些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极为重要。过去有些政府投资,如在一些并不发达的地方修机场或建磁悬浮列车,项目本身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对当地经济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这些政府支出的项目说得客气一点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无效率,说得严重一点是官员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人民的血汗。即使这些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增长,也绝不能再搞。
这次政府支出的投资应该保证两个原则。一是保证能实现项目的收益大于成本,不能搞那些长期亏损,甚至要政府财政没完没了补贴的项目。二是在长期中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建一条高速公路即使在相当时期内无法收回利润,但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当你用自己的钱投资时,没利的事情是不会做的。用政府的钱、人民的钱,也要有这种精神。当然这个“利”可以从广义来理解,包括直接赚的钱和间接的社会利益。
要保证为别人用别人的钱有效率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配合。制度决定人行为的方式,有什么制度引导,就有什么结果。为了保证政府财政支出有效,必须坚持两个重要制度。一是严格审批制度。上什么项目,不上什么项目,要进行科学论证,绝不能由官员拍脑袋说了算。在项目的审批上要建立严格的程序。各地上的项目要由中央进行统一协调。有些重大项目还应该由全国人大批准。二是对决策和执行的各级官员实行激励…约束机制,让他们用别人的钱时像用自己的钱一样负责。政府支出项目的效果可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之一。对于作出错误决策,执行又不力的官员要给以严厉的处罚。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绝不能“重”贪污,“轻”浪费。
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四万亿如何支出,也都寄希望以用这些钱战胜经济困难。只有使官员在使用这些钱时和使用自己的钱一样负责,这四万亿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迎来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春天。
保增长的中心是保民生
2008年的经济困境使得在短短几个月内,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初,宏观调控是“双防”(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不久,变为“一保一控”(保增长,控物价),后来又明确改为“一保”(保增长)。但必须明确的是保增长不是为增长而增长,保增长要围绕一个更为基本的目标:民生。
在过去,我们把增长率作为经济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忘记了增长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盲目追求高增长率,造成在高速增长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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