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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不保证一定的增长率就无法避免更大规模的失业。但是，以保民生、保就业为中心来保增长与为保增长率而保增长还是有差别的，相应的，保增长的手段也有所不同。
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不同。有些部门对增长率贡献大，但对就业的贡献就要小一些，如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有些部门对增长率的贡献并不一定大，但对就业的贡献却要大些，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与劳务部门。我们以保就业为目标来促增长就是要扶植后一类部门的企业。在选择扶植的重点时，应该以就业而不是以增长率为目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就业永远是难题，也永远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
经济衰退也往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时机。当经济增长快时，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些企业对民生的不利作用往往大于有利作用。它们大量消耗稀缺的资源，虽然有了短期的高增长，但并不利于长期的增长，它们所造成的污染，恶果往往是长期的，如钢铁、化工等行业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无论它们对增长多重要，都不能再扶植 。它们活不下去，就让其自然死亡，活下来的也要限制其耗能和污染，促使其达标。
保就业、保民生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增长。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政府不仅要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增长，而且，要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是不仅要用财政支出保增长，而且要用财政支出来完善社会保障，尤其要对那些由于企业破产而失业的工人给予生活保障。政府增加的财政支出不能全用于保增长，还有一部分要用于社会保障。二是政府要加大保证再就业的支出。这种支出不是帮助企业，而是用于工人培训，提高工人的技能。与其保证他们低收入的工作岗位，不如使他们增强在高收入岗位就业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对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高以及收入增长都是“一石三鸟”的。
在考虑当前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要只盯住增长率，而应该从民生的角度来综合考虑。仅仅可以保增长，而不能保民生的事，还是少做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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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保八”的经念歪了
“老和尚的经是好的，但被小和尚念歪了。”这是老百姓在形容中央的政策被某些地方官员歪曲理解并执行时的一个比喻。不幸的是这次中央“保八”的经又被一些小和尚念歪了。
针对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中央的政策是“促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目前的经济困难部分来自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上半年出口减少近四分之一，“促内需”就是要把增长的动力放在国内的需求上。而且“促内需”也是我们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的稳定繁荣不可能仅仅依靠外需。现在我们的对外依赖率（进口＋出口／GDP）高达60％。这种情况短期内还可以，但长期便很危险，早在这次经济困难之前，中央已看到了这种高对外依赖率的不稳定性，提出逐渐把对外依赖率降到25％左右。“保增长”和“调结构”都是目标。这两种目标就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即不仅增长率要高，而且经济结构要合理，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不能忘记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只有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才能实现长期中的稳定增长。
但是到了地方，有些人就把这九个字的精神简化为“保八”，而且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这一目标。这样做，也许短期可以“保八”，但在长期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目前内需中最不足的是消费。发达国家的内需中，消费占70％左右，而我们仅占50％左右，其中，个人消费仅占35％左右。这种消费不足源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在美国，国民收入的80％成为真正国民的收入，而中国国民收入中只有45％才能成为真正国民的收入。而且，这些国民收入的分配又不平均，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70％，而其余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30％。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当然决定了消费不足。它的形成有制度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用补贴的方法刺激消费，如提供购买家电或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且不说这种做法中的不公正——能够买家电或换车的人大多不是低收入者，就是这种做法见效了，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不利。家电、汽车都属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对这些行业重要的是“调结构”——实现自主技术和品牌创新，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只去促进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让它们保持，甚至扩大生产能力，这样能实现调结构吗？以后不是会出现更多的过剩吗？
消费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刺激投资便必不可少。一切投资都可以实现“保八”，但绝不是一切投资对经济都有利。比如现在投资于兴建机场，的确有利于眼下的“保八”，但过去已有许多长期亏损经营，利用率相当低的机场，难道我们为了“保八”还要兴建这样的机场吗？过去我们有不少浪费的投资，难道为了“保八”我们又要匆忙进行这种投资吗？这次有些地方的一些投资项目就是这种浪费性投资。并不是支出了4万亿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重要的是把4万亿用于什么投资。4万亿的投资绝不能仅仅着眼于眼下的“保八”，而应该更多地考虑投资的长期效益。
还有一些地方，为了“保八”，投资于一些污染性大、破坏环境的项目。实现和谐发展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和谐就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过去个别地方曾喊出了“宁可毒死，也不穷死”的口号，引进污染项目发展经济。中央对这种行为是坚决制止的——环保部2004年曾关停了一批不利于环境的水电项目就是明证。但在“保八”的口号下，一些地方这种不考虑污染和环境只求增长的现象又有点死灰复燃的迹象。以“保八”为借口去破坏环境，造成污染，绝不是“保八”的真谛。
保增长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货币政策宽松到什么程度则值得考虑。2008年全年央行确定的贷款为8万亿，但实际上上半年已贷出去万亿。8万亿的指标肯定要突破了，经济中货币供给（M2）的增长已达23％左右，突破了原来计划的17％。货币政策如此宽松，让人不得不担心通胀问题。如果“保八”的目标实现了，又出现了通胀，绝不是什么好事。通胀出现，下一轮又要紧缩，经济不就成了过山车吗？
“保八”问题不大，但现在我们应更多考虑这个“八”的质量，以及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小和尚把老和尚的经念歪了，往往就在于只看今天，不看明天，得其毛皮而未解其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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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才能国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但高速增长背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消费不足。1952年，中国的个人消费在GDP中占69％，与当年的美国相近。但在1978年，这一比例下降至45％，1992年下降至42％，2007年，又下降至3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始终在70％左右。
有人认为，我们的消费低是由于国人有节俭的美德。节俭是否“美德”暂且不论，但节俭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节俭是贫穷的结果，中国长期的贫穷造就了国人节俭的传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节俭的确可以促进发展。东亚国家的经济兴起就与节俭相关。然而，发展经济的目的仍然是消费，即全民福利的增加。一味节俭，经济发展就只能由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投资是有限的，一方面基础设施、城市改造和房地产投资要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如果没有相应的消费，会形成产能过剩。投资不可能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出口完全取决于世界市场，受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我们无关，但却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经济学家都认为，消费是一国主要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消费不足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消费不足并非国民不愿意消费，而是他们没钱消费。美国的国民收入，80％由国民所拥有。在中国国民得到的国民收入仅有45％，其余的归政府与国有企业获得。美国政府得到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又以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形式再分配给了国民。2007年美国的财政收入为万亿美元，其中万亿美元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而同年中国财政收入的万亿人民币中，只有6000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其余的用于政府支出和投资。换言之，美国的国民收入用于富民，而我们的国民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强国。
当然，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当经济开始发展时，把较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强国也是必要的。但强国并不必然以民穷为代价，而且，只有首先富民，才能真正实现强国。强国的基础在于GD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不在于分配。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既强国又富民。发展是强国富民的关键，而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消费。消费取决于国民的消费能力，而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让国民先富起来，使他们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这就会带动经济更快增长。经济发展了，GDP增加了，国防力量加强了，国家自然就有了“硬实力”。同时，国民的收入增加了，教育水平提高了，文明程度提高了，国家也有了更强的“软实力”。
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国民的富足。历史上那些貌似强大而国民穷苦的国家都不是真正的强国。苏联当年军事、空间科技水平足以和美国抗衡，似乎强大得很。但它把资源都用于强国，国民极为贫困，生活水平低下，最后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瓦解了。从现在来看，当年苏联的强，仅仅是纸老虎的外强中干，民穷就没有真正的国强。古罗马、奥匈帝国，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康乾盛世，都不可一世地强大过，但今天哪还有一丝痕迹？以富民而强盛者才有长治久安，以民穷而强盛者，只有瞬间的辉煌。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统治者往往当事者迷。长期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所以统治者强国的欲望就特别旺盛。但他们并不了解，国家弱小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穷困。所以，他们的强国手段无非是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与强国直接相关的事业（如军事工业或重工业），或者用税收等方法把国民收入更大的部分控制在政府手中。发展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在现实中往往变成了“只生产，不生活”。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观点：“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最终引起消费不足从而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历代的统治者只有强国梦，而没有富民梦，这就使强国始终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
我们现在遇到的经济困难也在于重强国，而轻富民。如何使国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好在中央已推出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如到2020年使农民实际收入翻一番，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新的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等等。当这些政策真正见效时，我们就可以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了。
罪不在市场
一场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搅动了思想界一潭风平浪静的水。据媒体报道，西方世界再次兴起《资本论》热，似乎又一次敲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美国人在渴望社会主义。这种宣传即使不是无中生有，至少也是夸大其词。但在危机中，各国都求助于国家干预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场危机真是市场引起的祸水吗？我们先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看起。
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起源不是市场调节，而是政府干预。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繁荣最长的时期。如果只是由市场来调节，繁荣之后必有衰退，进入21世纪经济就该放缓了。然而，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美联储在2002—2004年间实行低利率。这就刺激了房地产泡沫，房价上升、房子盖多了，出售成了问题。于是房地产商就想到那些没房的穷人。按正常的房贷条件，这些人没有资格和实力。他们只好放松房贷条件，让穷人贷款买房。这些人就是次贷者。次贷者进入房地产市场，使泡沫更大。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这些次贷又被证券化，变为证券进入金融市场。由于房地产热，这些证券也热销。由此可以看出，发生危机前的房地产热和相关证券热并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引起的。
2004年之后，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这种泡沫的危险，为了消除流动性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膨胀，美联储又连续十几次提高利率。房地产泡沫被捅破，价格下跌。次贷者无力偿还债务，次贷危机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可见引发这场危机的仍然是政府的政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发经济成与败的“萧何”不是市场，而是政府。
完全市场经济下也会有危机。自从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后，危机就每隔数年发生一次。过去我们把这种危机看成“瘟疫”，是绝对的坏事。现在看来，这种危机是完全正常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经济也不会一直持续增长。经济有了危机表明需要进行某种调整。在市场经济下，经济问题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强制实行调整。所以，每次危机的结果不是市场经济的终结，而是使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健康。
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太严重了，被称为“大萧条”或者“大恐慌”，于是出现了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本来过分严重的危机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由政府用政策缓解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这却使人们迷信于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由凯恩斯本人的应急措施变成了常规使用的手段。政府喜欢用这种手段刺激经济繁荣和防止危机。政策刺激的确可以使经济繁荣，但后果并不好。这如同运动员可以用兴奋剂的刺激来取得好成绩，但其不良后果很严重一样。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政策，当时效果的确显著。但在70年代却引起了滞胀和债务危机。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经济的刺激也实现了长达十余年的繁荣，但这次金融危机就是这次繁荣的恶果。崇尚政府刺激交替使用扩张性与紧缩性政策比市场自发调节引起的经济波动更大。
市场经济的确有缺陷，需要政府调节来补充。市场经济正常运行需要一个法治的环境，也需要有市场无法充分供给的公共物品与劳务，这些都要由政府提供。更重要的是市场是以人利己的动机为推动力的。利己就产生了贪婪、私欲膨胀、金钱至上等不利于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邪念。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商、金融商私欲膨胀的结果。对于这些邪念政府要加强监管，因为监管市场主体的行为是政府的职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于政府监管不力，放任次贷蔓延，放任金融机构的证券化创新，贪婪最后就演变为金融危机。
刺激经济是政府不该做的事，监管是政府该做的事。当政府把精力全用于刺激经济，今天想扩大财政支出，明天又想